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年｜87版《红楼梦》30年（2）——初建大观

编者按：今年，距离1987年版《红楼梦》电视剧开播，已有三十载。回首三十年前的“盛况”，真如隔世。澎湃新闻“有戏”栏目分五个章节六篇文章，讲述这部经典作品的沧海桑田，本文系第二章：初建大观。

二、初建大观

电视剧《红楼梦》从1981年底拍板后，直至1983年2月，《红楼梦》筹备组方始成立。

剧组确定了总监制戴临风（1920-2009），副监制中国红学会的秘书长、著名红学家胡文彬先生，总导演王扶林的班子。

胡文彬先生及戴临风先生

当时戴老六十来岁，深入剧组，并与官方斡旋，明明已临近退休，却不作明哲保身之想，顶着巨大的压力将这个项目扶持上马，可谓一身傲骨风度。

王扶林的夫人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曾因一档《红楼梦》广播节目与胡文彬结识，此后拍摄电视剧的过程中，胡老一直都是剧组与中国红学会沟通的主要媒介。

除了他们，电视制作中心主任阮若琳（1929-2010），还有前中宣部副部长、作协副主席、文艺理论家周扬先生（1908-1989），广播电视部部长吴冷西先生（1919-2002）等领导也参与顾问指点。

这段时间，王扶林导演不断研读原著小说，经历了大小无数研讨会，为了组建团队、筹划选角，又拜访了不少文艺工作者、文化名人。

首先是编剧。想当编剧，红学素养毋庸置疑，关键是还要有创作能力。1982年中国红学会第三次年会上，许多专家提议，由写过《红楼梦论稿》和小说《风萧萧》、《黄梅雨》的红学家蒋和森（1928-1996）写剧本。

蒋和森先生立马提笔，每天跟学界研讨，态度滴水不漏，但电视剧马上就要拍了，蒋先生年纪也不小，事务又繁忙，剧本千呼万唤，就是出不来。

无奈，剧组只好把眼睛瞄向更年轻的专家。在胡文彬、蒋和森的共同举荐下，五月份正式确定，由写过电影《谭嗣同》剧本的吉林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刘耕路、北京社科院研究院的周雷、淮北师院青年教师周岭担纲编剧。蒋和森先生则列入编剧顾问一席。

当时刘耕路、周雷四十多岁，正值壮年，周岭却仅有三十岁出头，可是他并不是没有履历的愣头青。他毕业于浙江大学前身杭州大学的古典文学专业，师从红学家蔡义江及古籍研究所教授刘操南，1970年代末就写了不少《红楼梦》研究文稿。1981年，三十一岁的周岭曾以一篇解读贾元春判词的论文，在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赢得满堂彩，颇得胡文彬的青眼。

那时的周岭年轻力盛、创作欲强，又是脂砚斋批注的拥护者，在上级决定对原著后四十回进行改编后，便承担了改写结局的重任。而鲜有创作经验的周雷负责前四十回（但“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一节剧情仍由周岭改写），刘耕路则负责改编矛盾丛生的中间四十回。

其实剧作上，不只有蒋和森顾问保驾护航，后来剧组甚至搬出了这些响当当的巨擘——

曹禺（1910-1996），天津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现代戏剧的泰斗，中国话剧史上成就最高的剧作家，代表作包括《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

左起：蒋和森、王扶林、曹禺、戴临风、王立平（作曲）、胡文彬

吴祖光（1917-2003），江苏常州人，著名戏剧家、书法家、学者，代表作有话剧《凤凰城》、《正气歌》、《风雪夜归人》、《闯江湖》，评剧《花为媒》，京剧《三打陶三春》等。

赵寻（1920-2010），湖北武汉人，剧作家、戏剧理论家、戏剧活动家，主要作品有独幕话剧集《人民的意志》、《生活小喜剧》，戏剧评论集《话剧创作散论》、《赵寻戏剧论集》等。

左一吴祖光，右一戴临风

《红楼梦》剧组一直在组织完善他们的顾问团与制作团队。当时王导根本没有导演过古典名著戏剧，自然不可能孤军奋战，所以，王扶林心知，导演这块，也必须请专家名导协助。

他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越剧版《红楼梦》的导演岑范。然而请了没多久，岑导便拂袖而去了，虽然他没有表态，但王导也明白，对方是对剧组不放心、没把握，不轻易接这个烫手山芋。

好，不泄气，那就继续找电影名导把关指正，以堵住某些悠悠之口。

后来，他们真把当时的金鸡奖最佳导演、北京电影学院院长成荫（1917-1984）请了过来。只可惜成荫先生不久便过世，没来得及看到这部作品的问世，但导演顾问一席，一直保留着他的名字。

影视戏剧领域相关的学者专家，还包括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戏曲艺术研究会会长林辰夫先生（1924-2006），以及文艺评论家、电影美学理论家钟惦棐先生（1919-1987）。

要拍《红楼梦》，只有几个红学家拿主意自然是不行的，所以剧组也不可能绕过权威机构——当时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及附设的中国红学会。

但是时任红楼梦研究所所长的冯其庸先生却希望顾问人选能经过他的同意——这的确很难办到，毕竟红学界争辩乃是常事，由此还衍生了不同学术派别，若答应这个条件，无异于自缚手脚。

另外，时任红学会副会长的李希凡先生也一直不赞同对原著做出改编，他公开表示曹雪芹之所以选择小说体裁来写《红楼梦》，不是用绘画、诗歌、戏曲，就是因为，小说才是最佳载体。

是以最终顾问团与这两位红学家失之交臂，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但冯、李二人后来也加入了《红楼梦》演员的培训班，为其授课解惑，这份功劳自也不能抹杀。

官方机构的两位负责人惜未列席，没关系，还有更为资深年迈的前辈大家们。

1979年红楼梦研究所成立，次年办红学会，推举吴组缃先生担纲会长，当时均设立了顾问团，全是如雷贯耳的红学元老组成——于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那些隐匿江湖的世外高人，都被《红楼梦》电视剧请了进来。

你们一定还记得我们提过昆剧《晴雯》的作者王昆仑（1902-1985），他是江苏无锡人，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主席，也是著名的红学家，著有《红楼梦人物论》、昆曲剧本《晴雯》，由于辈分极高，他同时也是电视剧整个顾问委员会的主任。

王昆仑先生还举荐当年晴雯扮演者顾凤莉加入剧组，作为北京昆剧团的名角，后来她成了导演助理，负责选角、身段培训等事宜。

还有周汝昌（1918-2012），天津人，红学巨匠，著有《红楼梦新证》、《曹雪芹传》、《石头记会真》等，他受胡适影响颇深，为红学研究倾尽一生，可以说，是自有新红学以来的集大成者，是任何《红楼梦》研究者都不可能绕行的一座里程碑。

周汝昌（右一）

吴组缃（1908-1994），安徽泾县人，著名小说家、散文家、古典文学研究家，曾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并历任中国文联与中国作协理事，红学会会长。（不过剧本出版时，吴教授还在顾问名单里，电视剧播出时却不在片尾的顾问席中）

吴世昌（1908-1986），浙江海宁人，著名汉学家、红学家，著有《红楼梦探源》、《红楼梦探源外编》等。

启功（1912-2005），北京人，著名书画家、教育家、古典文献学家、红学家，是清雍正帝的第九世孙，同时也是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顾问，著有《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等，更曾为建国后首次出版的《红楼梦》作注释。

杨宪益（1915-2009），天津人，我国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曾与妻子戴乃迭合译《离骚》、《唐代传奇》、全本《红楼梦》、《儒林外史》等。

他们并不直接参与《红楼梦》剧本改编，但也曾在剧情和人物塑造的研讨中，在演职员的培训中，提供过自己的宝贵学识。

没过多久，另一个难题马上又浮出水面——场景怎么办？

山山水水都好说，中国地大物博，兜兜转转一圈即可。但建筑呢？曹雪芹写大观园，胸有丘壑，里头有怡红院、潇湘馆、蘅芜苑，分列有序，布局有文章。还有宁荣二府、宁荣街，这又到何处找？书中道是“金门玉户神仙府，桂殿兰宫妃子家”，总不能随便搭个摄影棚了事吧？

有人提议去苏州园林取景，但是苏州园林成百上千，却不一定符合曹公原著描写。也有人提议，上海早在兴建一个大观园，就是按书里来的。经过实地考察，这组建筑确实很好，但一来这是旅游景点，若租了拍戏，自然得需要大笔开销；二来这园子也还没有完全完工，不是每个景都能充分满足剧组需求；三来，这大观园跟原著相比，还是有不少瑕疵的，因为原著里的大观园，集江南园林及帝王苑囿特征于一体，如书里的“怡红院”、“潇湘馆”，是“小小的五间抱厦”、“抄手游廊”的京式规模，而上海这里并不是。

综合考量，剧组决定将上海大观园做为取景地之一，此外再新建一座大观园。但问题又来了，国务院有规定，拍戏是不能随便建亭台楼阁、动钢筋水泥的。而且当时上头先拨款三百来万，置景费只有七十五万，要建起偌大大观园及宁荣府，根本九牛一毛。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他们联系了一个企业家帮忙筹资献策，那就是著名戏剧家黄宗江的弟弟黄宗汉，他当时是一个电视机厂厂长，经过多番奔走了解，他终于想到了一个妙招。

他参考迪士尼主题公园、东映太秦映画村，与政府合作，投资兴建影视城，那样日后电视剧一旦大热，自然会带动影视城及周边的经济发展。也就是说，上级的批复及额外的资金，都由地方政府去争取。

这一前瞻性的举措，既解决了政策问题、场地问题，又解决了资金问题，一举三得，后来王扶林拍摄《三国演义》，兴建影视城的思路也由此而来。

87版《红楼梦》剧照，刘姥姥进大观园

大观园最终落户于北京宣武区南菜园，找到了方法，宁荣府的问题也迎刃而解——不久，河北正定县政府联系《红楼梦》制片主任任大惠，愿提供场地及一部分资金，建荣国府及宁荣街。

剧组几番考察，认为正定虽然落后，但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底蕴浓厚，称得上“风水宝地”，于是欣然应允，便严格参照《大清会典》中规定的王公府第的建筑制度，兴建了一座仿明末清初建筑群，是为“荣国府”，府门外又建了一条繁华的“宁荣街”，有“南北海鲜、飞觞醉月”的酒楼幌子， “锦章庆云、杭纺贡缎”的绸缎庄……合情合景，应有尽有。

后来孟飞的《雪山飞狐》、金超群的《包青天》等两百余部影视作品，都曾在此取景。

如此看来，王扶林导演说这部电视剧总投资六百八十万（包含山东潍坊康乐公司及其总经理陈增友集资赞助的部分），可能应该不止。

按欧阳奋强、陈晓旭、邓婕及剧组王贵娥（也是尤氏的扮演者）编写的《宝黛话红楼》一书中，就说是八百五十万。

言归正传，要建造大观园、荣国府，非常人可操刀，剧组请到的这位设计师，正是中国建筑权威梁思成的高足杨乃济先生。1963年曹雪芹逝世两百周年纪念活动，他曾与老师一起参与设计并制作大观园模型，此次加入电视剧顾问团，当真是适逢其会、大展身手。

中间左起：杨乃济、蒋和森、王扶林

《红楼梦》未列明朝代，下笔也如汪洋恣肆、纵横古今，特意混淆，但书中已有钟表、玻璃镜、“哆罗呢”等物，着装特色也是多皮具、多浓艳等，近乎清朝，再考虑到作者所处年代，电视剧便大致假定了明清的背景设定，此后梳什么头，簪什么花，便有了一个大范围的参考系。

其次，曹雪芹出身豪奢，许多服饰器具花样繁多琳琅满目，譬如汗巾，就有白绉绸汗巾、松花色汗巾十几种，这自然对电视剧的服化道、美术等等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剧组不能像现在的许多电视剧动辄阿宝色韩式平眉，他们不断钻研咨询，预先做足了功课。所以，除了上述启功先生等人，我们还看到了——

沈从文（1902-1988），湖南凤凰人，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者，许多人都读过他的小说《边城》，流连于湘西风光和美丽少女翠翠的纯爱故事，怀念那种特有的田园牧歌式的质朴与诗意，但他们不一定知道沈先生的学术成就——他曾在北大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著有《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学术著作。

《红楼梦》原著对服饰描写的用心程度不尽相同，写北静王“洁白簪缨银翅王帽”是梨园装束，姑娘们的打扮就十分细致，衣裙楚楚，负责服设的史延芹女士为全剧设计了两千七百多套服装，沈从文先生的大作功不可没。

《红楼梦》电视剧部分服装一览

王朝闻（1909-1996），四川合江人，雕塑家、文艺理论家、美学家，作品包括《论凤姐》、《审美谈》等，他同时也是顾问委员会的副主任。

朱家溍（1914-2003），浙江萧山人，文物专家、清史专家及戏曲研究家，朱熹的后代，著有《两朝御览图书》、《明清帝后宝玺》等。

前排左一朱家溍，左二杨宪益；中间左一吴祖光，左二李希凡；右一戴临风

请动了这些从民国走出的耆宿出山，意味着当时全中国最顶尖的学术水平坐镇剧组，他们各擅胜场、同赴红楼一梦，不问报酬，不似现在影视作品的“顾问”多挂虚名，他们是真真切切、无私地在贡献着自己的学识及专业意见。这种百家齐鸣、共襄大事的盛况，在过去及以后，恐怕都是绝无仅有的。

让我们记住这些大师的名字吧！可以说，这部电视剧之所以轰动并惠泽后世，因是一群匠人，用他们的匠心及敬畏心，殚精竭虑雕磨所致。

在电视剧播出时，王昆仑、成荫、吴世昌、钟惦棐遗憾作古，未能目睹。长沟流月去无声，时隔多年，到如今，这些老前辈们多已云游天外，目前，仅杨乃济先生一人在世。

本文部分图片来自微信公众号“欧阳宝玉”

本文参考文献：《红楼梦》（百二十回，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再版）/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汇评（冯其庸主编）/欧阳奋强《记忆红楼》/欧阳奋强、陈晓旭、邓婕、王贵娥《宝黛话红楼》/邓云乡《红楼梦忆》/胡适《红楼梦考证》/俞平伯《红楼梦辨》/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冯其庸《冯其庸文集之解梦集》、《风雨平生冯其庸口述自传》、《看电视剧〈红楼梦〉及其他》/吴素玲主编《王扶林电视剧导演艺术论》/刘耕路、周雷、周岭《红楼梦——根据曹雪芹原意新续》/李希凡《宝黛爱情悲剧与黛玉之死——看电视剧〈红楼梦〉所想到的》/胡文彬《梦里梦外红楼缘》

作者言少，微信公众号“言少的江湖”（微信号：yanshaojiangh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