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研究向何处去

【编者按】

“中国经济的GDP在全世界占15%，1%的文章与15%的GDP，显然是不匹配的。至少在国际上对中国经济的研究，远远落后于中国经济的地位，而且我们是一个高速发展的国家，本来应该有大量的研究要做。”

这是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甘犁6月6日在出席由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主办的“学术发表如何推动经济学研究发展高端圆桌论坛”上的发言。

参加这次讨论的学者还有：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冯帅章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学院副院长符育明、《管理世界》编辑部委员会副主任蒋东生、《经济学季刊》副主编，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刘国恩、南京审计大学社会与经济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孙宁。

此次论坛的主题是“中国经济学研究向何处去？”。这是个近些年来一直被经济学界热议的话题。

与会的学者们从自己的感受、体会出发，一些观点值得我们思考。

孙宁：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经济现象或经济规律，这就需要有理论研究。一个好的实证研究，背后必须要有比较强的理论支持。

刘国恩：我们给年轻教授的建议是在你能够将饭碗拿住之后，可能要转向研究中国重大问题，这个时候发表的取向可以更多偏向于中文杂志。

甘犁：现在从老师到博士，到硕士，到本科，做的都是一样的，数据一拿来就做回归，如果分析是正的就正说，负的就负说，然后就写政策建议了。我觉得这是范式出现了问题，我称它是“新八股”。

理论还是实证？

甘犁：连问题都提不出，谈什么实证研究

做理论研究的人，无论是华人还是美国人，都可以研究人类的经济行为、组织行为当中的普适规律，大量的理论学者在做这件事。去年我做过一个统计，2010年以来在TOP5期刊上关于中国经济问题发表的文章只有1%，在这40篇文章中大概有100个合作者，这100个合作者当中只有二十个是本土学者，如果加上海外华人，大概就是三四十个的样子。中国经济的GDP在全世界占15%，1%的文章与15%的GDP，显然是不匹配的。至少在国际上对中国经济的研究，远远落后于中国经济的地位，而且我们是一个高速发展的国家，本来应该有大量的研究要做。

问题出在哪里呢？中国经济问题不是主流问题，中国经济学家总体来说在国际上没有太多的发言权。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包括暨南大学、上海财大、北京大学、厦门大学、西南财大等，过去十几年引进了差不多上千名的海归学者，他们通过课程教学带动了更多的年轻学者。我们经济学研究的范式是没有问题了，是国际化了，对方法论的掌握没有问题了，也是国际化了，我不相信还有什么方法是我们学者掌握不了的，我们这么聪明的人，有什么好的方法都可以掌握。我们有方法，我们也知道该怎么去做，虽然我们不是名校，可能发TOP5受很大的影响，但是也不至于说只发1%，我一直在想到底是怎样的原因导致的。我觉得是因为没有提出好问题。

发现问题可以靠观察、琢磨，但是更重要靠数据，靠大量有代表性的数据去发现问题。发现问题以后，有理论框架、理论模型分析，才能讲出道理来，然后才会有新的实证研究来验证数据、验证理论、验证模型。因此第一阶段是发现问题，第二阶段是理论创新，最后是实证的数据验证和应用。对此，大家应该没有争议。而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核心当然是没有数据。

刚才主持人说，这么多团队在做各种各样的调查，好像我们数据很丰富了，完全不是的。

比如昨天晚上我在抓紧改一个公积金报告，公积金9万亿的缴存额，4万亿的余额，24%家庭的工资收入，我们却没有研究，几乎是零。公积金是我们独特的制度 但是围绕公积金没有提出有意义的经济学问题 也没人研究。我相信国际学术界是会研究的。

又比如关于时间的使用，这么宝贵的时间资源，我们没有研究，因为没有数据，搞不清楚中国人的时间分配是怎么样的。再比如我们跟大众汽车合作，大众汽车想知道中国每年两千万的汽车销售现状下，中国汽车需求是怎样的，中国汽车消费和住房、子女、二胎、结婚、离婚等各种现象的关系是怎样的。再比如我们提出精准扶贫，却没有一个全国性的贫困家庭的调查。没有问题，没有数据，怎么发顶级期刊呢？在我们做中国家庭金融数据调查之前，不清楚中国老百姓有多少钱，但是我们搞了差不多接近十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不清楚老百姓究竟有多少钱，我们还怎么发展？

所以，现在我们的阶段还不是做实证，我们的阶段还是在发现问题，一旦发现了问题，自然大量的学者就会去跟进。好的问题，将中国问题讲出来，我是相信能够发顶级期刊的。

我回国的时候，我算是做实证的，但是我还是有纯理论的研究，计量理论和经济理论都有。我一直认为实证的主流首先是对理论的验证，然后是对理论的应用，利用理论验证和预测。现在的实证主流，就是对理论进行推导，然后得出变量正相关或者是负相关的推论。理论本身隐含了因果关系，实证就反复去验证，这是国际上实证的主流，是现在年轻学者做实证的主流。现在研究中国也是这么做，我只是觉得中国本身仅仅这样做是不够的。在中国的研究，再往前走一步，不能说直接就从普适性理论推导到实证的检验，应该再往前一步发现以前中国和别的国家不同的地方。如果中国所有的东西和别的国家一样，中国发展这么快，其他国家发展不起来，没有这么简单，不同可能就是环境的不同、可能就是制度的不同，可能是因为我们更加勤劳吧，可能是人的不同，或者我们更想赚钱，这些也有可能的。

孙宁：每一个好的实证研究背后，都应该有强的理论支持

甘老师所讲的阶段确实是非常必要的，只有通过好的数据才能发现问题，我们希望搞实证的经济学家尽可能的发现更多有趣的问题，我们在后面分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说到理论，大家想到的就是它非常抽象，都是用数学研究。事实上理论也没有那么可怕，其实有的理论非常接地气。另外年轻学者可能做抽象的数理研究，其实也不要紧，给他们一些宽裕的时间，将功底再做得扎实一些。他们有了一定积累之后，肯定会在现实中找到问题，做一些更有实际意义的工作。这是我自己的经历，我也是这么走过来的。我在研究生阶段做的研究非常抽象，做一般均衡存在性的问题全部都用数学。尽管我是数学系毕业，为了做我的博士论文，还自学了很多数学。当时做这样的研究，我也不知道它有什么实际意义，但是做着做着我就可以和现实结合起来，而且有非常多的现实意义。

例如上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为美国设计通讯频谱的拍卖，原来通讯频谱都是无偿发放给运营商的，但是经济学家帮助联邦政府通过拍卖的方式来发放，为政府获取了几百亿美元的收入。但在国内，我们很多都是靠行政命令发放资源，如果也可以借鉴美国的方法，用市场机制或者拍卖的方式来发放公共资源，也可以给政府回笼大量的资金。在我眼中很多东西都可以通过拍卖进行市场配置，比如说各个高校的EMBA名额，这就是资源，因为它有价值。另外像烟酒专卖的许可证，都是资源。

理论经济学有时候和现实是非常接近的，非常接地气。现在我主要的研究方向就是市场设计，可以针对一个具体的问题，例如中国的车牌，有很多城市是有偿发放车牌，北京是通过摇号的方式，上海通过拍卖的方式。其实这些问题背后都需要理论经济学家来研究，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提炼出新的经济学概念和问题。例如，我在研究国内的车牌配置问题时，就提出配置机制的有效公平性问题。做拍卖理论的都知道，我们在评价一个机制时通常是从两个维度来评价的，一个是效率，一个是收益。但是当我们配置的是公共资源时，除了考虑这两个因素之外，还要考虑公平性。怎么定义公平性的概念？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所以做中国问题研究，我们也有可能提炼出一些新的问题。

另外，我讲一下日本经济学界关于理论研究的状况。日本经济学界有一个传统，就是做理论经济学，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有非常优秀的理论经济学家，例如有宇泽弘文。我回国也有十几年了，我了解到中国经济学学会研究理论的还是非常少，可能也就是两三个，而且还经常讲应用经济学。日本经济学会有春季和秋季两次大会，关于纯理论的分会场每届至少有四五个，所以日本是有研究理论经济学传统的。但是在国内，包括海外的华人，理论经济学家的确比较少，做的特别好的学者，例如周林老师、田国强老师这样的人非常少。其他一些国家，像土耳其、日本、印度等，做理论的非常多。美国一流高校做理论有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家，但是华人在美国高校做理论的，目前可能就是方汉明，但方汉明现在也是更多的从事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研究。

我不是说要将理论和实证分割开，经济现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我们要从历史的角度、理论的角度、实证的角度、实验的角度进行研究。现在大家都说这是大数据时代，大数据给我们提供了了解经济现象、掌握经济规律的工具、素材，实证研究就是要利用这些数据去发现一些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个阶段，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经济现象或经济规律，这就需要有理论研究。一个好的实证研究，背后必须要有比较强的理论支持。

反过来，我们有了理论，也需要有实证研究去验证。其实自然科学也是如此，比如说物理、天文学也是这样。先观察到一些现象以后，我们需要有理论物理学家做一些设想、假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然后进一步用观察验证这些物理理论。其实经济学和自然科学也是非常类似，不要将实证和理论分割开。有一些做实证的学者说真正好的实证研究并不太多，我想这背后可能是在国内缺少好的理论研究的支持。

蒋东生：国内经济学杂志对微观理论的研究都很弱

中国的经济学界讨论问题的时候太偏于宏观，经济学的基础性、微观理论的讨论在国内从来都没有成过气候。在微观理论方面，无论哪一本杂志都是很弱的，包括《管理世界》、《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而且国内的理论学者，不喜欢给国内的刊物投稿，只看准国外刊物去投。我曾经有想法在《管理世界》上开一个栏目——中国经济微观分析，我专门找了一些研究者接触这个领域，最后我发现做不下去。

如果没有微观理论架构的话，我们对于市场交易这些问题很难有一个学理性、深层的理解。现在我们提出实证和理论问题，可能更偏向于将实证认为是计量经济学，更偏向于目前中国宏观问题的研究，而对微观有一些忽视。我个人觉得其实可以关注微观研究，向孙宁老师学习，也许他们可以努力出一本独立刊物。这件事我本来预想是《中国工业经济》去做的，但他们也没有做。

甘老师的观点我也特别同意，我们首先从事实出发，不认识到事实就没有办法往下走。首先就是经验，经验寻找问题，然后确定事实，确定事实之后找事实与理论之间的关联性，最后在事实的基础上去做理论的创新。我想这样的路径，是符合我们认知的路径。

中文还是英文？

蒋东生：我对经济学期刊的前途很悲观

这要看发表文章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想要达到很现实的目的比方说毕业、评职称，甚至是否可以更好的跳槽，或者是能拿到国家级的项目等等。就中国目前的评价体系来说，我个人觉得，如果你能发外文比较好的期刊，肯定不要发中文，因为这对你追求功名更有帮助。除非你自身已经功成名就了，可以自由做学问了，想对中国大多数人说一点自己的心里话，那就发中文期刊。

另外我觉得是大家不要一心投国外期刊而不顾期刊的质量。还是要追求公认的那几个TOP5，至少是TOP10。投国外排名较差的期刊有时候不如投国内比较好的刊物。近年来国内有学界有一些变化，更重视中文期刊，近期五年或者是十年，中文期刊在评价体系中的位置肯定在国内会上升。

再讲两个事情。第一，我觉得国际期刊跟国内期刊很大的区别是在审稿体系上。国外审稿体系更加重视国外关注的问题，国内的审稿体系肯定是重视国内关注的问题，重视的问题有差异。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国外期刊审稿更注重于学理评审。而国内期刊在注重学理评审的同时，还会自觉不自觉地对文章进行经验性检验。因为文章作者和审稿人都生活在这个社会，文章所研究的问题大家都有经验，即使没有经验的话也可以去问有经验的人来讨论一下你讲的这件事在现实生活中是不是这样的道理。所以从某一个意义来说，你在投稿的时候实际上就要考虑到这一点。

中文期刊的前途是什么呢？我很悲观。为什么悲观呢？因为期刊有三个基本功能，期刊实际上是学术性的载体。有三个基本功能，传播信息、创造信息、评价信息。但是由于网络的出现，期刊传播信息这个功能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创造信息也比较少。第三个评价信息的功能是主要的。这件事毛病肯定很多，但是反过来说谁能替代？不能光指责它，还要找一个东西替代它，因为评价功能不能没有。如果有一天期刊的评价功能被替代了，学术期刊就没戏了。

刘国恩：如果你处在事业上升期，请将好文章投给英文期刊

我们发表学术论文目的无非是两个，一个是为了自己的事业发展，看看你发表论文地方的话语体系掌握在哪些人手里。目前至少现代经济学的话语体系、评价体系是在西方人的手上。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如果你处于事业上升的阶段，那还是得将特别好的文章投到现在学科评价、学术评价的西方经济学的相关杂志。

我们发表学术论文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传播信息、影响社会和世界，希望这一辈子没有白活，希望能够产生改变世界的作用。从这个意义来说，可能将很好的东西放在目前国内好的杂志上，也许产生的效果、产生的作用不一定比西方的杂志更小，因为受众人群不同。举个例子，周其仁老师的研究不是用西方经济学的范式做出来的，但是对中国相关政策的影响很大。我们给年轻教授的建议是在你能够将饭碗拿住之后，可能要转向研究中国重大问题，这个时候发表的取向可以更多偏向于中文杂志。

为什么顶尖大学可以采用除期刊之外的评价体系这个问题，我想这些大学之所以是顶尖大学，就是因为它们已经有这么一个平台、有这样的队伍、有这样的文化传承、有这样的高度。如果要将这个标准复制应用到水平更低的学校，估计这种靠人评价出来的结果，要比数豆豆的问题更多了，涉及到游戏规则、把控程度等等，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应该更多的理解为什么顶级院校可以更好的使用这个方法，而比较低层次的学校不宜使用这个方法，所以还不能一刀切。

回顾与展望

蒋东生：解释中国问题，只能期待中国学者

从1995年开始倡导学术规范化到现在，二十多年了，这期间中国期刊做了什么事呢？我觉得在前期基本上就是模仿，甚至投来的一篇文章完全是西方的套路，只是换了中国的数据，然后从简单的模仿到复杂的模仿一步步的发展起来。再加上海外学者的回归，这直接促进了学术规范化，学术研究范式向国际化转轨。到今天我们试图在摸索自己在理论上的道路问题，但是还没有走出来，我对期刊是有一点悲观的。

但从经济学本身而言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在中国发展大背景下有许多中国问题是无法用西方理论解释清楚的，而这些问题就期待着中国学者，而且只能期待中国学者。

刘国恩：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学家会有重要的世界地位

判断未来最好多看看过去发生了什么，如果看战后五十年，有两个现象特别显著。首先就是全球化，在这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全球化引领者无疑是美国，中国应该说是最大受益者之一。随着美国新总统特朗普上台，政策发生转变，特别是前些天特朗普政府宣布美国退出了巴黎协定，美国顶级经济学家基本一致地认为美国拱手将全球化的高地让给了中国。如果中国真的有这样的能力，能够将全球化这个大旗扛起来，那将对中国经济学研究争夺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大有助益。

另外一点，如何拷贝西方学术研究，我想对蒋老师所说的做一个补充。其实内容很难拷贝，我们拷贝的只是方法。现代经济学研究形成的这一套研究范式，除非有什么重大缺陷，我们没有必要一定要改，要更新的一定是内容。这次历史舞台上全球化转型赋予中国的机会比过去多，相信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学家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会更加重要。

甘犁：今后十年，对中国的解读一定比现在深刻

大家知道1/4中国在校学生是经管类专业的吗？而这个比例在美国绝对不超过10%，甚至还要低。所以中国有一个庞大的研究队伍，一定是有一个中国经济学的市场存在，这个市场要对接国际经济学市场，对接国际主流杂志。但是经济学不像电影，只有大明星有饭吃，小明星没有饭吃了，可以有一批人做对接国际市场的研究，而有大量人研究中国经济的各种细节问题。

今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首先就是对中国过去三十年发展的解读。我们今后的十年，对中国的解读一定比现在深刻，不至于像如今这样无法清楚地解释中国三十年高速发展这个问题。如果能从一个侧面、几个侧面、若干侧面将这个问题讲清楚就不得了，这应该能够成为高水平研究。

Q&A

提问：学术发表怎么影响政策的制定？

刘国恩：我从2006年回国以后基本上全程参与了国务院医改工作。其实不仅仅是中国学者们在一直思考这个问题，在国际上来看，学者们要想影响政府的相关决定也是非常具有挑战的，是很艰难的一件事。在医改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我们一开始就像主流经济学的争论一样，政府的作用和市场的作用究竟在这当中发挥多大的作用，以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来把握尺度。说实话，我不认为他们的决定受到我们多少影响，但是有一个贡献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的争论让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多么的复杂、多么的尖锐。

学者不要将自己的研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的决定作为评判研究价值的最高尺度。这个社会有很多主体，政府是主体之一，让相关领域的人员，包括百姓、产业界人士等通过我们的研究来加深对社会的认知，这要比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更有价值一些。我更在乎自己的研究有没有传播正确的东西，有没有让社会更了解这些问题，而不是政府是否采纳了我的意见。

提问：我是跨界从公共管理到经济学，最深刻的体会就是应用经济学尽管做了很多实证研究，而且用了很复杂的数据模型，但是得到的结果与我实际观察调研到的实际现象很多只是基本符合，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怎么看待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研究？

甘犁：你说的问题，我理解，这也是我在思考的问题。刚才国恩谈到周其仁教授，我非常佩服，他做的工作实际上就是典型调研，他的思考方式就是深入到一个地方，然后将这个问题跟各种各样的人交流、去谈，更多是像费孝通先生的乡村调查这么一套模式和思路，这是首先需要的。但同时也需要抽样大规模调查的经验，二者不可或缺。现在从老师到博士，到硕士，到本科，做的都是一样的，数据一拿来就做回归，如果分析是正的就正说，负的就负说，然后就写政策建议了。我觉得这是范式出现了问题，我称它是“新八股”。我觉得二者要结合，要有统计的样本数据，但是同时要深入细节做调研。好的研究、好的学者需要将这两者结合起来，不可忽视任何一方。

（以上文字由主办方提供的速记整理稿摘编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