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原王朝到民族国家：时间观与边疆形态的“进步”

王朝时代的“天下”无疑具有极其丰富的含义，是夷夏之间以及游牧农耕之间对立、互动、互融之势的产物。夷夏阴阳二维，缺少任何一方，都不成其为中国。理解中国的关键就是要从这种双向、动态的“势”去把握。天下统合了游牧、农耕二元世界，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具有不同的时空观念，而两种不同的时空观念在历史中有密切互动。时空观念是文明的基本架构，一个社会所有人类活动都建立在一定时空坐标之上，作为文化基本架构的时空坐标维度在近代以前不是普世性的，不同的文明与特定的时空观念体系相联系。游牧和农耕两种文明拥有不同的时空观念，这对两种文明形态诸多方面产生了影响，包括这两种文明的帝国边疆形态具有明显差异。现代文明首先是一种新的时空观念，现代性生长在现代时空观念上，这种现代时空观念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矢量线性和匀质性，所以现代文明都生长在这一时空坐标中。现代世界的时空观念终结了古代游牧和农耕的时空观念，也终结了古代文明可见或不可见的观念和物质形态。在不同文明时空观念差异、时空观念现代转型的角度来探讨疆域和边疆概念，将会更好理解从天下到国家现代转型中的观念层面及具体实践中深刻复杂的变化。

一、农耕世界的循环时间与游牧世界的弥散时间

中原地区地处温带，四季分明，农耕生产方式以季节为周期，时间性极强。农耕文明植根于这种时间性的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祖先崇拜、边界、组织、定居、历史具有重要意义，这些要素中历时性和循环性的时间序列具有明显优势。农耕世界的雏形从公元前2000年以众多诸侯国组成的“国家群”（state complex）形式已经开始出现，并强势向四边辐射。强调时间性的祖先崇拜当时可能已经孕育于定居文明之中。定居生活方式要求从时间序列获取合法性，持续定居耕作于同一空间就说明这一空间是被所有者的权力划定拥有的，从时间序列的祖先获取空间拥有权的合法性是必然的逻辑。定居农耕的决定要素是土地及生长在上面的作物，作物以根固定在土地上，这些都是不移动的，固定的“根性”是农耕的基本特点。每株植物有独立的根，农耕的“根性”也决定农耕文明是倾向于安土重迁的定居社会。而农业生产的循环特性以及对节侯农时的关注使农耕文明发展出各种精巧复杂的时间周期，既指导农业生产生活，也解释天下的循环往复，分合兴衰，也为王朝的合法性提供依据，这就是中原王朝五德转移的政治神学，这是建立在时间循环性基础上的一套学说。

游牧指在年降水量200—400毫米的干旱草原上形成的一种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亚洲草原最早的游牧帝国存在于2000多年以前。游牧地区所处的寒温带冬夏两季，四季不分明，逐水草而居，辗转于冬夏牧场之间，边界是模糊的，部落分合不定，组织的稳定性不强，但游牧方式依赖于广阔的牧场，对广阔空间具有拓展性，空间性占有主导。这种空间性源于游牧是以牲畜而非土地为决定性因素，牲畜是移动的，这种移动创造了空间性的拓展和弥散，由此带来贸易、商业与交换。游牧的空间实际上也是具有动态和静态两种特性：“学术界很早就形成了一种见解：开发人的住所外围空间的圆周式空间(静态的)是定居民特有的原则，而线形(动态的)空间，则是游牧居民特有的原则。然而，未必能够如此清晰划分界线。当研究游牧民族开发空间的方式时，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注意到他们结合了两种原则：圆周式原则（当蒙古包设置在临时驻地时）和线形原则（从一个驻地迁徙到另一驻地的游牧途中）。”在空间转换中，以蒙古包的建立为标志，世界的中心可以在任何地方建立，蒙古包是草原游牧民的宇宙雏形，“游牧民把自己的居室(包括已开发的生产空间)看作是某种中心，其余的全部空间都围绕着这个中心形成几个圆圈。蒙古包是第一个中心圈，在它周围的生产空间是第二个圆圈，栓马桩界外的空间是第三个圆圈(人们常常把客人送到那条人为规定的界线)”。中心在移动中不断建立，不必固守一处，与这种空间拓展弥散结合在一起的就是时间的弥散性和共时性，神话/史诗将时间不断带回原点，重温创世的时刻。游牧帝国的空间拓展植根于他们生活的流动性，以及与这种流动性共生的弥散型时间，游牧帝国一边扩张，一边分裂，新的时间原点不断被创造，新的中心不断形成，逐渐脱离旧中心，而各中心间只有一个大致边界范围，就像蒙古包的圈层，没有清晰的分界，边界处于变动之中。成吉思汗的帝国从扩张到四大汗国形成，并各自独立发展，就是遵循这样的发展轨迹。草原帝国的弥散的疆土形态与其时空观念形态是匹配的。 一旦近代国家形成，边界划定，游牧世界就消失了。现代观念的关键要素是土地所有权，这是对定居与边界的权力厘定。现代国家边界划定，主权确立，迁徙和流动结束了，意味着草原世界的混沌的时间性就转变为现代矢量时间性，神话和英雄史诗就消失了，现代世界以历史的矢量时间性序列厘定边界和主权的合法性，草原帝国弥散的疆土形态被清晰的现代国家边界取代。

弥散型时间的迁徙文明与循环型时间的定居农耕文明形成了对照，前者强调英雄崇拜、神话叙述，后者强调祖先崇拜、历史叙述。英雄史诗和神话本身是一种共时性很强的，讲述者和倾听者在特定场域中共同体验神话创世和英雄伟绩，这种经历因为讲述而被不断呼唤到场，反复被体验，创世与英雄从未远离世界。历时性在这里被平铺到空间性之中，成为一种弥散混沌的时间经验模式。历史叙述正与此中神话叙事形成对比，历史叙述建构了一个理想化的，但又是永远不可回复的疏离的过去，时间序列中的圣王、祖先传统藉此建立。历时性的主导优势使空间性也都被编织到时间的序列中，以取得合法性。农耕文明崇拜祖宗坟茔，家族墓地，风水环境，定期祭祀，这些是建构在时间序列上的空间价值感和权力感，这是时间化的空间经验。祖先进入历史，供奉祠堂，定期祭祀。游牧民族一般是采用天葬，遗体被迅速纳入自然界循环，即使采用埋葬，也可能是从农耕文明学来的，而且祖先坟茔很快淹没在环境中，其标示性不强。祖先被纳入神话，但很少墓祭，辽、金的墓祭是学习中原。两种文明形态时空观念的差异是明显的，“神话的（神圣的）时间和经验主义的时间（历史的、日常生活的）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前者永久停滞不前，后者不可逆转地增长、前进。”

对历史的、日常时间性的忽略，这解释了游牧王朝早期史诗神话发达，而历史的模糊和缺失。乌瑞夫人揭示了《蒙古秘史》的神话特性，这些虽出于参与、目睹或听闻蒙古早期历史事件的当事人的口述，但这些当事人的心智和眼光都是“神话/史诗性”的，这是他的文化习得，他将看到或经历的当代事件以神话/史诗的来理解，甚至把自己和他人也以神话/史诗中的人物来对应，他头脑里已经习得的那一套神话/史诗的“结构”自动地选择和整理了他的经验，而被整理的经验反过来加强了“结构”，这种反复加强的结构会对人们的行动产生影响，人们有意无意地在模仿神话/史诗。《秘史》第129节中出现了一个惊悚的情节：札木合将战俘煮死在七十口大锅里。这和草原文化中的一些特定观念有关，南西伯利亚英雄史诗就有将敌人放在釜具中煎煮的情节，这是当地英雄叙事文学中的一种常见主题，其目的是为了破坏其尸骨以阻挠敌人复活。札木合的行为其实就是在模仿耳熟能详的史诗中的情节。史诗是反历史的，没有矢量的时间性，它通过吟诵、仪式和模仿当下不断回到“原点”。混沌时间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在任何情况下通过仪式回到创世起点，在这种混沌时间中，行动中的人物和史诗中的英雄没有距离。这就是建立起游牧文化的草原“心性”的重要特点。如果以矢量时间为标准，草原心性的时间维度是贫乏的，时间被锁闭在神话/史诗的混沌之中，虽然对四季有理解和感知，但缺乏下文所述农耕王朝发展出来的精巧时间结构。

草原时间计量是简单质朴的，中原人记录了突厥、蒙古、女真民族早期历法：其人以草青为一岁，人问其岁，则曰：几草矣。此外，还有其他自然历法：“在蒙古人和草原居民那里自古以来就有其计时方法：即结合草原分布区的动物活动动态测定时间的方法”，比如，以土拨鼠、熊、狼、狐狸及其他在一年内或一内有定时循环习性的动物为标准测量时间，如以土拨鼠一日行为标示一年时间为7个季节，即当土拨鼠从冬眠状态醒过来时、当土拨鼠的毛色变白时、当土拨鼠脱毛时、当土拨鼠积蓄脂肪时、当土拨鼠的皮毛长到一定长度时、当土拨鼠搜集作巢穴的干草时和当土拨鼠进入地下冬眠时。值得强调的是土拨鼠行为定季节并不是唯一有垄断权力的标准，这些标准可以是狼、狐狸或其他动物的行为，这也是其弥散性时间的一个特点，即没有一个具有垄断权力的标准。这种游牧民族土著的动物历法也出现在《蒙古秘史》中：guran sara，意为“麅子月”，这相当于农历七月，是麅子的发情期。贝加尔湖奥尔浑古突厥碑铭出现arkar ay，意为“大角野羊月”，相当于农历九月，为雄性大角野羊发情期。这是欧亚草原古老历法，成吉思汗扩张前的蒙古人就是使用这种历法。

随着与农耕社会的互动，蒙古人从那里学来了干支纪年纪日，《蒙古秘史》已经采用这种12生肖纪年法。随着帝国的扩张，游牧文化粗放的自然历法已经与帝国不相匹配，中原王朝的历法通过畏兀儿人的媒介作用传递给蒙古帝国，这是一种汉-畏兀儿历法的蒙古改写本，中原王朝的历法由此被蒙古人接受，与此同时被接受的是这种历法背后的循环时间观念、五德天命转移的政治神学、历法正朔颁赐所代表的朝贡制度体系，游牧帝国与中原农耕文明的互动在这一层面显得非常生动。元按中原王朝的方式制定了许多方面精确性上超越前代的《授时历》，由朝廷统一颁定：“授时历进当冬至，太史公舁官近御前。御用粉笺题国字，帕黄封上榻西边”，这是元末士人宫中亲见颁布授时历的场景，皇帝御书蒙古文字于其上，然后颁布向全国。蒙古人接受中原王朝这一套历法体系其实也是接受了这背后的一套天道循环时空观念，与草原游牧弥散型时空已经不同。游牧民族一旦脱离草原，在农耕地区建立帝国，新的生存环境必然会让他们接受另外一套与环境适应的时空观念。契丹人、女真人早期历法知识也很简单，在进入中原建立帝国以后，迅速接受汉地立法体系，制定颁布中原体系历法，结束了部落时代弥散型的时间传统。随着时空观念的变换，疆界观念也在变换，女真人开始强调南部国界的清晰边界，与西夏、南宋勘界划界。西夏也是游牧民族，但建立帝国以后，同样强调清晰边界，现存“金夏界碑”表明两个草原森林民族进入帝国以后时空观念改变导致的疆界观念的改变。我们通常认为天下体系中，无论农耕还是游牧王朝都不会强调清晰国界，但在某些情况下，如辽、宋、夏、金互动对立的情势下，其相接触疆界会强调清晰边界，这是游牧、农耕二元互动的结果，夏与金的勘界划界就是接受这一互动结果。

以农耕为主体的中原王朝由于生产方式决定了这种循环时间性占主导的地位，王朝的时间性体现在将不同周期的时间性与皇权及国家权威联系，其突出表现就是历法。古代的历法是对时间循环周期的一种描述，它是以许多节日、节气等重要时间点联系起来，这些时间点因具有历法、政治或文化意义而被神圣化，不同社会阶层中对神圣时间点的选择是不同的，民间重视上元、清明、端午、中秋等节日节气，宗教信众重视佛诞、中元等节日，而从国家的角度讲，最重视“三大节”，即元正、冬至、圣节。“元正者一岁之始，冬至者一阳之始，圣节者人君之始”，这三个时间点分别代表了历法、天道、君主三者在一个循环周期中的起始点。冬至十月建亥，是古人观念中天道四季循环周期的起始点；正月建寅是王朝颁定历法所规定的一年的起始点；圣节是皇帝的生日，代表皇帝生命历程中的一个新起点。所以这三个时间点分别包含了敬天（冬至）、授时（元正）与尊君（圣节）的内涵，而这三者在强化王权天授的观念上是相通的。唐宋以降，圣节被纳入王朝的时间编码中，通过确定圣节这一神圣时间点，皇帝力图将王权至上的观念纳入时间体系，并通过每年的圣节祝圣强化这一观念，并将其推广到王朝势力所及之处。此外，传统经典还有五运等更大周期的时间循环，这些循环都被赋予神圣性，与王朝的天命密切相关。中原王朝这一王权与时间编码结合的传统可能从殷商时代已经有雏形。

中原王朝具的循环时间取向性有别于草原弥散时间，这种时间虽然脱离了神话/史诗的混沌特性，不能随便回到原点，但其取向仍是周而复始、循环不尽的包含许多周期的圆形，原点会在下一个循环周期的初始时刻出现。这种循环时间与天下同心圆式五服、九服的圈层空间结构相匹配，建构天下王朝的基本时空架构。这与现代进步观念下的线性矢量时间不同，而线性矢量时间是现代世界的重要支点，这种时间观念下原点永远不会再出现了。不同的时空架构匹配不同的边疆形态，天下的边疆形态是一种差序，是一种与中心的地理位置和文化水平的级差关系，不是现代国家与邻国接壤的一条线或一片地区。

二、现代时空观念与民族国家边疆、主权观念

现代世界的民族国家、主权观念和现代线性矢量性时间同时产生，共同构建现代世界的基础。线性矢量时间观念源于西方基督教传统，时间之维确有一个起点（上帝创世），也有一个终点（末日审判），17世纪英国大主教詹姆斯•乌舍尔（James Ussher）认定上帝创世是公元前4004年早上，牛顿预言宇宙在公元2000年终结。从起点到终点贯穿的是上帝的旨意。这样，近代西方世界的殖民扩张都可以在这一线性时间中用上帝旨意加以理解，西班牙人在勒班陀战胜穆斯林、英国打败无敌舰队、美洲发现、大英帝国的全球扩张、五月花号的抵达、美国对印第安人的掠夺等等，都被整合到贯穿上帝旨意的基督教普世叙述中。而这一线性时间的普世叙述尤其突出现代性，modern最初16世纪开始通用，源于拉丁文modo，意指“刚才”，起初modern指“目前”“最近”，18世纪这个词的意思指“更好的”，西方历史学家开始用这个词指自己的时代，以别于过去。随着进步观念的传播，这个词也被赋予评判优劣的标准矣。modern其实是线性时间序列中继上帝创世以外又一个起点，越到后来，这个起点的意义越重大。

英国印度总督柯曾（Curzon）曾自豪地宣称拥有了地球上所有主权中最广阔的领土疆界，在北美与合众国有3000英里的陆地疆界，在印度与俄罗斯、中国等有6000英里的疆界，在非洲与法、德等有12000英里疆界，是地球上最大的陆权国家。正如惠特莱西（Whittlesey）所表达的，随着地理大发现而来的欧洲通过在海外的帝国主义行径获得了一种世界范围的空间感，打开一片广阔可供开发的世界，这就是近代以来西方帝国主义的新型的边疆形态——海外边疆（the overseas frontier）。这种令柯曾自豪的陆权扩张，其合法性源于上述线性矢量时间下的上帝旨意和进步观念，大英帝国的全球疆域由此确立，而新型边疆形态背后是一套新的时间观念。柯曾自信肯定现代疆界划分是一个进步，古代罕见或没有，而东方人本能强烈厌恶一条固定边界线，柯曾认为部分源于游牧传统，部分源于东方人思维不喜欢精确安排。当然，柯曾认为疆界划定是维护和平的手段，是一种现代“进步”，当然他不可能承认这种“进步”的国家疆界是西方近代以来文明的特殊产物，是强加给东方世界的规制。他观察到亚洲国家疆界划分只有在欧洲人的压力下或者在欧洲代表的干涉下才会发生，其潜台词就是欧洲人带来了“进步”。这种强加给东方的“进步”有何效果呢？同光年间，中俄两次划界，将哈萨克部落划分为二，入俄者称俄哈，入华者称华哈（按：当然这种俄哈、华哈是外人的划分，哈萨克人自己没有这种分别）。然界限不清，往往父为俄哈，子为华哈；兄为华哈，弟为俄哈。划界以后，仍不问国籍，往返如故。虽然已经划界，但满清朝廷、沙皇俄国、哈萨克人其实生活在不同的时空体系中，沙俄以现代民族国家的线性的、“进步的”时空观念开拓疆土，天朝残梦中满清正努力理解这种新规则维护自身利益，而哈萨克人仍在游牧迁徙的时空世界中。光绪年间，中俄在西北两次勘界缔约，中国丧失了大片国土，缺乏精确的地图是清廷勘界吃亏的重要原因，传统中国舆图采用记里开方法和传统通俗绘法相结合，虽然由传教士输入了经纬法，但运用不成熟，误差较大，而且离中经线越远，误差越大，地图上差之毫厘，实地可能丧地千里，这使边界谈判非常被动。俄国完全采用新式测绘技术得到的精密地图，在谈判中占尽优势。这是两种空间观念的碰撞，俄国现代精密地图代表的是一套近代科学所理解的空间观念，运用近代地理学成果和测绘技术的产物，中国传统舆图的失败代表了天下时代的空间观念在现代民族国家博弈中的劣势。

美国把在北美的扩张视为destiny（天命），边疆拓展塑造了美利坚民族性格。这种自负同样生成于包含基督教上帝旨意和近代资本主义进步观念的线性时间观念上，如果没有这一观念基础提供的合法性解释，他们很难把剥夺、杀戮印第安人的边疆拓展过程描述为民族精神形成的过程。线性时间观-基督教传统-进步观念-destiny（天命）-美国边疆拓展-国家精神形成，这些看似不相干的领域，其实是从共同时间观念基础上盘根错节生产衍生出来，环环相扣，一同建构了现代世界的普世叙述和深层语法。斯蒂芬·巴尔·琼斯在边疆研究中已经将疆界和文明形态相联系，不同的疆界形态背后是不同的文明形态，而近代以来西方的边界形成也不尽如柯曾所宣称的出于文明进步的契约精神，琼斯深刻揭示了现代国家边界背后的强权政治，“契约可能仅仅是隐藏于强权政治背后的一个表象”。

民族国家历史合法性的追述离不开线性矢量时间提供的简单化处理，排除复杂性和歧义，构筑高度同一、延续的认同。无论游牧世界的混沌时间还是农耕世界的循环时间，共同的特点是没有起点和终点，这是古代没有边界的天下的一个隐喻；而现代矢量时间是有一个起点，还有“终结”，而且时间是匀质的，而贯穿其间的是一系列持续的“进步”，这是外部强调边界区分与主权平等，内部强调历史的持续性和公民的匀质性的现代国家的隐喻。阿希斯·南迪指出，所有大的非历史型社会，现在都有了相当大比例的人口完全受到历史模式的控制，他们不仅想要重写自己的历史，而且还想达到别人历史的高度。现代全球文明中成功的新历史型社会就是摆脱自己一部分过去与现在，或者说，从它们“借来的未来”的视角出发，改写了其他部分。南迪所说非历史型社会应该是指印度、中国等非西方线性时间的循环型或弥散型时间。

东方世界的转型也包括对西方线性时间的接受，以一种非自身固有文化肌理的时间表达和历史书写切割经验，屏蔽一些东西，加入一些东西，以符合现代性的需要。一旦线性时间被接受，毗湿奴大神的梦、永不停息的五德循环、长生天的护佑都结束了，所以这些都要被整合到线性时间的普世叙述中。线性矢量时间历时性地建构起现代民族国家族的匀质性和连续性，现代历史书写“担负起筛选往昔事实的责任，要找出足以造成社会发展路线的潜在逻辑。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新的政治实体——民族——能够体现新的目标”，民族国家很大程度是依托现代时间表达和历史书写建构出来的。而这种现代时间表达是典型的西方经验，包括以近代西方为现代文明起点，普世价值，进步理念等等，我们总能从各种现代经验的表达中提炼出上面这些“深层语法”。而这些被接受为全球普世性经验的深层语法，其实只有在现代时间表达的确立绝对统治以后才有意义。我们很难想象在随时能回到时间原点的混沌时间经验可以理解“进步”“未来”“国家”这样依托生长在矢量时间上的概念，而现代转型的严峻在于对这种非自身经验理解和接受是判断一个东方传统社会成功与否的标准。东亚游牧与农耕两种传统社会中，具有时间性优势主导的农耕社会与现代性具有明显连接、转型的优势，虽然内在不同但毕竟在时间性优势上是一致的，甚至儒家也有近似进步观念的公羊三世说，而民间不断出现的千年王国运动也类似于“未来”观念，这些都一定程度超越农耕文明无始无终的循环时间观念；而空间优势主导的游牧社会混沌时间在与现代矢量时间的连接中缺乏沟通基础，其现代转型中更加艰难。

三、结语

我们生活在由时间、空间这些基本感知架构“切割”后形成的可以理解的世界中，无论宏伟的政治抱负还是普通的日常生活，都是在时空坐标的预设中展开的。从政治的层面讲，国家权力结构和秩序安排的合理性很大程度上就建立在这种预设上面，自上古时代起，古人就从星空的运行中寻找世俗权力的基础，并力图证明帝国权力是这种宇宙秩序的一部分，和日月运行、四季更替一样是上天意志的表现，以此神化世俗权力，从而建立起一套解释宇宙生成演变，论证王朝合理性的政治神学。掌控时间划分规则的权力，是一个文明得以成立并保持影响力的基本前提。近代以来，西方世界的伟大成功之一就是消灭了不同文化对时间多元性的理解和感知，以线性矢量时间观念取得了为时间命名的权力，这种时空特性与进步等观念形态紧密相关，现代民族国家边疆形态就附生在这些现代性的基本架构之上。边疆形态不是现在人们看到的理所当然的那种状况，他们是和某种文明形态联系在一起，是从这种文明形态中生长出来的，是特定文明形态的展开形式之一。尤其是文明形态中具有基层架构的时空观念对边疆形态具有重要影响，归根到底边疆是一种权力位置关系的标识，存在于特定时空之内，反思不同时空文化背景对不同边疆话语形态的形成的影响，有利于我们深入认识这些不同边疆形态和边疆话语理论，并探索其交流、对话和理解的可能性，从一个更广阔和深入的视角探讨边疆问题。

（本文原题《边疆形态、天下的时空传统及其现代进程》，刊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