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故事｜河南大学教授李建伟：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正在搬砖

李建伟（河南大学1977级学生，河南大学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新闻奖审核专家）

“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今年，是个很特殊的年份。1977~2017，恢复高考四十年了，我们这代人也差不多都进入了花甲之年。 ”

“近来，我在朋友圈转发的一些回忆当年高考的文章，常常引发同学的感慨、学生的评论。忆往昔，“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对于我们那代人，格外重要。”

1972年6月，我和大弟一起高中毕业。当时的政策，家里两个孩子同时高中毕业的，可以只让一个人下乡。

高中时，我和大弟都是班里的积极分子，在各自学校的班里做团支书，我们曾经一起出席安阳市首届三好学生代表大会。对于下乡，我俩也“争先恐后”。当时，我的身体不如大弟，他坚决要求自己下乡。最终，大弟“偷”走了家里的户口本，先去报了名。

于是，大弟下乡到农场做了知青，后来又到武汉当了兵。而我，则留在了城里，开始了 “临时工”生活。

高中毕业四年，我换了五个工作

“我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用这句话来形容我高中毕业后的工作状态，一点儿也不为过。在高中毕业后四年多的时间里，我换了五个工作。

高中毕业时，我17岁，先是去小学当代教，语文、数学、体育……大半年的时间里，我几乎教过所有的课程。之后，我去了区里的医院，在制剂室做葡萄糖。在医院待了一年多时间，我又到了毛纺织厂，上班第一天，就让我学开织布机，看起来很简单的动作，做起来真难呀！那一天，我管理的织布机断了十一次线。一年后，我又到第二制药厂烧锅炉。

随后，有个街道办事处招人，我又去那里打了几个月临时工。无论在哪里工作，我都会想到，我要努力工作，不怕脏不怕累，因为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总有一天，要靠我们把革命的红旗插遍全球，解放全人类。这样的想法，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理解，甚至听起来会觉得有几分可笑，但这确实是当时我们最真实的想法。

有一天，父亲的朋友找到我，说新建的燃料化工厂招工，问我去不去。从此，我成了国家正式工人，那是1975年12月。

有同学说我很幸运，因为我的父母是教师，很重视几个孩子的教育，后来有了考试机会，我们都通过考学成才了。

确实，相对其他同学而言，小时候的我，读书的机会比其他人更多一些。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休学期间，我就钻到父亲所在学校的图书馆看书 ，几年下来，我读遍了图书馆的小说。除此之外，我身边有几个同学也喜欢读书，谁有好书就互相借着看，因为借来的书要及时还，我常常是通宵读完。《静静的顿河》、《第三帝国的兴亡》、《勃列日涅夫传》、《红旗谱》、《红岩》……都是在那个时期读的。

良好的读书习惯，也让我对文学格外偏爱。我在安阳一中读高中时，就参加了编发“一中通讯”，自己写新闻写评论，用铁笔刻钢板，然后油印好，发到每个班。后来在工厂里，工作之余经常在单位写东西、办板报、做宣传。

幸好有了这些小时候打下的“童子功”，才让仅复习一个多月就仓促进了考场的我，有机会迈入大学校门。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我得去考考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冲入脑海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得去考考。别人不理解，工人是领导阶级，考什么大学？我不管，我就是要试试。

当时，三弟也下了乡当知青。为了让他有上大学回城的机会，家里把能找到的复习资料都给了他。至于我，当时有的高中晚上办起了培训班，我就白天上班，晚上去听课。

报志愿时，全然不懂。凭着对文学的偏好，我报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广播学院编采系，第二志愿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第三志愿是郑州大学中文系。最后，给调剂到了河南大学（当年叫“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

记得语文考试时，我选的作文题是“我的心飞向了毛主席纪念堂”，因为平时读书看报，在作文里纪念堂的位置、各处名花名石和雕塑布置我都写得清清楚楚，就像自己去过一样。而数学基本上全是瞎蒙的。高考成绩出来，我考了270多分，在当时算是高分了。语文考了80多分，数学只考了20多分，当时，河南大学的最低录取分数线是240分。

而三弟，第一年考试，失利了。

录取通知书送到工厂那天，我正带着工友搞基建，搬砖、挖管道……全厂一千多个工人，那年考上了两个，另一个是老三届。厂长召集全厂工人开欢送大会，宣布这个好消息。

我考上大学，也让三个弟弟备受鼓舞。1978年，大弟也考上了军校，从一名普通士兵变成了大学生。1979年，三弟考上了郑州铁路师范学校。而年龄较小的四弟，在1980年高考中是安阳市文科状元，全省文科第五名，上了北京大学法律系。

一家考上四个大学生，一传十十传百，整个安阳小城传开了。我家从“区五好家庭”到“市五好家庭”，又被评为“省五好家庭”，最后被推荐评为“全国五好家庭”，父母也被多所学校和工厂邀请去做报告，传授教育孩子的经验。

“知识改变命运”，对于我来说，感触格外深刻，我们兄弟几个的命运因为高考而改变。其实，对于整个时代来说，恢复高考，成为我们国家的时代拐点，人才得以迅速补充，人力资源素质得到了大大提升。

1977年，成为难忘的改变我们命运的一年。

（原标题为《 1977•那年高考⑤河大教授李建伟:我搬砖时接到录取通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