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走马｜天皇生前退位的心思：以人情诉求推动天皇制改革

该法案主要内容有三点：第一，天皇的退位意向得到国民的理解与共感；第二，天皇夫妇退位后尊称“上皇”和“上皇后”；第三，法案公布后三年之内由内阁行政命令颁定退位日期，而内阁首相在听取皇室会议的意见后作出决定。鉴于该法案在阁议决定前已经得到执政党和在野各党的基本认可，在本届国会通过只是走过程序，而日本政界已经开始筹备预定明年天皇退位、新年号的选定以及改元日期等，日本即将开始一个新时代。

2016年8月8日，日本电视台播出明仁天皇表达生前退位意愿的谈话录像后，在日本社会掀起轩然大波，而且很快还波及世界，其中中文媒体的报道可以说是少见的连篇累牍，可见其意义重大。天皇谈话引起日本及海外媒体纷纷解读谈话的含义，“改革天皇制论”、“阻止安倍改宪论”、“改宪阴谋论”等一时甚嚣尘上，其中不乏过度解读者，让天皇谈话本身的真实含义反而变得扑朔迷离。撇开种种推测暂且不论，有一点却非常彰显清晰，即天皇主张天皇制应当与时俱进。

来自中国的“天皇”在日本的千年历史

后世天皇的谱系起源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等典籍，“记纪”神话中的天照大神及其“天孙降临”，成了皇族谱系的始祖，就像我国历史的“层累说”一样，愈到后来，皇族谱系愈益详全。从公元前7世纪的神武天皇，到“今上”明仁天皇，一共经历了125代，被称为“万世一系”，当然其中不少还缺乏坚实的史证，只能视作传说。

“天皇”这一称号，来自中国，在7世纪经过“大化改新”和“大宝律令”而法制化。随着从中国导入冠位制度后，天皇开始成为政府的核心部分，正式形成天皇制。天皇制在奈良、平安时期达到政治和祭祀的顶点，其后因为摄关、院政和武家政治相继抬头而失去政治实权。

镰仓、室町时代，天皇制与武家政治彼此消长，但长期处于劣势，到了战国时期，皇室甚至需要有力大名的接济才能维持生计。在漫长的江户时代，天皇仍然未能夺回政治统治权，并且受到幕府的严格管制，但天皇制在精神、文化和宗教领域，其权威仍未完全失坠。

幕末日本社会在西洋列强的开国压力之下，兴起的“尊王攘夷”运动，使得天皇制绝处逢生，重新取得统治权威。倒幕成功后，明治政府实施君主立宪制，制定帝国宪法，使天皇成为“统揽一切”的国家元首，国家神道定位后，天皇被强化成“现人神”，天皇制成为新兴帝国意识形态的核心。

二战的战前与战时期间，天皇制成为日本军部实施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最有效动员武器，战后一度面临存废的严峻考验，但是由于美国占领当局对战后世界布局谋略的考量，重归虚位的天皇制在新宪法中不但被保存下来，而且作为国家和国民统合的象征，发挥积极正面作用。

日本天皇为何能够“万世一系”？

对普遍具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意识的国人来说，恐怕难以理解天皇制缘何历千余年而不坠？照理有德有力者有天下，中国历史上江山易姓是寻常事。而日本虽然历经“摄关”专权，院政操纵，南北对峙，幕府相继，而天皇却从来不曾被取代，一直为天下共主。甚至二战结束后，权倾东西的美国亦未能取消天皇制，反而不得不加以利用以成功实行占领。天皇制到底何德何能，可享如此长祚久胤？

笔者认为其最主要原因在于天皇制很早就完成了象征化和符号化过程，让天皇制超越一时的政治权力结构，成为具有宗教意义的精神文化系统，涵盖各种利害关系，最终成为国家象征和全民利益的最大公分母。除了象征符号性是天皇制长治久安的主因之外，与此相关的另一原因为天皇家族不具姓氏。

有姓有氏，就有特殊的血缘、地缘利益，容易引起窥视觊觎者的“易姓革命”，所以未曾有“万世一姓”的成功先例。天皇一族无姓，超越血缘和地缘利益，助其“万世一系”。小室直树在其《中国原论》一书中对此做过详尽分析，指出日本的姓氏，不像中韩等东亚国家来自血缘和地缘，而是来自“协同共同体”，即来自共同作业的集合体，也可以说来自各种职业及其作业所在地。看看日本古姓充斥近卫、鹰司、一条、西园寺、花山院、入江、岩仓、大原、小仓、高松、桥本、藤谷和吉田等，皆与官位、职司和门第等有关。天皇只有一系，天皇及其候补仅以名行（如明仁、德仁等），“天皇”这一职业就成为姓氏，凌驾其余二三十万姓氏，“异姓”无论如何都是无法取代“天皇”一姓的。游戏规则早已设定，僭越篡位、起义革命，全都无济于事。

象征天皇制：最大的民族凝聚力

二战后的日本新宪法规定天皇不具实际政治权能，不能过问专属内阁的政府统治，所以被称为“象征天皇制”。这种象征性在“记纪”神话中已露端倪。镜为古代天皇传授的三种神器之一，天照大神曾经叮嘱“天孙”，祭祀时可从镜中窥见天照之魂，就已强调神器的精神性与符号性。

战后日本学者对“象征天皇制”在精神、文化和宗教祭祀领域内的权威体制，做过很多分析，强调天皇制的精神道德意义。这种在精神文化和道德领域的权威性，被称为“权威天皇制”，是指天皇制为日本国家以及国民的全体性、统一性和永久性等的象征和最高权威。战国时代群雄割据，正是天皇制的存在，让民众深信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实体的存在。

由个人组成的民族国家，需要具备统一的国格生存于世，而这种统一国格的维持，需要一个凝集点，这在美国，大体由宪法担当，而在日本，天皇制被认为是一种最大的民族凝聚力。天皇制与欧洲皇室不同在于：日本人将天皇视作道德楷模，需先民之忧而忧，后民之喜而喜。天皇所体现的，不像很多欧洲皇室那样成为时尚流行的楷模和尘世娱乐的焦点，而是国民全体的生活理想之道。所以很多日本学者认为：“精神天皇制”为象征天皇制的本质。

很多学者也对“象征天皇制”做过批判，如竹内芳郎曾指摘“精神天皇制”，称其最大问题是其作为日本人道德精神构造中无责任性的根源。他说：“天皇的无责任性与日本人全体的民族无责任性相匹配。”综观战时日本军部和政客得以处处借重天皇制实施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谋略，其后又推卸个人责任，就可见一斑。“象征天皇制”反映了日本民族的无责任性特点，为很多学者所诟病。

天皇想在生前退位到底是为了啥？

目前对明仁天皇“生前退位”的各种解读，多有过度之嫌，其实天皇谈话只是一位进入老耄之年、多病的老人对其自身退休制度的探索。他希望于他健在之日，改革天皇制，将其更为贴近现代社会。

天皇制本身是传统和旧制度的延续与象征，但其延续同时也是美国当局清算极端国家主义时的妥协产物，所以充满了新旧之间的矛盾。昭和天皇战后开始认真反省，明仁天皇继位后，开始深化这一过程，从他继位翌年就专程探望批评其父的战争责任而受右翼枪伤的长崎市长开始，其一系列言行，体现了深刻反省过去和传统、真正从“现人神”到“人间天皇”的转型尝试，他有志于将皇室改造成真正去神化的“人间”象征。

这次退位想法，正是这一改革思路的一个突破口。通过这一本乎人情的诉求，赢得朝野的同情与认可，作为皇室典范改革的开端，导引继位方式、女帝可能性、天皇职能等方面的系列改革，将天皇制纳入现代规范，即欧式的皇室制度，贴近人间、贴近民主政治和现代社会，与传统的天皇制作最后告别。这是其“生前退位”诉求的实质意义。至于其诉求是否具备抑制或者促进安倍政府的“修宪”运作，就得另作别论了。

（赵坚，上海人，曾经就读复旦中文系的硕士博士课程，后留学日本、加拿大，长期在海外执教，留心于比较文化的研究和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