高校校友捐赠渐成趋势，但开展投资的大学基金会不到1/3

校庆日，捐款时。

从千万元到1亿元，10亿元，纪录一再被刷新。

日前，上海遂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大学签约，正式宣布向浙大教育基金会捐赠11亿元人民币。这打破了去年9月由电子科技大学校友熊新翔创造的向母校捐款10.3亿元的最高纪录，成为国内高校获赠的最大单笔捐款。

校友作为一类特殊群体，一直是高校办学资金的重要供给方，也是高校最为倚重的募捐对象。近年来，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有关政策的鼓励和支持，使一些高校在校友捐赠方面颇有收获。校友单笔捐款数额越来越大，受关注度越来越高，有多所学校跻身中国大学校友捐赠“10亿俱乐部”“亿元俱乐部”。

巨额捐赠被世人津津乐道，还在于它能让一所大学的社会声誉和排名得到提升。在“985”工程大学三期评价指标体系中，也新增加了“学校获得的捐款在学校经费中所占的比例”这一指标。

中国高校社会捐赠的春天真的来了吗？

将校友捐赠作为长久事业

“国内高校一般只在逢十的校庆年能获得比较大范围的校友捐赠，平时捐赠来源仅限于少数富豪校友。而美国许多高校的年平均捐赠率一般在20%以上，一些高校甚至高达60%以上。”云南大学教授罗志敏告诉记者，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校友捐赠率很低，高校在校友捐赠方面仍有很大的距离和发展空间。

就捐赠额来讲，根据美国资助委员会（CAE）和中国大学校友网的统计数据，我国高校最近26年间，共获得校友捐赠230亿元人民币，远不及美国在2016年一个财年获得的、校友仅以个人名义捐赠的99.3亿美元（不包括校友以基金会、企业名义的捐赠）。单就处在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排行榜首位的清华大学而言，其26年来累计获得25.29亿元人民币的校友捐赠，还是远远低于哈佛大学2015年一个财年6.5亿美元、仅以校友个人名义的捐赠。

“从目前情况来看，中国一流大学在筹资渠道、筹资制度和筹资文化上，与世界一流大学还存在很大差距。”河北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王硕旺表示，中国一流大学主要依靠学费和政府拨款，校友捐赠在大学运营资金中的比例仅占很小的份额。

“而另一方面，许多精英企业家，更愿意捐给国外高校。”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管理学院副教授莫蕾钰说。

“我们不能因为校友与母校有着天然的学缘关系，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校友总会对母校怀有感情，总会回报母校’。”罗志敏认为，也不能因为我们的一些大学办学历史悠久、校友众多，就天真地想象仅凭其中哪怕一小部分富豪校友就能让学校发一笔横财。校友捐赠率被认为学校对校友“感情投入”后而赢取的“回报率”，校友捐赠是一项长久的事业，而不能仅仅依靠“校庆凑款”这种短线炒作。要从大学生入校的那一天起，关心、呵护他们的成长，做好人才培养工作，同时培养他们的爱校、护校意识以及捐赠意识。

罗志敏建议，在向校友募捐的过程中，高校在自己的校友群中不要搞“捐赠数额多少排名”，捐多捐少都是对母校的一份情、一份爱。对于单笔的大额校友捐赠，加大宣传是应该的，但一定要做到不夸大，更不能以道德绑架的方式让校友有捐赠压力。

“双一流”背景下的大学筹款需要战略设计、战略投入和战略行动。浙江大学中国科教战略研究院教师林成华提出，应该优化筹款管理，改善捐赠体验。比如，推进“数据驱动”的筹款管理平台建设，对“需求导向”的捐赠流程管理优化，加强“结果导向”的捐赠项目绩效评估。

以专业水平进行捐赠管理

“吸引国内外捐赠的能力将成为影响我国大学全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而吸引捐赠资源的能力则取决于组织筹款与捐赠管理的专业化与治理水平。”北京语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副教授余蓝表示。

国外一流大学吸引各路企业、富豪慷慨解囊的秘诀在哪里？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注重经营与校友的关系，将其作为长期的感情投资，同时辅以专业化的操作。

罗志敏向记者介绍，打开美国任一大学的网站，其首页上大都有类似“Give”这样的捐赠专区，告知访问者该校有哪些机构和项目需要捐赠以及如何捐赠。有关捐赠的接纳、税收减免、管理、使用等都是公开透明的。此外，还为捐赠者提供细致入微的服务和帮助，尽量降低捐赠者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

由于缺乏完备的捐赠制度和配套体系，国内一些高校在收到捐款后，往往未及时公布去向、如何使用、有无审计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校友捐赠的热情。

在资金使用方面，中国高校常常将校友捐赠用于硬件建设，如盖教学楼、建实验室或运动场馆等。王硕旺表示，而国外一流大学通常有完备的校友捐赠基金管理制度。校友所捐款项大多以留本基金的形式流入“基金池”，学校聘请专业的金融家负责资本运营。学校通常将基金红利用于学生奖学金资助、优质师资招聘、硬件设施改造等方面，很少动用本金，这就确保了校友捐赠基金的可持续增长。

“‘双一流’建设，仅仅靠政府资源是不够的，也是不现实的。世界顶尖大学都在寻求社会资源，扩大资源渠道多元化，发展大学基金就是走向多元化的重要途径。” 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洪成文认为。

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陈会民介绍，世界一流高校普遍采用捐赠讲席制度，吸引顶尖学者的加盟。我国大学在吸收社会捐赠方面，起步较晚，捐赠讲席制度并未全面铺开，还处于探索阶段。捐赠讲席制度是为精英学者、顶尖教授所设计的，获得捐赠讲席与奥运选手取得金牌一样无限光荣。这一荣誉由讲席教授、大学和捐赠者共同拥有，对潜在捐赠者的捐赠意愿有着积极的影响，非校友往往更看重这种荣誉而进行捐赠。

目前我国大学捐赠基金主要依赖于筹资捐赠，对于投资运作重视不足。调查显示，我国开展投资的大学基金会比例不足1/3。投资金额分布从几十万元到上亿元不等，在通货膨胀和管理成本的压力下，保值增值的目标面临较大挑战。

北京城市学院教师张辉认为，大学捐赠基金开展投资运作不仅是基金会的责任更是其义务，只有通过投资才能使基金保值，而消极管理只能导致基金随时间贬值，影响基金代际公平的长远目标。也只有通过投资，才能使基金增值，为大学发展及代际公平作出应有的贡献。他建议，借鉴国外一流大学基金会的运作经验，通过建立专业团队，优化操作流程，做好全面风险管理，以实现基金运作效益的最大化。

“高校要用好校友捐赠的每一笔钱，要通过高度的财务信息公开，让校友真真切切地觉得他们捐赠的钱花得值。与此同时，对于捐赠资金的募集及使用，高校也要本着不损害办学自主权的这一原则，规范捐赠流程，规避可能存在的风险。”罗志敏说。

（原题为《校友捐赠热 用热捐到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