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的谒陵：1938年国军战机空中拜谒中山陵事件之内幕

“1938年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中国空军决定由25中队队长汤卜生单机飞临沦陷后的南京中山陵上空，举行空中谒陵，以表达中国军民抗战到底、誓雪国耻的决心，告慰孙中山在天之灵。是日，汤卜生驾机飞抵南京，在中山陵上方围绕牌坊、祭坛、灵堂旋转三圈，带着举国的沉痛在灵堂上空摇翅志哀，并抛下一束鲜花。……空中谒陵成为谒陵仪式中颇具政治动员和鼓舞作用的特殊仪式，具有震撼军民心灵、坚定抗战信念、激发抗日斗志的精神感召力。”

上引是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陈蕴茜教授在2009年出版的《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一书中，对抗战时期国军战机空中拜谒中山陵事件的描述及评价。1938年5月，南京已被日军占领近半年，中国空军单机深入陷都，空中拜谒中山陵，撒下鲜花的英雄壮举，的确极富传奇色彩，闻之令人热血沸腾，肃然起敬。时至今日，汤卜生空中谒陵的故事依然被众多专业研究者所津津乐道，并无学者对此事真实性提出质疑。然而，历史的真相是空中谒陵的故事纯属虚构，背后另有隐情。

从日记重构历史：空中谒陵实为空中投函

当今研究者对空中谒陵事件的描述，当然是有所谓历史证据的，不过，其仅有的依据是执行此次任务的空军第3大队第25中队队长汤卜生事后撰写的文章《五七飞京谒陵记》。这篇文章署名“卜生”，发表在1938年5月21日航空委员会官方出版的第11期《中国的空军》杂志。该文并配有插图，图片右下方中山陵祭堂附近有一面高高的日本国旗，一架战机正威风凛凛地飞临陵园上空。汤卜生飞赴南京系由何人命令呢？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为告诉我们目前抗战的决心，为祈求我们继续得到总理的显示，于五月七日的正午，我奉委员长的命令：‘派×××飞京××。’午后二时，复诵完了×××将军的指示，带着这伟大的使命，我离开了汉口机场……”显然，汤卜生明确表示飞京是奉蒋介石的指令。汤氏一人所述孤证不立，我们有必要继续查阅蒋介石日记，以了解此事的前因后果。

尽管寄存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蒋介石日记开放多年，但对于普通读者而言，想阅读蒋介石日记手稿绝非易事。不过，《事略稿本》和《五记》（即《困勉记》、《游记》、《学记》、《省克记》、《爱记》）由于大量抄录蒋氏日记，极具史料价值和权威性，且公开出版，颇受民国史研究者重视。《事略稿本》1938年5月5日条目记载：“截获敌电，得悉其秩父宫亲王于四日秘密到沪，将于六日到京，以旧领事馆为行辕，公谓应予揭发，使其不敢为恶。”5月6日条目载：“上午，主持军官训练团第一期学员毕业典礼，训话并聚餐。令空军飞京，投函于秩父宫之住所，予以警告。”《困勉记》云：“六日，截获敌电，乃令空军投函，曰：‘秩父宫今日到南京，居于彼旧领事馆，我当攻其心，使我知其行止而不加害也。’”秩父宫（1902—1953），是日本大正天皇的次子，裕仁天皇的弟弟，曾参加侵华战争并多次代表天皇到中国慰问侵华日军。蒋氏日记所述，将我们从空中谒陵的传奇故事径直拉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历史幕后。原来汤卜生飞京并非谒陵，而是向来南京的秩父宫亲王空投一封信函！

蒋氏日记对事情前后记载并不详实，读来依旧令人深感困惑，所幸负责指挥空军对日作战的航空委员会主任钱大钧在私人日记中认真写下了此事始末，可与蒋介石所记相互比对。钱大钧1938年5月3日日记云：“今日傍晚得委员长电话，命余于六日以前，准备飞机三架，并饬先研究地图，对南京日领事馆，须切注意应研究由何处前往为妥云，余已以此意知照邦初准备一切矣。”这里提到的“邦初”是指航空委员会军令厅厅长毛邦初。次日，蒋介石召见钱大钧，面授机宜，钱大钧5月4日日记载：“晚间委座召余往，告余谓日本秩父宫于六日到南京，住日本领事馆，六日前往投信，须绝对秘密，先研究路线，如何前往方可避免损失，并须先准备通信袋云。”既然蒋介石决定空军5月6日飞京投函，为什么汤卜生直到7日下午才出发呢？原来，飞京投函之所以在5月7日国耻纪念日成行，乃是一次巧合。5月6日上午，蒋介石主持军官训练团第一期学员毕业典礼，钱大钧亦前往参加。蒋介石训话后，“旋即会餐散会”。钱大钧当天在日记中写道：“余持函归已十二时许，命其缮写完成已至下午四时，邦初因余二架轰炸机未试飞完成，故改派一架，又以油量关系，改在九江起飞，然九江机场不良，致飞机陷入地面，不能起飞，未能达成任务，此诚遗憾。晚间报告委座，尚未责骂，亦幸事也。”蒋介石的本意是让空军于5月6日秩父宫到南京当天投函，而航空委员会执行不力，致使6日的投函计划失败。不知何故，6日晚间蒋介石并未责骂钱大钧，但7日清晨却打电话对钱大钧予以痛斥，而飞京投函的计划也在7日下午正式实施。钱大钧5月7日的日记对于揭开空中谒陵的幕后真相至为关键，谨将该日日记全文抄录如下：

晨起将出门时，委座来电话，询余昨预备之飞机为几架，余答一架，彼即谓何以只备一架，航委会是否为作战机关，是否能服从命令，何以如此，真是该杀云云，旋即挂断电话，余当唤毛邦初来告之，并谓余对此事，有两点不满，第一点变更成一机，余初亦未知，后改九江起程，不思九江机场不佳此两点亦为余所不满者，此后应改良作法，如有万不能做者，当时可报告更改，倘已决定，绝无更改余地，任何牺牲不能顾虑，须向此任务努力做去也。

下午改派霍克机一架，由汉口赴京投信，于下午二时出发，五时半归来，据云由汉西门向玄武湖飞行，将至玄武湖时，见大校场飞机场（该书编者将此辨识为“大校场飞机”，但日记手稿是“大校场飞机场”——笔者注）似有两机滑行，有起飞样，当由玄武湖由鼓楼俯冲，将通信袋投于鼓楼之右（即北），鼓楼南侧小（该书编者将此辨识为“之”，但日记手稿是“小”——笔者注）高地有小炮向我机射击，当向之用机枪扫射而归。

晚间十时，委座又来电话询问南京天气如何，并嘱余率赴京之汤卜生队长于明晨往谒云。

5月8日上午，武昌各界举行扩大纪念周，蒋介石出席并训话。钱大钧参加纪念周后即领汤卜生拜见蒋介石，钱氏日记这样写道：“旋余率领汤卜生往谒，询汤详情表示满意，余即报告，谓此次准备确有错误，务望鉴谅……”（以上钱大钧日记引文均出自钱世泽编：《千钧重负——钱大钧将军民国日记摘要》（第二册），中华出版公司2015年版）

至此，空中谒陵的故事已经可以断定是虚构的，汤卜生执行的并非是谒陵任务，而是向秩父宫亲王空投一封信函。

历史谜团？蒋介石致裕仁天皇弟弟的信件

空投信函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在近代战争史中，用飞机空投信件其实相当常见。被空投下的亦非一张随风飘散的纸片，而是将信函装在通信袋等物件之中。如1933年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国民党军第六师第十八旅第三十四团翁国华部，被红军围困于江西洵口，翁国华派人潜出包围，请求上级“用飞机投信与职，或冲或守，务请明示”（《国民党军第六师周碞部与红军在江西黎川洵口战斗详报》）。1941年上高会战中，日军飞机曾向被中国部队所困的第三十四师团大贺中将空投信函，但是空投地点过于接近一线阵地，通信袋为我军所获（《王耀武总结第七十四军上高会战经验教训的报告》）。

据1938年5月8日《大公报》（汉口）报道，秩父宫于5月4日自东京乘机抵达上海，这正可与《事略稿本》1938年5月5日“秩父宫亲王于四日秘密到沪”一语相互参照。而秩父宫于5月6日抵达南京的情况，也在美国外交官的报告中得到了佐证。1938年6月初，在南京的美国外交官爱利生将南京5月份情况的总结报告用电报发往美国驻北平大使馆，其中写道：“秩父宫雍亲王5月6日访问南京，其时采取了强有力的军事防范措施，以确保他的安全。”（陆束屏编译：《美国外交官的记载：日军大屠杀与浩劫后的南京城》，南京出版社2012年版）蒋介石至迟在5月3日就截获敌电，得悉秩父宫亲王将于6日到南京，住“南京日领事馆”的情报，并在3日傍晚打电话给钱大钧，命其“于六日以前，准备飞机三架，并饬先研究地图，对南京日领事馆”。

最能够判断空中投函一事目的的，当然就是被空投到南京鼓楼之北的通信袋中所装的那封信。汤卜生投下通信袋之后，应该会有日军前来寻找该物，并将其逐级上交给秩父宫本人。笔者尚不清楚日方史料中是否有此信的记载，而钱大钧日记中也并未提及该信的具体内容。还会有谁知道这封信呢？1960年，《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刊登了张有谷的一篇文章，题为《保卫武汉时期蒋介石的一件通敌罪行》。张有谷1938年正是与毛邦初共事的航空委员会军令厅副厅长，1944年任云南防空副司令，1949年参加卢汉云南起义，任昆明机场司令，1950年任牡丹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航空学校副校长，1961年退伍转业到西安。张有谷以知情人的身份说：

一九三八年七月六日，驻在武汉的蒋介石的侍从室突然送了一封密要信到江汉关码头上日清公司三楼的航空委员会军令厅，要派一架可靠的飞机把这封信空投给当时到南京慰劳日本占领军的日本秩父宫亲王。我当时在军令厅工作，由于信来得奇怪，又系对敌空投，这件事引起我的严重注意。我就把它拆开来匆匆看了一遍，记得内容共分两项：一是如果日本停止在关内的军事行动，可以考虑把东三省全部割让；二是责备日本军队对中国平民的残暴屠杀。我看过后，认为事关重要，东三省虽然事实上已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但这一来岂不是给以法律上的承认，永远不能收复？因而我当时还在我的日记上面记下了此事。

张有谷随后继续写道，“派去空投的飞行员名叫汤卜生”，“事后，因飞机飞往南京方向，被空军和防空部队很多人知道，暗中议论纷纷，国民党空军当局不能不加以解释。乃由空军政治部门命令汤卜生写了一篇谒陵记，登在当时的《空军半月刊》上面，内容说汤如何怀念孙中山先生，情不自已，冒险飞往南京谒陵致敬，企图以此来掩盖蒋介石的这桩通敌勾当”。

张有谷虽然说自己在日记中记下了此事，但撰文时似乎并没有核对原始日记，将时间完全写错（当然他是否记过日记也是一件存疑的事情）。汤卜生的《五七飞京谒陵记》，张有谷也未查阅原文，把杂志名称和汤卜生文章的意思弄错了。尽管有不少史实错误，但是张有谷的文章至少可以证明，他早就清楚空中谒陵实为空中投函。他对汤卜生为何撰文以谒陵之名掩盖投函之实的解释，也是符合逻辑的。可惜部分研究者一直将张有谷的文章视为对汤卜生谒陵壮举的诋毁，认为“这纯属一派胡言，是泼脏水式的廉价污蔑，不值一驳”（石智文：《1938年1架中国战机杀入南京拜谒中山陵》）。

张有谷对密函第一项内容“如果日本停止在关内的军事行动，可以考虑把东三省全部割让”的回忆，是他批判蒋介石“通敌”的核心论点。但是，时隔20余年，身处建国后特殊的政治环境之中，张有谷的这点回忆真的靠谱吗？不少研究者认为张有谷的回忆是可信的，例如汪荣祖、李敖在合著《蒋介石评传》中即采纳这一史料，其文曰：“当时在汉口军令厅工作的张有谷说，七月六日，侍从室命令派机将求和密函，由飞行员汤卜生驾驶，前往南京，空投给在访的日本秩父宫亲王，若日军停止关内军事行动，东北可以割让。”

其实，“把东三省全部割让”根本不符合蒋介石的主张。1932年5月16日，蒋介石曾自励，“对日外交，则不能放弃东三省”（《困勉记》）。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之后，蒋介石拒和应战。8月5日，胡适、陶希圣联名给蒋介石上条陈，明确提出在东三省人民可自由选择国籍以及将来可以用“总投票表决”的办法“复归中华民国统治”等四项条件下，“可以承认东三省脱离中华民国，成为满洲国”，以此换取日本让步。蒋介石阅后，在8月7日召开的国防联席会议上说，“日本是没有信义的”，“以为局部的解决，就可以永久平安无事，是绝不可能，绝对做不到的”。会议以全体起立形式决定抗战。胡适、陶希圣的意见被否定（杨天石：《胡适曾提议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1938年3月2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敌国政府，无权无信。若我放弃东北，徒长敌寇侵略之野心，永无和平之一日。”（转引自杨天石：《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与“抗战到底”之“底”——兼述蒋介石如何对待被日本侵占的东三省》）1938年9月18日，蒋介石自省曰：“九一八纪念日，至今第七年矣，收复失土，湔雪国耻，全在一身，能不自强耳！”（《省克记》）以蒋介石决心收复东北、反对胡适等放弃东北的想法，是完全不可能在给秩父宫的信件中写下“如果日本停止在关内的军事行动，可以考虑把东三省全部割让”这样的意思的。

对于空投信函的目的，《事略稿本》和《困勉记》写为“应予揭发，使其不敢为恶”、“予以警告”、“我当攻其心，使我知其行止而不加害也”。倘若是出于此目的，诚属挫敌锐气之举，事前保密绝对必要，事后又何必隐瞒？在钱大钧日记中，蒋介石5月3日、4日对钱大钧的指示均极郑重其事、谨慎周密。当航空委员会未能按指定时间派飞机赴南京投信时，蒋介石斥责钱大钧“真是该杀”。飞京任务完成后，蒋介石又关心“南京天气如何”，并要亲自召见执行任务的飞行员询问详情。凡此种种，又体现出此事之非同小可。在没有新史料发现之前，空中投函是“予以警告”抑或对日密谈，尚难下定论。

制造传奇：空中谒陵故事的层累

汤卜生执行的是一项“须绝对秘密”的军事行动，但却受命制造出空中谒陵的烟幕来加以掩饰，让后世诸多学者被彻底迷惑。他的那篇《五七飞京谒陵记》真的没有露出任何破绽吗？我们不妨再细读汤卜生发表的原文，对于5月7日飞离汉口机场之后的情形，汤卜生写道（加粗字体为笔者所加）：

×点的时候，我在铜陵县附近钻下云层，绕道经过××，和××，在×点〇五分，我到达了大南京的上空。

同我们一向的向南京的飞行一样，伟大的白色建筑物——总理陵，先映入我们的眼中，然而，却没有感到像今天的兴奋过！

城市的一大部是被蹂躏不堪，绮丽的玄武湖是完全荒芜了！这些都是敌人的暴迹，作完了我的任务后，即飞达陵园的上空时，是×点十分钟。陵园差不多没有什么变动，还是那么净洁庄严，衬着烧毁了的陵园新村，更觉得是巍然峙立了！

总理的伟大，不但为全国所信仰，世界各国有识之士所景仰，连残暴无人性的日本军阀，也知感而不敢侵扰其陵寝呢！

我环飞一周，看到大校场机场有敌机起来欢迎我，我在陵墓上摇摇两翼，致我的最敬礼，就飞进云中了。

绕经××地，午后六时十分我带着愉快的心，兴奋的身体，和我的飞机又安全的飞返汉口。

五月七日，一千二百公里的途程，我飞抵南京谒陵——这兴奋叫我那天一整晚没睡着。

翌日，晋见委座于××××地总理纪念周之后，我看到委座从来没有发出过的笑容。

汤卜生的文章亦真亦假，不过与钱大钧日记互相比较，还是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哪里是完全虚构的，哪里是在真实经历基础上改编的。虚构故事并不容易，汤卜生文章中的漏洞也不是完全没有的。“这些都是敌人的暴迹，作完了我的任务后，即飞达陵园的上空时，是×点十分钟。”这句话就非常莫名其妙，汤卜生文章通篇是写自己执行谒陵的任务，怎么刚刚“飞达陵园的上空时”就已经“作完了我的任务”呢？这显然是一处破绽。

在汤卜生飞京一事被议论纷纷之时，以谒陵为名作遮掩，无疑是一个符合当时社会心态的最好方法。首都沦陷，陵寝失守，这对国民党人和舆论界都有强烈的刺激。1938年元旦，国民党在湖北省政府礼堂召开新年团拜会，蒋介石训词。与会的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陈克文在当天日记写下自己的内心感触：“蒋委员长为主席，登坛致训词。开端便说，去年元旦我们在总理陵前举行庆祝，现在却离开南京，望总理陵而不见了，想大家必有无限感想，言下神情极为严肃。我听了这样，几乎要吊【掉】下眼泪来。”1938年3月12日，是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纪念日，《大公报》（汉口）当天发表社评：“北而碧云寺，南而紫金山，年年此日，大家给中山先生上祭，现在此两地，乃俱沦于敌手，我们中国国民，今天并谒墓追怀而不可得，这是怎样可痛，怎样可耻！”汤卜生此次飞京执行秘密任务，以空中谒陵为名合情合理，且兼收振奋士气之功效。

有趣的是，空中谒陵的故事以汤卜生《五七飞京谒陵记》为蓝本，后来被不断改写，添加进部分学者的浪漫文学想象，形成今天关于这个传奇故事的叙事。譬如，汤卜生文中对谒陵细节的描述仅有短短一句话：“我环飞一周，看到大校场机场有敌机起来欢迎我，我在陵墓上摇摇两翼，致我的最敬礼，就飞进云中了。”而前引《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一书却有了“在中山陵上方围绕牌坊、祭坛、灵堂旋转三圈，带着举国的沉痛在灵堂上空摇翅志哀，并抛下一束鲜花”的情节。据笔者所见，较早出现“绕飞三周、抛下鲜花”这一想象的，是1995年6月24日《团结报》刊发的曾景忠《汤卜生空中谒中山陵》一文。该文写道：“汤卜生驾机缓缓地在中山陵上空绕行三周，将一束白玉兰从空中抛下。这束白玉兰是献给孙中山先生的，向孙中山先生表达缅怀追念之情。”还有人将谒陵时间改为3月12日孙中山祭日（孙宅巍：《澄清历史——南京大屠杀研究与思考》，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或称“新历日军6周屠城暴行的南京城内，百姓见到带有‘青天白日徽’的中国战鹰出现在天空，不禁热泪盈眶”（《航空知识》2015年第6期），或称国内多家媒体对这一事件“均予以头条报道，以明坚持抗战到底之决心”（石智文：《1938年1架中国战机杀入南京拜谒中山陵》）。其实，笔者检索多种数据库，又翻阅《大公报》（汉口）、《新华日报》及王世杰日记、徐永昌日记、王子壮日记、翁文灏日记、陈克文日记、周佛海日记、冯玉祥日记、唐纵日记等，仅发现汤卜生后来在空战中牺牲之后，“空军诗人”陈禅心发表的《汤卜生衡阳空战殉国歌》（《中国的空军》第16期）中曾提及他读过《五七飞京谒陵记》。除此之外，未见有对空中谒陵或空中投函的任何记载。可见空中投函之事的“绝对秘密”，以及汤卜生《五七飞京谒陵记》一文在当时社会中的影响力极其有限。虚构的谒陵故事，不断被后人作为信史复述并堆砌上各类想象，日趋丰满，这种情形和上世纪20年代顾颉刚提出的“古史层累说”颇为相似。

英烈不朽：汤卜生空战殉国

汤卜生出生于湖北省黄梅县孔垄镇，父亲是陆军军医学校三期毕业生，汤卜生出生仅三个月，母亲就不幸辞世。汤卜生1933年撰写自传称，他自己的出生年月连他本人都不清楚，乡人或云他生于1913年，或云1914年。汤卜生6岁时，入武昌省立模范小学，小学时代当了三年童子军，并升任童子军团长。12岁入省立第一中学，高中毕业后又加入学生义勇军，受了一年的训练，任中队长。汤卜生对军事生活非常憧憬，不久考入中央航空学校（《中国的空军》第26期）。

自航校三期毕业后，汤卜生因飞行技术优异，历任中央航校飞行教官、中央航校广州分校飞行组组长、学生队队长等职。1937年淞沪会战中，汤卜生参加对日军的轰炸行动，9月18日，轰炸北四川路日军仓库，给敌人造成重大损失。1938年5月11日，汤卜生率领战机从广东起飞，往南海轰炸万山群岛附近敌舰。6月6日，汤卜生由汉口率领战机4架，轰炸安徽大通附近敌舰两次。6月15日，他率领两架战机，轰炸安庆附近敌舰，回至彭泽附近，遭遇敌人6架水上飞机并将其击落一架。

1938年8月18日，日军27架轰炸机自安庆起飞，进袭衡阳。汤卜生率领第25中队3架战机从衡阳机场飞天迎敌（另外两架由刘依钧、张慕飞驾驶）。日机发现中国战机后，在衡阳郊外仓皇投下大批炸弹，准备按照来袭路线逃走。汤卜生率部猛追，向敌编队第三中队9架飞机中的左右两翼攻击。敌机组织队形，构成无隙的火力网，防御我机的射击。但敌编队第三中队左右两翼轰炸机仍然被汤卜生等三人合力击落。为了冲散敌编队第三中队队形，破坏其火力网，以便僚机将敌机各个解决，汤卜生驾机英勇地冲向敌领队机，敌方集中7架飞机火力，向其战机乱射，汤卜生战机中弹起火，坠于衡山附近，汤卜生壮烈殉国。

在训练、作战之余，汤卜生亦勤于写作，在《中国的空军》、《中国空军季刊》、《空军》、《航空生活》等杂志发表多篇文章。《中国的空军》杂志聘其为特约撰稿人，该杂志后来曾刊文评价他“君不独勋绩灿烂，即余事撰述，亦有重名”（《中国的空军》第94期）。汤卜生殉国后，第15期《中国的空军》杂志刊登了纪念汤卜生的《血战衡阳上空》一文，作者丁布夫悲痛地写道：“衡岳之峰是千载不灭的，湘江之水是万古长流的，汤卜生队长的英灵也永恒飞跃在衡峰湘水的上空。汤队长哟，水可枯，山可烂，祖国的生命远久不灭！你的同学，同志，你的朋友抗战到底的决心，是远久不移！可是，我们再不能听到汤队长的笑声，再不能读到汤队长的好文章了！”同一期杂志还专门刊发悼词：“本社同人至诚为本刊特约撰稿人汤卜生先生殉国志哀。”

历史研究最基本的功能就是还原史实。否定空中谒陵的真实性，并非是贬低汤卜生其人。作为一名中国空军飞行员，汤卜生忠诚地执行命令，单机勇闯陷都南京，圆满完成空投任务，与地面日军发生交火后又全身而退，这同样体现了汤卜生卓越的胆识和高超的飞行技术。汤卜生曾在《航空生活的感想——一个飞行员的自述》中坦言，空军飞行员“没有什么可以预期的计划，只有现实”，“我们如果有可以称为计划的东西的话，那大概是为国牺牲吧？！我们每个人都不讳言死，都在准备为国家而做一个光荣的真实的死，代表我们的诺言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存有一张遗嘱！”汤卜生在这篇自述结尾写道：“我并不厌恶飞行，反之，更极端愿意飞行，绝对愿意把自己的一份力量，贡献给国家，贡献给抗战，我们要保卫祖国的领空，把敌人逐出国土。”（《中国的空军》第10期）汤卜生最终把自己不满30岁的年轻生命，献给了抗战，献给了祖国神圣的领空，英烈之名，将万古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