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细节︱见死不救，是罪吗？

近日，一则撞车视频再次刷爆朋友圈，一名女子在过斑马线时被出租车撞倒，路人无动于衷，倒地的女子随后又被第二辆车碾压，该女子在车祸中死亡。

看完视频，心里有说不出来的难受。网络上民意沸腾，有人说，冷漠成了这个社会的绝症；还有人说：雪崩发生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六年前佛山的小悦悦事件也曾引起民众的广泛关注，当时还有人大代表提出议案，希望刑法增设“见死不救罪”，试图借助法律匡扶摇摇欲坠的社会道德。

作为法律学者，我深知法律无力提升民众的道德水平，但是法律至少应当有所作为。

那么，法律需如何应对“见死不救”呢？

首先要说明的是，对于特定群体之间的“见死不救”，比如父母之于孩子，又如丈夫之于妻子，再如警察之于伤者，这自然都属于犯罪，并无太大争议。复杂的是，类似撞车视频中的路人，他们和伤者之间并不存在这些特定的关系。

对此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有好、坏撒玛利亚人法两种做法。

这个奇怪的法律名字来自《圣经》的典故。

有一个犹太的律法师想找耶稣的麻烦，假装请教耶稣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爱邻舍如同自己”中的“邻舍”意指何人。

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惟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

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是死对头，祭司是犹太人中的宗教领袖，利未人则是宗教精英，但是最后施以援手却是为他们所极为不耻的外邦“杂种”。想象一下，二战期间，一个中国士兵倒在地上，国军将领从旁边经过、爱国学生也经行此地，但都没有施救，最后救助士兵是一个日本人。这个故事会不会让你震惊。

有人考证，在故事中，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的路途非常危险，匪徒出没频繁，也有许多“专业碰瓷”。所以，祭司和利未人着急赶路，没有救助同胞其实也情有可原。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爱人如己”不仅仅要爱我们所想去爱的人，还要爱那些我们所厌恶的人，同时爱一定是要付出代价的。

因为这个典故，就出现了坏撒玛利亚人法和好撒玛利亚人法两种处理“见死不救”的立法风格。

所谓“坏撒玛利亚人法”（Bad Samaritan law），也即要求公民在他人遭遇人身严重危害的时候，如果施以援手对自己没有损害，就应该积极救助，否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这种立法最早出现在十九世纪的葡萄牙，随后的一百年，至少为包括德国、法国在内的十五个欧洲国家的刑法典所采纳。英语国家很少采取类似的立法例，在美国五十个州，当前只有明尼苏达、威斯康辛、佛蒙特少数几个州规定了这种法律。当时，促使美国出现这类立法的一个著名案例是发生在纽约的邱园案（kew gardens）。一天深夜，一位名叫科迪·吉洛维斯（Kitty Genovese）的女子被刺伤，躺在路上奄奄一息，拼命地向周围的邻居呼救，呼叫了半个多小时，周边的38个住户，居然无动于衷，甚至连个报警电话也未曾拨打，大家从窗户上看到一切，听到了一切，却眼睁睁的看着邻居惨死街头。随后，美国有个别州出台了相应的法案，要求公民在类似情况下必须履行一定的救助义务。比如遇到像杀人、强奸等恶性刑事案件，如果无力制止，但至少应该报警，如果无动于衷就可能构成犯罪。但对这种犯罪属于轻罪（misdemeanor），处理通常是点到为止，以佛蒙特州为例，其刑罚不过罚金100美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陆的立法，比如法国对此行为的处刑，最高可达5年监禁。

在英语国家常见的是“好撒玛利亚人法”（Good Samaritan law），或称自愿者保护法（ volunteer protection law），通过法律来鼓励善举。这种法律的主要精神在于免除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如果一个人本着善意无偿施救他人，在救助过程中，即使出了纰漏（只要不是故意或重大过失），也不应承担责任。这样人们就不用担心行善反遭恶报，从而见死不救。比如在医生偶遇路人心脏病突发，医生可能会担心如果救治失败会惹上麻烦，该法就可以消除医生的顾虑，让他放心行善。

从社会效果来看，“好撒玛利亚人法”明显要强于“坏撒玛利亚人法”，鼓励人行善比强迫人行善要容易得多。当前，为什么这么多人见死不救，也许不单单是道德滑坡的问题，而是绝大多数人心存顾虑，害怕惹上麻烦。善遭恶报，这在中国已不是一起两起，以至行善成为例外，冷漠却是常态，在这种礼崩乐坏的背景下，设立见危不救罪，要能起到实际效果，真是痴人说梦。

在笔者看来，见死不救罪没有设立的必要行和可行性，否则就会混淆法律和道德的界限，使惩罚失去必要的约束。如果规定见死不救罪，文章开头所提及的视频，谁构成犯罪？岂不是所有看客、所有路人都要受刑事追究，总不能说谁离伤者最近、谁最有富有，谁就应该履行救助义务，如果这样，定罪量刑岂不成了抓阄式的司法儿戏。

法律不可能激进地改变社会现实，唤起人们的道德意识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在很多制度都不健全的情况下，贸然在法律中设立见死不救罪，它又能有多少作为？别的不说，单说医疗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就会使得相当一部分人放弃行善的念头，好心把伤者送到医院，昂贵的治疗费谁出？让医院一律发扬公益之心，救死扶伤可能不太现实。

重建道德，要靠各种制度的齐头并进，法律能做得其实非常有限。法律只是对人的最低道德要求，它不可能也不应该强人所难。我们不可能期待每个人都能像康德哲学所提倡的那样，不计利害遵守道德戒律。虽然这伟大的教导时常萦绕我心：道德本来就不教导我们如何使自己幸福，而是教导我们如何使自己无愧于幸福。

在当前的背景下，法律所能做的，只能是尽量的减少善行人的后顾之忧，鼓励而不是强迫见义勇为，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的“好撒玛利亚人法”值得借鉴。我们的法律亟待为人们行善创造积极的条件。比如，对于司法实践中屡见不鲜的救人反被诬陷案，对于诬陷者，法律必须严惩。刑法规定了敲诈勒索罪，救人被讹，完全符合该罪的构成要件。此罪的成立有两种情况，一是数额较大，一是多次敲诈。司法解释规定的数额较大标准是2000-5000元之间，各地根据情况在此幅度内确定具体的标准（比如北京市的标准是3000元），同时司法解释也规定，在特殊的情况下，如造成严重后果的，数额可以减半计算。救人被讹，一般都应认定为造成严重后果，数额应当减半计算。即便敲诈未果，也应该以犯罪未遂对待。对于专业讹诈者，法律还规定了多次敲诈，只要两年内三次敲诈，无论数额大小，都可以犯罪论处。遗憾的是，在司法实践中，很少看到讹人者以敲诈勒索论处的案例，不知是媒体刻意回避报道这类案件，还是这类案件根本就不会进入司法程序。

期待我们的法律能够为善行创造积极的条件，让人心中日渐麻木的坚冰被融化，让我们能够看到重新燃烧的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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