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偿的照料工作与被剥削的劳动者

编者按：自2020年新冠爆发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社会对于照料工作的需求。然而，照料工作面临的不平等有着深远的历史。妇女在家中的无偿工作，通过生产资本主义最宝贵的资产，即劳动能力本身，来使资本主义获利。资本主义通过妇女的无偿和隐形工作提供动力来实现盈利。在塞尔玛·詹姆斯的新书中，她试图证明照料工作不是女性与生俱来的属性，而是她们选择从事的工作，并为女性争取应有的报酬和权利。本文作者艾米丽·卡拉西（Emily Callaci）是现代非洲的历史学家。她的兴趣包括城市历史、流行文化、性别、性行为和生殖政治。本文原载于《波士顿书评》，文内略有删减。

2020年三月，全球妇女罢工组织的活动家们召开了一次虚拟会议。当时即将迎来自己九十岁生日的塞尔玛·詹姆斯（Selma James）在伦敦的家中发言说道：“我们是照料者。我们并不为自己成为照料者而感到遗憾。但我们已经厌倦了成为贫穷的照料者。”

塞尔玛·詹姆斯

在疫情早期，当时白领的Zoom会议背景里经常出现家中的孩子。但即使在那时，詹姆斯也非常清楚：照料工作的不平等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其历史要远早于疫情爆发前。詹姆斯描述了一个持续的环境破坏危机，该危机迫使那些生活在洪水、森林火灾、干旱和虫害中的人从事无偿的照料工作。她谈到了贫困以及在被国家忽视的地方负责从事照顾儿童和社区的无偿工作的群体。她谈到了生活在遭受军事占领和战争蹂躏的地方的人们所必需的生存、保护和康复工作。考虑到这些无偿照料工作的变化，她将新冠带来的照料危机视为在护理人员之间建立团结的机会。她总结说，能够在各种斗争中团结我们的共同需求，是提供照料工作的收入：对所有从事无偿照料儿童、病人、老人和环境的个人应该提供经济补偿。

如果詹姆斯看起来对解决这个问题准备得“异常”充分，那是因为她几十年来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今天的照料收入运动是“家务劳动工资”的直接后裔，这是詹姆斯五十年来持续提出的政治要求。詹姆斯认为，市场经济一直在掠夺妇女。当中产阶级妇女有经济条件成为家庭主妇时，她们作为“赚取工资的丈夫”的家属来获得财富，这种安排导致了其自身独特的压迫。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的妇女和大多数有色人种的妇女总是不得不在家庭之外工作，并受制于市场的压迫性变化。今天，即使在最享有特权的劳动领域中，女性只要离开工作，从事无偿的育儿工作，就会受到“惩罚”。

詹姆斯明确表示，失败的不仅仅是女性。生活在城市社区中的人们经常陷入贫困、被孤立和排除在正规就业机会之外，他们经常被分流到所谓的“非正规领域”，然后因此而获罪。特别是全球南部，资源并非依照全职的雇佣工人来分配。事实上，正规的、普遍的有偿劳动从来都不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常态。只有少数国家认为雇佣劳动应该成为被纳入社会财富分配的条件。除了工人的工资之外，现有的财富分享机制少得可怜，甚至被嘲笑为“施舍”，并被当作政治棋子来打发。

在这种充满矛盾的背景下，“家务劳动的工资”组织提供了一种视角，从根本上重新认识了工作和工人的性质。这一事实在詹姆斯的新书：《我们的时代就是现在：性别、种族、和对人与地球的照料》（2021年）中得以体现，这成为了最紧迫的问题。

詹姆斯于1930年出生在布鲁克林的一个运动家庭，1930年代的激进政治深深地影响了她。在她还不到十岁时，她的姐姐开始带她参加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会议。她和维维安·戈尼克（Vivian Gornick）是同一代的纽约犹太人。戈尼克曾表示：“在我知道自己是犹太人或女孩之前，我就知道自己是工人阶级的一员。”工人阶级的斗争贯穿了一切，影响了詹姆斯做出放弃进入大学的决定，她随后进入工厂工作，并将她的一生献给政治斗争。

詹姆斯在1950年代初开始围绕无偿工作的问题进行组织运动。她在最开始时，是约翰逊–弗雷斯特倾向（Johnson–Forest Tendency）组织的成员，这是一个从托洛茨基社会主义工人党出来的小团体。该组织由C.L.R.詹姆斯、雷亚·杜纳耶夫斯卡娅（Raya Dunayevskaya）和陈玉平 （Grace Lee Boggs）创立，致力于挖掘工人阶级的内在智慧和革命潜力。他们认为革命的变化应该有机地来自于工人阶级的智慧、创造力和文化。他们在《通信报》中积极实践了这一点，该报纸旨在记录、参与和传播日常生活中的人的话语和观点——从帮派成员到汽车工人，再到家庭主妇。在她的组织工作中，詹姆斯寻找像她一样，在家里做看不见的劳动的妇女。作为一个年轻的单身母亲和工厂工人，詹姆斯走访了她的工人朋友和附近的家庭主妇，记录下她们的想法并鼓励她们参与对话。

詹姆斯在她的第一本出版作品中描写了家庭主妇，这是一本名为《女人的地位》（1952年）的政治小册子。她密切地关注着那些看似平凡的事情：单调的家务劳动，缺少自己收入的挫折感，性别分工给婚姻带来的压力，以及女性获得快乐和建立联系的时刻。比如在一个周五的下午，她所在街区的妇女都提前完成了家务劳动，以便腾出时间一起喝点啤酒。在日常的挫折和喜悦中，詹姆斯看到了抵抗、政治意识和政治组织的潜力。通过关注妇女生活的物质细节，她开始从理论上解释“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没有收入”意味着什么。

通过从家庭主妇的立场来写资本主义，詹姆斯挑战了社会主义者的传统智慧：即认为这些妇女在政治上是落后的，并假定“真正的”工人阶级斗争必须外出工作以获得工资。妇女已经在工作了。她们缺少的是金钱和权力，而不是第二份工作。

20世纪50年代中期，詹姆斯与C.L.R.詹姆斯结婚，并与他一起搬到了处在麦卡锡时代的伦敦。多年来，她在政治上与他合作，同时也充当他的秘书，为他的手稿打字。在进行去殖民化运动和组建西印度联邦的斗争期间，她和詹姆斯一起回到了他的祖国特立尼达生活4年，并在1960年代初再次定居伦敦。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他们的公寓成为了世界各地的激进活动家、思想家和艺术家的沙龙。许多人发现这里是一个举行聚会、富有创造性、适合进行严格辩论和政治组织的极佳场所。沙龙的成员包括伟大的圭亚那反殖民理论家和革命家瓦尔特·罗德尼（Walter Rodney）、巴詹小说家乔治·拉明、英国黑豹党的创始人以及意大利工人运动组织（Potere Operaio）的成员。

在伦敦，詹姆斯很快就对将“工人阶级”定义为白人和男性的主要英国劳工运动感到失望，而且感到失望的并非她一人。她的社区包括移民和反种族主义、反殖民主义活动家。她在英国著名的红树林九号审判中担任英国黑豹领导人阿尔泰亚·琼斯莱科因特（Altheia Jones-LeCointe）的证人，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次成功挑战警察种族主义的审判。詹姆斯和许多黑人活动家一样，认为自己不是一个独立于工人阶级的利益集团，而是同样属于工人阶级。她们以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移民经历为中心，重新定义了反资本主义政治。同样，詹姆斯对与工人阶级问题分离的 “妇女问题”不感兴趣，而是将妇女在家庭中的无偿工作视为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一个重要场所。其目的不是要解放妇女，而是要从妇女开始，解放所有人。

当1970年代初女性主义运动进入英国时，詹姆斯成为了妇女解放研讨会诺丁山分会的一员。她认为女性主义是阶级斗争的延伸，有时这会使她与主流妇女运动产生分歧。后者将工作场所的性别平等作为核心要求来推进。作为一个曾做过许多低薪、剥削性工作来养活自己的工人阶级妇女，她不认为就业是解放或自我实现的根源。相反，她认为已经背负着无偿家务的工人阶级妇女应该争取减少工作。

1972年，詹姆斯和意大利劳工活动家、学者、帕多瓦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团体Lotta Femminista的创始人Mariarosa Dalla Costa发起了“家务劳动工资”运动。她们认为，妇女在家中的无偿工作，通过生产资本主义最宝贵的资产，即劳动能力本身，来使资本主义获利。因此，家庭不再是工作世界的喘息之所，而是资本主义通过妇女的无偿和隐形工作提供动力来实现盈利的关键场所。文化力量相互勾结，让女性相信从事这项工作是她们的天性，她们应该从中获得满足感，而不是财富。事实上，如果女性停下来，资本主义就会停滞不前。

“家务劳动工资”运动对以下想法进行了实验：即家务劳动是一个巨大的、未被开发的政治权力来源。有时她们主张扣留工作，其他时候她们要求补偿；但她们始终坚持的目标，是揭示这些工作在资本主义中的关键作用。詹姆斯在1973年说：

我个人的梦想就是女人会聚在一起，带着孩子去某个地方的大工厂，走进去，把孩子放在流水线上男人的腿上，然后离开。社会上的每个人都会明白，如果她们不照顾孩子，工厂里的这些人就不能做任何工作。你不可能一边制造福特汽车，一边换尿布。

1909年3月8日，美国芝加哥的劳动妇女和全国纺织服装工业的女工举行罢工游行，一群男人和女人沿着西杰克逊大道游行。

家务劳动工资运动中的女性，并非是第一个要求对家务劳动（尤其是照顾孩子）进行补偿的个人。她们的运动建立在美国黑人女性主义者的组织工作之上，其中包括国家福利权利组织的领导人约翰尼·蒂尔蒙（Johnnie Tillmon）和比乌拉·桑德斯（Beulah Sanders），她们认为母亲是工人，而福利则是她们的报酬。家务劳动工资运动还借鉴了英国索赔者联盟的工作，该联盟由接受公共援助的妇女组成，她们试图为母亲争取获得家庭津贴的权利。然而，“家务劳动工资”运动的独特之处在于，其理论超越了个人的斗争，将世界上所有没有工资的工人联合起来。

这场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不断发展，女性主义者开始在欧洲、北美和加勒比地区组建委员会。它在意大利获得了特别强大的吸引力。

那里的委员会遍布全国。随着运动的发展，它的范围也在扩大。在布里斯托尔和伦敦，移民妇女因为移民和家庭佣工的权利而走到一起，由于工资太低，她们无法把孩子接到身边，而且被排除在公共福利之外。加勒比海地区的女性主义者将这项运动带到特立尼达、圭亚那和牙买加的家政工人组织中，将无薪的妇女工作与反对奴隶制、殖民主义和针对欠发达的持续斗争联系起来。

1976年，玛格丽特·普雷斯科德（Margaret Prescod）和威尔梅特·布朗（Wilmette Brown）成立了“黑人妇女支持家务劳动”组织，改变了家务劳动的现状。她们强调了在种族主义社会中抚养黑人儿童的工作，并强烈反对掠夺性的警察部队。来自巴巴多斯的普雷斯科德在她的文章《黑人妇女：把一切带回家》（1980）中，将黑人妇女的照料工作与帝国主义、全球移民和种族资本主义联系起来。她讲述了南半球的妇女如何经常到富裕国家去做家务，经常不得不把孩子和被抚养人留在家里，由大家庭来照顾。布朗在纽瓦克的一个化工厂的下风口长大，后来与结肠癌作斗争，她写下了在环境种族主义中的生存和照料病人的无偿工作。在1983年的文章：“根源：黑人区生态学”中，她展示了那些生活在暴露于环境毒素的地区（主要是贫穷的黑人社区）是如何承担起保护家人免受污染的空气、水和土壤的“家务”，然后必须照顾那些生病的人。布朗还积极参与反战运动，对于如何为家务工资提供资金，她提出了具体的想法：“付钱给妇女，而不是军队”。“黑人女性家务劳动工资”成为了一场真正全球性的女性运动。

从那时起，“家务工资”委员会一直在争取直接向妇女和照料者支付现金。她们坚持认为，重要的不仅仅是薪酬本身，还有薪酬的名称：这是一份工资，而不是慈善。工资是支付给工人的。工人可以组织起来，扣留劳动力，进行罢工，并要求更好的工作条件；而接受慈善的人则不能。由于这个原因，1977年在休斯敦举行的全国妇女大会上，由普雷斯科德率领的“家务工资”代表团与福利权利活动家一起通过了将福利称为“工资”的决议。这是有先见之明的：当美国的福利制度由于繁重的工作要求被废除时，这意味着养育孩子已经不是工作了。八年后，在内罗毕举行的联合国第三届世界妇女大会上，以及十年后在北京举行的会议上，由普雷斯科德领导的“家务工资”代表团，其中包括许多来自全球南方的妇女，争取到了一项联合国决议，将妇女的工作算作国内生产总值的一部分。这些似乎是象征性的胜利，但其影响是深远的。例如，考虑到气候变化增加了全球南方妇女的无偿护理工作的负担（这不是她们造成的问题），将妇女在应对和度过气候变化方面的工作计算在国内生产总值内，将问题的叙述从受害者视角转向了问责制。

《性别、种族和阶级:胜利的视角》

在收集了詹姆斯基本作品的《性别、种族和阶级：胜利的视角》（Sex, Race, and Class: the Perspective of Winning: a Selection of writing, 2012）出版近十年后，《我们的时代就是现在》（Our Time is Now）收集了詹姆斯过去十年的作品，并追溯了她五十年内在组织工作中的思想发展。虽然我们可以把这些选集当作女性主义理论作品来读，但詹姆斯显然打算让它们在世界范围内激起行动，并提供理论支持。每一个选集都是为了一个特定的目标而创作的，它们是在政治斗争的背景下创造出来的工具。许多作品都起源于小册子，由包括约翰逊–弗雷斯特倾向组织、诺丁山妇女解放组织和妇女力量集体等组织自行出版。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既是詹姆斯独特政治思想的记录，也是政治运动的档案，记录了她政治斗争生涯中的关系和合作。

詹姆斯1952年出版的原始小册子《女人的地方》（A Woman's Place）以《性别、种族和阶级》（Sex, Race, and Class）开篇，讲述了20世纪50年代初洛杉矶无薪家庭主妇的处境。这条思想路径在近二十年后的一个非常不同的环境中被重新拾起。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伦敦，劳工运动在保守主义的浪潮中苦苦挣扎，英国黑人正在与系统性的种族主义作斗争，同时英国女性运动迎来崛起。詹姆斯作为诺丁山妇女解放组织的成员加入了女性主义运动，并参加了1970年在牛津大学罗斯金学院举行的首届妇女解放大会，但她也在努力调和自己多年来的反种族主义和反资本主义工作与她在主流女性主义运动中遇到的问题。在一本自行出版的小册子中，（后来成为她1972年的经典文章“妇女、工会和工作，或……不能做的事），詹姆斯既是劳工运动的局外人（因为她是一名女性），也是女性运动的局外人（因为她是工人阶级）。她批评工会忽视缺少薪酬的妇女，未能将女工组织起来，并含蓄地支持老板将缺乏技能和工资过低的女工留在工作场所的努力。詹姆斯表示：“对他们来说，‘真正的’工人阶级是30岁以上的白人男性”。

在这里，种族主义、男性至上和年龄至上有着共同的血统。他们实际上是想让女性成为“普遍”斗争的辅助者——好像他们代表了斗争的普遍化。好像没有妇女，没有男人与妇女一起为妇女的要求而斗争，也可以有普遍的斗争。

在同一篇文章中，她还批评了主要由白人、中产阶级和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组成的主流女性运动。詹姆斯特别批评了她们对工作场所平等的强调，这些群体认为工作场所将是妇女解放的主要场所。詹姆斯根据经验提出:对于大多数工人阶级妇女来说，工作场所是剥削，而不是解放的场所。此外，妇女从事的任何工作都必须与她们在家里做的全职工作联系起来一同考虑。为了回应同工同酬的要求，她要求缩短所有人的工作时间，并保证所有做家务者的收入。她还批评了主流女性主义者对堕胎权利的关注，她认为这种关注过于狭隘，只关注中产阶级白人女性。取而代之的是，她要求在让女性获得堕胎的权利的同时，为儿童保育工作和社区控制的日托所提供财政支持。在这里，我们听到了黑人妇女组织和索赔工会成员的政治要求的回响，她们面临着贫困中的母亲身份、公共援助项目中的系统性种族主义以及强制绝育的威胁。

事实上，这两本书的启示之一是詹姆斯在与反种族主义活动人士的对话中提出的“家务劳动工资”的思考。值得注意的是，她的论文《性别、种族和阶级》发表在1974年的《今日种族》（Race today）上，这或许是她对自己政治观点最清晰的表述。《今日种族》是由一群黑人作家和编辑共同出版的杂志，包括达库斯·豪（Darcus Howe）、莱拉·哈桑（Leila Hassan）、芭芭拉·比斯（Barbara Beese）和法鲁克·多尼（Farouk Dhondy）。《今日种族》以英国黑人的生活、行动主义和表达文化为中心，将它们放置在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这种方法引起了詹姆斯的共鸣。“家务劳动为什么要付工资?”她在文章中问道。

正是在这一策略中，革命的黑人和革命的女性主义运动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这种观点建立在最没有力量的人（无业游民）身上。加强资本的国际分工带来了一支常备的失业大军，他们可以从一个行业转移到另一个行业，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第三世界是这支工业预备役军队最庞大的储存库。

换句话说，家庭主妇和移民都被雇主和政府选择性地吸纳，然后遭到抛弃，以满足资本的需求。因此，他们一直在进行共同的斗争。

《性别、种族和阶级》一书前半部分的选段显示了詹姆斯女性主义核心成分的发展，而该书的后半部分则显示了多年来这种方法对她的影响。这些文章主题广泛，从声援性工作者的声明、对简·奥斯汀和让·里斯文学作品中的女性的分析、对妇女工作在坦桑尼亚的非洲社会主义实验中的作用的反思，到与被监禁的活动家穆米亚·阿布·贾马尔（Mumia Abu-Jamal）的接触，以及对C.L.R.詹姆斯的遗产和他的经典著作《黑色的雅各宾党》（the Black Jacobins, 1938）持久教训的思考。

《黑色的雅各宾党》

虽然该书强调了几十年的合作工作，但也揭示了紧张关系和内部权力斗争。例如，《性别、种族和阶级》中包括的《妇女与社区的颠覆》一文，该文最初于1972年先后以意大利语和英语出版，达拉·科斯塔被列为唯一的作者。后来的英文版本将詹姆斯和达拉·科斯塔列为合著者。在这里，詹姆斯摘录了她声称是自己写的文章中的一些段落。（达拉·科斯塔在她自己的著作集《妇女与社区的颠覆》中对这一说法提出异议，该书于2019年由同一出版社出版）。

就其本身而言，《我们的时代就是现在》包含了专栏文章、宣言、演讲和采访（包括关于詹姆斯在约翰逊–弗雷斯特倾向组织中接受的训练和对C.L.R.詹姆斯遗产的反思的一次特别精彩的采访）。《性别、种族和阶级》展示了詹姆斯对家务劳动工资的思考的发展，而《我们的时代就是现在》则展示了她如何针对一系列政治背景，进一步发展她的观点：包括争取海地和巴勒斯坦主权的斗争、杰里米·科尔宾领导下的工党、新冠大流行病和对现在对照料工作收入的需求。这卷书中出现了两个中心论点：任何反对无偿工作的政治运动都必须是全球性的，而且这种运动必须既“自主”地组织起来，又与更广泛的反资本主义运动保持一致。

詹姆斯的思想演变到当代的方式是从“家务”到“照料工作”的转变。现在，“家务”的概念可能不会像上一代人那样产生共鸣，因为对他们来说，做家庭主妇仍然是一种经济上的可能性。最近，詹姆斯和她的社区组织者把“照料工作”作为一个更广泛的概念，不再拘泥于核心家庭。多年来，詹姆斯和她的组织者社区扩大了政治视野，着眼于范围更广的无偿工作。《我们的时代就是现在》一书中的文章展示了政治关注将詹姆斯带向何处，从性工作者、囚犯、家政工人、农民，詹姆斯和社区关注着越来越多样的群体。

这是一种包容性的女性主义观点。这本书的需求：“从现在开始提供照料劳动的收入”，来自为女性争取权力的斗争，但它并不依赖于女性的生物学概念。这是一种持久的女性主义，部分原因是它对任何人都是开放的，照料工作不是你与生俱来的属性，而是你选择从事的工作。也许你正在照顾一位老人。也许你正在为保护水道不受新管道的影响而奋斗，以便后代能够呼吸清洁的空气和饮用清洁的水。也许你每周花许多时间往返于监狱和法院之间，无偿地为你被监禁的亲属的生命辩护。也许你正在照看孩子。也许你正在与自己或他人的癌症作斗争。正如詹姆斯所写的，她的作品是一种女性主义，“从女性开始，但包容所有人——它邀请所有性别的人重新审视我们所做的工作和我们所过的生活。”

詹姆斯以一系列关于“自治”的思考作为本书的结束语。“自治”是一种经过几十年的经验发展和磨练的组织模式，它源于人们认识到政治运动无法摆脱权力等级制度。然而，詹姆斯从她在“家务工资”运动中的经历中发现，分离主义剥夺了每个群体的权力。自治战略承认资本主义以不同的方式剥削了我们所有人。她回忆道：“我们想要所有人的工作都能有报酬，为了赢，我们需要彼此。”在承认所有形式的无偿工作的全球运动中，自治战略要求具有独特剥削经历的群体保持对其独特的斗争的专注，同时也需要与其他群体的斗争团结一致。詹姆斯在2014年的一次采访中表示：“每场斗争对于正在进行斗争的人来说都是紧迫的，我不认为我们应该把单一的斗争放在最优先的位置。真正的问题是：一场斗争的力量如何能够加强其他斗争的力量？”

“家务劳动工资”经常被误解为一项只关注要求现金支付的运动。但这远非运动的最终目标，支付工资只是政治想象进行根本转变的起点：通过围绕关怀而不是资本主义增长、环境的破坏和无意义的生产力来构建一个世界。

许多人曾经认为过于理想化的论点现在已经成为常识。女性主义的格言“每个母亲都是一个有工作的母亲”很难被忽视，因为我们可以在Zoom上实时看到这句话。在20世纪70年代，“家务劳动工资”组织推翻了自由主义的真理，即女性的完全解放必须通过与男性一样平等地工作来实现；就业是人类自我实现的最充分表达。如今，在新冠疫情爆发后，数百万男性和女性出于自愿或被迫离开了他们的工作岗位，这挑战了长期以来的政治信念，即美国人最想要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中工作。在呼吁给警察部门撤资和投资社区护理，以替代种族主义警察和大规模监禁的呼声中，我们听到了与“家务工资”论点的鲜明呼应，尤其是威尔梅特·布朗（Wilmette Brown）所阐述的：“付钱给妇女，而不是军队。”我们现在知道，由世界上最富有和最有特权的人的消费模式所驱动的气候变化，将使我们的地球不适合所有人居住。在此之前，它将为那些照顾地球和人类的群体带来无尽的无偿工作。但还有其他选择。

沉浸在詹姆斯七十年的写作中，你会遇到一个不屈不挠的乐观主义者，她总是认为，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寻找合适的时机去改变体制，革命就有可能发生。如果说詹姆斯的女性主义观点有一个能够实现的节点，那肯定就是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