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极简的非官方的“一带一路”历史

著名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在《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中讲到，历史的重大变革往往出现在人们和拥有新技术的陌生人接触的时候。这又会带来一种复杂的情感：一方面，当我们看到别人更新奇的技术、更美好的事物、更高贵的生活时，我们会有一种强烈的学习和模仿动力。但与此同时，我们又会感到不快，因为这种外来的冲击影响到我们的自尊心。没有哪个民族能够完全放弃自己的传统和文化。我们的传统和文化，我们的习俗和体制哪怕再不好，也是长久以来逐渐积累起来的，这种传统和习俗给了我们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而外来的事物却让我们感受到了威胁。世界变得更加动荡，我们心里自然就会更加焦虑。

这段话概括了人类文明的交流，尤其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中的悲欢离合。我们不妨从这个角度，回顾一下“一带一路”的历史。

现在通常所说的“丝绸之路”，是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全球最重要的贸易网络。“丝绸之路”不只是一条路，它包括了陆地上和海上的多条商路，实则是一个网络。“丝绸之路”不仅仅是关于丝绸的，瓷器、铁器、香料、马匹、棉花、木材，都是借助这个网络交换的。中国是“丝绸之路”的终点站之一，但并不是最热闹的站点。中亚、西亚才是最为熙熙攘攘的中转站。东方和西方的文明通过“丝绸之路”的全球网络，产生了剧烈的碰撞。

第一次 “丝绸之路”

大约在公元前1700年至公元前500年，在西亚和中东地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世界体系。埃及、赫梯、亚述、巴比伦和波斯人先后在这里建立了帝国，军事征服和随后的征税使得各个国家的力量不断扩张，与此同时，走陆路的商队和走海上的商船往来不绝，进一步加速了不同人群之间的沟通。到了公元前100年左右，也就是中国的汉朝时期，东西方世界有了第一次接触。或可称为第一次“丝绸之路”。陆地上的“丝绸之路”连接了中国与西亚，海上船队又将“丝绸之路”延伸到了地中海世界。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次“丝绸之路”时期，几乎没有商人从头到尾走完整个行程，他们更像是在进行接力赛，一棒接一棒，把货物从一个中间商转到下一个中间商那里。

当时，罗马帝国的上流社会已经穿上了中国的丝绸衣物。不过，欧洲对亚洲最大的贸易需求并不是丝绸，而是香料。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肉豆蔻、丁香、小豆蔻和胡椒。这些香料不仅用作调味品，还可以让肉的保质期变得更长，除此之外，它们还被用作药品、香水和春药。中国对西方兴趣的产生，主要源于对付北方游牧民族。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国迫切地需要马，尤其是战马。说来不可思议，在中国古代，官府对民间铸钱经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管得马马虎虎，但对马匹却非常重视，专门有政府机构管理马匹交易，严格的时候禁止所有成年母马的出入。汉武帝派宠姬李夫人的兄弟李广利为贰师将军，远征大宛，就是想从大宛得到传说中的“汗血宝马”。

东西方的第一次交流，带来商品互通有无的同时，也带来了瘟疫的流行。不同人群有着不同的疾病，有些疾病对于一群人来说是常见病，对于从未接触过这种病的另一群人来说却是瘟疫。天花、麻疹和淋巴腺鼠疫都跟随着商队，传播到了东西两个文明世界。据估计，从公元1世纪中期到2世纪中期，在大约100年的时间内，罗马帝国的人口就从6000万下降至4500万。到了公元400年，人口可能已经降到了4000万。据估计，中国人口从公元200年的6000万下降到了公元600年的4500万。

当然，瘟疫和人口下降是否与“丝绸之路”的产生有关，还值得进一步研究。从气候变迁来看，罗马帝国晚期和汉朝末年，都出现了气温下降、持续干旱等情况，或许，这种气候变化带来了农业歉收、流民迁徙，同时也带来了瘟疫的爆发和传播。总之，公元3世纪，汉朝灭亡，中国进入了持续的黑暗时代。罗马帝国陷入了连续的内乱。从公元235年到284年，罗马先后出过24个皇帝，只有一个是病死的，其他全部都死于非命。亚欧大陆陷入了长达500年的衰落和动荡。

第二次 “丝绸之路”

到了公元8世纪左右，东西方又恢复了秩序和稳定。公元8世纪和9世纪，伊斯兰世界崛起，成为当时西方文明的中心，而中国则进入了唐朝时期，盛世景象再次出现。于是，陆地和海上的“丝绸之路”再次恢复了活力。

公元7世纪是中国的盛唐时期，但当时在世界舞台上最光芒四射的不是唐朝，而是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和别的宗教不一样，伊斯兰教生来就有贸易扩张的天分。他们朝西打到北非，跨过直布罗陀海峡，占领西班牙，直逼法兰西，一直攻到距离巴黎城外不到200英里的普瓦捷和图尔斯。他们向东横扫中亚、高加索地区，并在公元751年和中国的军队在中亚的怛罗斯河相遇。这是一场决定历史命运的战争。中国唐朝要在西域各国树立威信就必须击败阿拉伯，阿拉伯要完全控制中亚则必须击败唐朝。由于盟军葛逻禄部落临阵脱逃，唐军大败，两万士卒死亡略尽，只剩下数千人逃脱。勒内·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中写到，如果不是唐朝随后爆发了安史之乱，很可能再过几年，唐军还会卷土重来，鹿死谁手，犹未可知。怛罗斯战役之后，阿拉伯帝国内部也出现了叛乱，所以，双方没有再度兵戎相见。

伊斯兰世界和中华帝国分别控制着“丝绸之路”的两端，这一时期，东西方的贸易往来再度兴盛。第二次“丝绸之路”的密集程度和繁荣程度都远远超过第一次“丝绸之路”。美国汉学家薛爱华写的《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讲述了唐朝从海外引进的各种舶来品，不仅有黄金、白银、紫金、黄铜，还有菩提树、郁金香、紫檀木，甚至包括黑奴和胡女。当时的贸易已不仅局限于满足富人对奢侈品的需求，很多出口品是为了满足大众市场。其中，中国的陶瓷、纺织品、茶叶是非常受欢迎的出口品。当时的国际贸易已经形成了一个初级的“价值链”，比如，中国会为佛教国家和伊斯兰国家定制陶碗、水罐，以及烧制这些陶器时上色用的钴，而钴是中国从伊朗进口的。中国出口的纺织品供不应求，于是，有商家开始“外包”，从高丽等属国采购丝织品，“贴牌”之后再出口到国外。那时候的人口自由流动也甚为可观。先是受到阿拉伯人排挤的波斯人过来避难，接着是穆斯林跟随贸易来到中国，广州和泉州变成了真正的世界性城市，拜占庭、东南亚、印度和穆斯林移民在中国都有自己的社区。

在这一时期，印度洋上也已经形成了一个贸易网络。南起非洲好望角，北到阿曼、也门和印度，东到印度尼西亚，整个东非、中东和南亚，早已通过航海连成了一片。印度洋属于季风气候。夏季吹的是西南风，冬季吹的是东北风。水手们很早就学会了利用季风航海。西南风往往伴随着暴雨，虽然有规律可循，但不可预见的坏天气更多。水手们最喜欢的是冬天的东北季风，东北季风风力较弱，比较干燥，适合航行。古代的船队多用单桅三角帆船，如果迎着东北季风，将巨大的三角帆调至迎风55°-60°角，水手们就能自如地调整航行的方向。

当时的印度洋区域，存在着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仰，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的，相聚在一起。这个革命目的就是赚钱。当时，陆地上战乱不断，但海上仍畅通无阻。大部分统治者都允许贸易商自由出入各个港口。是的，海盗也会经常出没，但统治者们是把海盗当成生意来做的。要是谁被绑架了，乖乖地交一笔赎金，而且赎金是有公认标准的。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海洋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贸易是超越政府管制的。

第二次“丝绸之路”之所以比第一次“丝绸之路”更为繁荣，与商业活动的进步密不可分。远距离长途贸易风险极大、头绪繁多，尤其是还需要金融的支持。契约如何制定、公司如何分红、纠纷如何解决，都需要新的制度安排。最早的长途贸易大多有国家在背后支持，而到了第二次“丝绸之路”，一个有着广泛联系的远程商业网络已经大体确立。借用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说法，经济的演化由简入繁，先是一般人的日常物质生活，然后上升到与一般人生活相关，但依靠大规模远程贸易的交换制度和市场制度，最后才到超越日常生活，以少数大商人经营为主的资本主义。第二次“丝绸之路”时代，已经演化到了第二个阶段。

血色 “丝绸之路”

值得指出的是，唐朝承平未久，就陷入了动荡。唐朝之后是五代，五代之后是宋朝。宋朝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元，市场经济的复杂程度、科技文化的进步程度，以及政府管理体系的成熟化，都远超前代。宋朝的西边隔着吐蕃、西夏和回鹘，跟伊斯兰世界不再有直接的碰撞。这一时期，阿拉伯帝国也走了下坡路。公元8世纪，阿拉伯帝国分裂为阿拔斯王朝和后倭马亚王朝，即中国史书中所称的“黑衣大食”和“白衣大食”。公元9世纪，帝国全境内叛乱不断，各地总督拥兵自重、裂土分治。到了公元10世纪，阿拉伯帝国已经四分五裂，动荡不安。阿拉伯帝国原本占领的欧洲地区也已被收复，十字军东征多次入侵阿拉伯帝国。公元12世纪末，花剌子模在西亚兴起，控制了东西方贸易的商路。

真正崛起的是北方大草原上的蒙古人。我们习惯的历史是成吉思汗建立了横跨亚欧大陆的帝国。其实，蒙古帝国扩张速度最快的时期是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统治的时期。窝阔台策划了从朝鲜半岛、西藏、巴基斯坦和印度北部，到波兰和匈牙利的所有战役。要不是他在公元1241年突然去世，蒙古骑兵很可能会继续打到西欧。到了公元13世纪后期，蒙古帝国基本成型，其疆域从太平洋到黑海，从大草原到印度北部再到波斯湾。

这可能是“丝绸之路”最鼎盛的时期。公元14世纪的旅行家伊本·白图泰说，“一个人带着钱财单独旅行九个月都不用担惊受怕”。黑海的贸易关税和中国东南沿海的贸易关税几乎一样。据马可·波罗的记载，每批驶往亚历山大港的船队，都有100艘来自中国的港口。白银成为亚欧大陆唯一通行的货币。蒙古人还从宋朝那里学会了发行纸币。

但是，这样的经济繁荣是靠血与火铺就的。蒙古军队的残忍，超出常人的想象。当时的作家写到：“穆斯林只求杀死他们的基督教敌人，但蒙古人不一样。他们谁都不放过。他们杀男人、杀女人、杀孩子，甚至将孕妇开膛破肚，杀死还未出生的胎儿”。蒙古军队经常用的一个伎俩就是屠城之后匆匆离开，躲在各个角落的人们以为大军已撤，就从藏身之处钻出来，可哪里想到蒙古军队并没有走远，他们突然折回，再屠杀一次。有的学者估计，在阿富汗和伊朗，蒙古人屠杀了当地90%的人口。

蒙古人固然凶狠残暴，但他们还不足以毁掉这个世界，几乎毁掉这个世界的是“黑死病”。大约在公元14世纪40年代，黑死病迅速地从中亚草原扩散到整个亚欧大陆：欧洲、中东、埃及和阿拉伯半岛。公元1346年，金帐汗国的蒙古军队包围了热那亚的小城卡法，但围城的部队却遭到瘟疫肆虐，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蒙古军队不得不撤退，在撤退之前，他们把死尸用投石器抛入城中，想用恶臭把城里的人熏死，没想到无意中却使用了生化武器。公元1347年，瘟疫扩散至君士坦丁堡、威尼斯和意大利。到了公元1348年，瘟疫已扩散至法兰西和巴伐利亚。随后，船员将瘟疫带到了英国。很快，北非、阿拉伯半岛和两河流域，都出现了瘟疫。欧洲在这场瘟疫中至少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瘟疫不仅袭击了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就连偏僻的小村庄也未能幸免于难。从都市逃往农村，并不能增加存活的概率。

黑死病对欧洲的影响是巨大的。当瘟疫降临，人们仿佛感受到了世界末日。但是，黑死病却给欧洲的崛起提供了一场洗礼。黑死病之后，人口的大幅度减少，导致劳工的工资提高；劳工和地主谈判时，能有更多的讨价还价空间；很多农民摆脱了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女性的地位有了提高；财富的分配变得更为平均。经历了瘟疫之后的年轻一代，收入更高，也更愿意及时行乐。欧洲的纺织品需求大幅度上升，进一步促进了纺织业的投资和技术的进步。我们隐约能看到工业革命的曙光。还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影响是：瘟疫之后，人们的寿命反而会增长。瘟疫幸存者的身体素质明显比黑死病爆发之前更好。

欧洲人的到来

历史教科书里写到， 1497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绕过非洲的好望角，找到了通往印度的新航线，促进了欧亚之间的贸易往来。而历史的真相是，达·伽马不过是闯入到别人家里的不速之客。他没有发现新航线。如何从非洲到印度，是一位阿拉伯航海家艾哈迈德·本·马吉德告诉他的。马吉德对这个海域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在马吉德的帮助下，1498年春天，达·伽马顺利穿过印度洋，从肯尼亚来到印度马拉巴尔海岸的卡利卡特，整个航程只用了23天的时间，这样快的速度大大出乎达·伽马的意料。要知道，在16世纪末，从威尼斯到耶路撒冷，仅仅是地中海的一小段航线，都需要花费两个月的时间。

欧洲人的到来，改变了印度洋上的贸易规则。葡萄牙是第一个试图用武力改变贸易路线、想要把最赚钱的贸易垄断起来的国家。葡萄牙人在印度建立了很多要塞，并规定所有来往船只都得从他们这里买通行证，不然就把船只击沉。葡萄牙人口气很硬，他们确实会击沉别人的船只，炮轰港口、烧毁货物，但他们实力不济，并没有真正统治浩瀚的印度洋。葡萄牙人之后，荷兰人、英国人陆续来到这里，他们彻底摧毁了传统的印度洋自由贸易体系，并建立了重商主义的、唯我独尊的贸易体系，这一切靠的都是坚船利炮。当时欧洲人的口号是“战旗飘到哪里，贸易就到哪里”。

明清以后，在中亚地区，中国慢慢地失去了影响力。中亚地区变成了新兴帝国，尤其是英国、俄罗斯和德国的较量场。

大英帝国是一个海上帝国。1588年，英国海军击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士气大振。从1652年起，英国和荷兰海军在英吉利海峡两岸不断交锋，打了大小十余场海战。之后，英国和法国在长达100多年的时间内争夺霸权，直至1815年拿破仑战败，英国迎来了鼎盛时期。19世纪初，大英帝国称霸天下，无人争锋。

大英帝国虽然在海外占领了很多殖民地，但号称“帝国明珠”的却是印度。英国人在印度长期苦心经营，这块辽阔的土地给英国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但到了19世纪后期，英国人开始担心自己在印度的统治地位了。早在1807年，英国就曾得到过一条情报：拿破仑向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建议，两国联手占领印度。英国人到印度去都是走海路，俄国要是想入侵印度，会直接通过波斯和阿富汗，直下印度河。这让英国人着实担心。尽管拿破仑后来战败，法俄联盟随之破产，但俄罗斯一直在不断地向南扩张。19世纪初，大英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在亚洲的边境相隔两千英里，到了19世纪末，这一距离已经缩小到一两百英里，甚至几十英里。俄罗斯的疆土已经扩展到了印度的家门口。这段历史非常有意思，我推荐英国记者彼得·霍普柯克的《大博弈：英俄帝国中亚争霸战》，此书对英国和俄罗斯在中亚的争霸战描写得极为生动。

英俄在中亚地区的“大博弈”到了20世纪初暂告结束。俄国在爆发十月革命之后，暂时无法顾及对外扩张。英国赢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大英帝国却走向衰落。

总体来讲，欧洲人发现新大陆之后，在“旧世界”（即欧洲）和“新大陆”（即美洲）之间的贸易联系日益紧密，并取代了原来以丝绸之路为纽带的全球贸易网络。早期的跨大西洋贸易呈现出三角形特征：欧洲人把黑人奴隶从非洲卖到美洲，然后从美洲进口廉价的原材料，最后再把工业品卖到美洲和非洲。这个三角贸易，缺了其中的任何一环，欧洲都不可能实现后来的快速崛起。然而，这是一个十分病态的贸易网络，这个三角贸易确实给白人带来了利润，但却滴着鲜血，暗藏着肮脏的东西。

历史的启示

总结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得到几点启示。

第一，要用大历史的视角去看过去、现在和未来。过去我们在讲历史的时候，都习惯于只讲自己的历史。欧洲人讲欧洲人的历史，中国人讲中国人的历史，只有美国人自己的历史太短，所以不得不再补一段欧洲的历史。但这并不是真正的历史。真正的历史要有大局观，把同一时期不同人群的历史放在一起来看，尤其要关注他们之间的沟通和接触。这种历史观被称为“大历史”。这提醒我们，在观察历史的时候，不要被西方中心论带偏了。舞台的灯光不能只照在一个角落里，只有把灯光全都打开，我们才能看得清所有的演员。

第二，“丝绸之路”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交流。有些交流给人类带来了福音，有些交流给人类带来了悲剧，但不管是好是坏，这些主要的交流都深刻地改变了历史和我们的生活。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各地的物种交换，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子。就拿餐桌上的食物来说，没有“丝绸之路”，我们就不会有葡萄、西瓜、葱、蒜、香菜、胡椒、黄瓜、丝瓜、萝卜等。要是想吃麻辣烫，必须在明朝以后，因为辣椒、地瓜、土豆、玉米等作物都是明朝以后从美洲传入的。技术的传播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人类历史的漫长岁月里，技术进步不是靠科学家研究发明出来的，而是靠无数人在摸索中一点点积累出来的。和陌生人接触的好处是能够从别人那里学习到有用的经验。宗教也是通过“丝绸之路”这个网络传播的。伊斯兰教和佛教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性的宗教，跟“丝绸之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基督教也曾经借助这个网络传播，但主要传播的是聂斯脱里派，即中国所谓的景教。这一教派来自东罗马，被教会视为异端，逃亡到中亚。在西亚建立伊利汗国的旭烈兀就是景教教徒。

当然，“丝绸之路”也带来了传染病和瘟疫。这些疾病原本是地方性流行病，但随着商队传播到了很远的地方，并一下子爆发为大规模的瘟疫。疾病的流行可能是贸易和人口流动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即使在今天，传染病也没有完全销声匿迹。相反，全球化会导致传染病传播得更快。我们曾经或见或闻的SARS、口蹄疫、禽流感、埃博拉病毒，莫不如此。

这提醒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贸易视为商品的交换和财富的增加。贸易一定会带来人口的流动、思想的交锋、宗教的扩散、疾病的流行，有些时候，这些因素会带来比贸易更大的影响。

第三，全球市场交易的规模不是自发扩展的，非经济因素，比如政治、宗教、战争，以及地理、历史、气候等慢变量，都会影响到全球贸易网络的扩张或收缩。

在早期的远程贸易中，国家的作用不可忽视。对于大宗商品的贸易往来，比如粮食、马匹的买卖，主要是国家的需求。交通运输条件会影响到贸易的兴衰，但国王为什么要修筑四通八达的道路呢？不是为了让商人们行路方便，而是为了更快地派兵。西方对探险的热爱，对新世界的征服，不能完全用商业来解释。地理、历史和气候，虽然是慢变量，但一直在影响着全球政治经济。为什么印度洋能够发展成为一个紧密的贸易网络？因为有季风。为什么阿富汗、巴基斯坦北部一直动荡不安？因为它们从来没有被一个中央政府牢牢地控制过。为什么非洲国家有那么多内战？因为它们本来不是民族国家，是被殖民者强行拧在一起的。为什么在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和汉帝国都走向衰亡，因为在这一时期气候出现了异常变化，气温下降、持续干旱。公元800年至1200年，是一个温暖期，但从14世纪起，地球又进入了一个小冰期，气候变得寒冷，风暴变得频繁，在这段时间，出现了十字军东征、黑死病和百年战争。

第四，21世纪，印度洋和中亚地区将成为新的热点，而这又恰恰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支点。70%的石油运输要经过印度洋。来自世界各地的商船有一半要经过马六甲海峡。中国在崛起，日本和韩国已经跻身发达国家俱乐部，印度雄踞印度洋、并不断向太平洋扩张，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展翅待飞，非洲可能是世界上最后一片待开垦的大市场，所有这些变化都使得印度洋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与此同时，进入21世纪之后，中亚地区的“大博弈”又上演。美国、俄罗斯、中国、中东，都希望能够在这里有自己的影响力。这个地方是会变得更加稳定，还是更加动荡，谁也无法预测。唯一可以预言的是，这个地方将在很长时期内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第五，要充分重视“一带一路”的风险。首先，在一带一路沿线，缺少一个等级分明的秩序体系。美国的力量鞭长莫及，印度、日本等区域大国心有余而力不足，中国崛起速度很快，但遇到的阻力也很大。未来，这几个大国之间的博弈将会更加复杂而微妙。其次，“一带一路”沿线，海洋连接着陆地。非洲各国靠近海洋的区域将它们和国际体系连接在一起，但内陆腹地的沙漠又将它们和外界隔绝。南亚次大陆的北部和中亚地区地形破碎、崎岖不平，这里从来就没有真正被统治过。海洋更偏好贸易，但陆地则要求独立，陆地的冲突和动荡会影响到海上的秩序。再次，这里很可能是受到气候变化冲击最大的地区。非洲原来旱季、雨季分明，如今旱季和雨季已变得紊乱。先是下一场小雨，然后迎来的是持久的干旱，最后又来了瓢泼大雨。先旱后涝，这给当地的农民带来了致命的打击。涌向欧洲的难民，只有三分之一是来自利比亚、叙利亚和阿富汗的战争难民，倒是有三分之二是来自撒哈拉沙漠以南的生态难民。孟加拉国人口密集，但地势狭窄。大约有1.5亿孟加拉国人民困守在与海平面等高的地区，只要海平面升高一点点，就会带来无数家庭的流离失所。最后，“一带”和“一路”都很重要，但风险程度有所不同。不妨听听吕思勉先生的评论。他说：“泛海之道，贾客由之，虽物质文明，因之互相灌注，初无与于国家民族之盛衰兴替。遵陆之道，则东方之民族，自兹而西侵，西方之民族，亦自兹而东略，往往引起轩然大波焉。”简而言之，陆路的地缘政治风险更高，难以控制，而海路则更偏自由市场经济，贸易的效率更高。

总之，“一带一路”是对全球化退潮的应对。我们在最开始提出“一带一路”的时候，或许是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被动反应，如今，经过四年的思考，我们对“一带一路”的理解更为深入。这是在全球化退潮的背景下，站在文明对话的高度，我们希望最终能够建成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一个非常中肯的倡议，相信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同和理解。从根本上来看，如果一个文明能够非常包容、自信，包容到能够吸收所有外来的思想，自信到不丢失自己的传统文化，这个文明才能在不断出现的外来冲击、日益加速的全球流通中提高自己的适应能力。在各个文明中游刃有余，并能够从中不断地“套利”，这才是高手的境界。

（文章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北大汇丰海上丝路研究院。略去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