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故事｜复旦教授陈思和：大学最宝贵的就是一种大气象彰显

“文革”爆发时，陈思和年仅12岁。那时“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他在小学读书时的成绩也不理想，渐渐地，他对知识产生了迷茫。

在一个冬天的清晨里，外公把陈思和从被窝里拉出，将他带到菜市场里，看营业员费力地将包裹着鱼的冰敲碎，同样的动作周而复始。“你看吧，你不好好读书，就和他们一起敲鱼去。”外公大声地批评道。

经此一事，幼年的陈思和知道了读书的重要性，更加发奋努力，在读书的起步期才没有落下。尽管当时街坊四邻被批斗，甚至抄家的事情令他惊恐不已，他也依旧坚持读书，积攒下丰富的知识，使他后来参加高考时能有的放矢。

1978年4月，陈思和顺利被复旦大学中文系录取，毕业留校任教至今，成为当代著名文艺评论家。他总是毫不吝啬地表达自己对大学的爱意，“大学给予我很多方面的资源，最宝贵的就是一种大气象的彰显。也许并不是所有复旦人都能感受这种气象，但如果不进复旦，我可能走的是另外一种道路。”

陈思和在办公室

1978年4月才拿到了通知书

陈思和的办公室里，长约六米、高两米有余的书架上，密密麻麻地堆满各种书籍。这与他的另一身份“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颇为相称。

一头白发的他，说起话来总是带着温和的笑意。“我的生活经历极其平淡，没有上山下乡插队落户，1977年恢复高考，我是第一届考上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的，毕业后就留校任教，一直到现在。可以说是半生都是在复旦校园里度过的。”

陈思和的父亲是一个知识分子，在陈思和刚学会走路时就到西北支援新兴城市建设去了。母亲没有跟随父亲去“支内”，而是被安排到南京路商业局里当电话总机的接线员，这样方便照顾三个孩子。后来父亲突发脑溢血在西安去世，家中重担落在母亲一人身上。

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一时之间，1966年以后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几乎全部前往农村。但是，他的母亲说什么也不愿意让他再出去，便让他留在家中，陈思和就有了大量的时间学习。

陈思和尚未在卢湾区淮海街道图书馆工作之时，便买了十来册的数理化自学丛书，用于自修。他相信未来会有一段文化建设高潮的时期，那时秩序将得以重建，知识的重要性也一定会被重提。

十年过去，“文革”结束，中央下达的第一个跟老百姓有关的措施就是恢复全国高考。在陈思和看来，此举对稳定民心的效果是显著的。“你可以恢复你的学习，然后通过高考来重新学好本领为国家工作，这样就激发了全国的年轻人，‘老三届’加‘新三届’，高中生加初中生，即九批九届的同学一起去参加高考，那个时候不管考得上考不上，很多人都愿意去试试。”

陈思和所在的淮海街道，当时报考的人非常多，大家在一起复习功课，做习题，学外语，节奏紧张，氛围愉快。高考之前，街道让几个退休教师来给报考的同学们做辅导，并且组织了一次模拟考，也正是这次模拟考，让陈思和知道了高考是什么样的。

高考结束之后，他的录取之路并非一帆风顺，1977年高考于12月结束，录取时间是1978年初，第一批发榜的时候陈思和没有迎来好消息。但他坦言当时的心情是极其平静的，之后他很快就又去参加了一个上海市专科学校的考试，并且被录取了。

陈思和认为，第一批高校招生，仍然受到观念因素的影响，主要在工厂、农村和基层上招，“不愿意上山下乡的学生则像一个处理品一样，好像要比其他人低一档。”

过了一个月左右，区招办传出消息来说，政府决定在若干学校内扩大招生。过了没多久，大约是1978年4月2日，陈思和拿到了录取通知书，他成功被复旦大学中文系录取。

其实当时上海考生报考院校时的主要选择是师范类院校，如上海师范大学、上海教育学院等，可以保证将来毕业分配工作时能留在上海。复旦虽名声在外，但是全国统一分配，很多考生怕以后再一次分到外地，反而不敢报。陈思和没有非留上海不可的意愿，加上对复旦一直以来的敬仰和崇拜，他还是报考了复旦并最终如愿。

贾植芳、任敏夫妇与学生（前排左起：任敏、贾植芳，后排左起：李辉、范伯群、曾华鹏、陈思和）

“成为一个自觉的人”

“大学生活对我来说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环，没有大学生活，我后来的一切便都没有了，它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陈思和说，在复旦读书时最幸运的事情，便是遇见了贾植芳先生。在他眼里，贾植芳先生不仅是他学业上的导师，更是他人生的导师。

在陈思和的印象里，贾先生在“文革”甚至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受苦。1952年院系调整，贾先生被调到复旦大学，建立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1955年他受到胡风案的牵连被捕，并被宣判了十年有期徒刑，1965年出狱后放回学校监督劳动，旋即又遭遇了“文革”的迫害。“文革”结束，他从强迫劳动的印刷厂回到中文系资料室，虽然同样是劳动，但待遇要好多了，也自由多了。

尽管当时的身份还不是老师，但贾先生依旧乐于给同学们一些指导。陈思和与他的第一次接触，还是贾先生主动。

那时陈思和和同学李辉每天都要去资料室读书，时间一久，老先生便注意到了他们两个，并指点他们现在所读的书对他们的研究是否有所进益，并时不时推荐一些好书。

著名作家李辉也很感念这段相遇。

“晚几个月也许就碰不到他了，因为他（平反了）要带青年教师做事情。”李辉一度觉得，“他好像受难的20多年，就为了等到我们两个人。而我执着地要到上海来，想看看新世界，实际上就是为了看他。”李辉说。

后来贾先生带领中文系教师主编巴金研究资料集，缺少外文翻译人员，便找了当时正在研究巴金著作的陈思和和李辉帮他翻译文章。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陈思和见识到了那些和国内大相径庭的外文研究，研究思路也由此打开，和贾先生也因此熟悉起来。

与贾先生相熟后，陈思和和李辉在图书馆关门之后，经常会到贾先生家里去，三个人喝喝小酒，吃点小菜，天南地北地聊着，直到凌晨一两点才会想到要回学校。也正是每晚的思想碰撞，让陈思和慢慢地认识到了现代文学的魅力。陈思和曾说：“是贾先生带领我走进了现代文学领域的大门。”

贾先生经历过四次入狱的人生起伏，却性格开朗，胸襟坦白，硬硬朗朗地活了一辈子，令陈思和十分欣赏。贾先生为人正直，即使在身陷囹圄之时，也依旧在大是大非面前遵守自己的原则，他经常说：“他的一生就是要把‘人’字写端正了。”

“我这一辈子走的路，就是我自己会引导自己，怎么样去做一个最合理、合格的人，做一个对社会有自觉的贡献的人。”陈思和说，自己能成长为今天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就是来自于贾先生的影响。

文学批评之路的源起

1978年8月，陈思和的同班同学卢新华写了一篇小说《伤痕》，控诉了“文革”带给青年人的心灵创伤。小说写出来之后，便张贴在了学校四号楼的墙壁上，引发了热烈广泛的讨论。

中文系为此专门召开了讨论会，许多老师也参与进来，有的人支持，有的人反对。“他们当时的思想还比较‘左’，认为小说写得太悲观了，污蔑社会主义。”陈思和自然是站到了支持卢新华的这一方。

后来，有人将小说投递到《文汇报》，并于当年8月11日发表，通俗的小说语言和新闻媒体强大的影响力，使得文章一经发表就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并间接掀起了整个社会对“文革”的反思和讨论。

在陈思和看来，《伤痕》得以面世，得益于在其发表前3个月就开始的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逐步获得了大家的认可。“如果不是时代发生了转变，《伤痕》肯定是发表不出去的。”陈思和说。

陈思和和卢新华的关系很好，他们不仅是同班同学，还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在《伤痕》发表后，陈思和也写了一篇评论性文章，肯定了《伤痕》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试着将其寄给《文汇报》。

陈思和还记得，当时《文汇报》文艺版编辑褚钰泉看到这篇文章，在《伤痕》发表的第二周就组了一个版面的争鸣文章，将他的文章作为支持意见发表在头条。“那时我很兴奋，似乎从那时开始，我就决定了走文学评论的道路。”

以后至今的三十多年中，陈思和与文学创作紧密联系，文学评论也成为他的主要工作之一。

这么多年来，陈思和的批评观丝毫没有发生改变，“评论家并没有天赋的特殊的批评权利，评价家与作家应该是携手与共、并肩站在这个世界面前发表自己的看法；作家创造了艺术形象来表达自己，而评论家是借助作家的艺术形象进行理论的再创造，同样是为了表达自己。”陈思和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作家和评论家的关系就像大道两旁的树，“它们之间各有规律，各成体系，不是对立的、依附的，一方为另一方服务的，而是谋求一种互为感应、声气相求的关系。”

回首当年的“伤痕文学”，无疑带着深厚的“文革”烙印，也印证了一个时代的文学和与其所在的时代是紧密相连的。陈思和说，“当下的文学创作与时俱进，迅速反映社会生活的各种矛盾与冲突，唤起人们对生活的思考，这是现实主义文学最有魅力的地方。”

但同时，他也认为，“文学不仅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它还是一种精神的派生物。精神有时候和时代是脱节的，因而艺术有时候会超越一般读者的要求，这也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还有更高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