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晶评《从幕末到明治》︱明治维新是古典精神的自我实现

“维新”的真相与意义

由于明治维新一再被以各种方式谈论与再现，这场发生于十九世纪中后期的日本政治变革与今日的距离就显得并不遥远。单就这场变革近于专有的表记方式，即“维新”二字来看，人们也有理由关注它——在原本的意义上它不是当下人们熟悉的“革命”或“改革”。美国的日本史专家马里乌斯·B. 詹森自问道：“这个从十九世纪的传统中摆脱出来的国家如此急剧地从议会立宪主义转向军国主义，接着又转向和平主义，从通过战争追求国力强盛转向通过贸易追求民富国强，凡是有责任感的历史学家都会追问：这到底是为什么？”（詹森主编：《剑桥日本史（第五卷）：十九世纪》，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38页）。对中国读者而言，理解邻国史上的这一事件，几乎在理解自身历史时不可或缺——作为近代以来竞争、效仿、敌对、合作对象的日本，作为今日在很多人眼中依然是亦敌亦友、难以定位的日本，正是明治维新的产物。中日关系的这种状况也会激发读者去思考：这到底是为什么？

不过，单纯地这样提问会让人感到茫然无措。这种状况与历史叙述这一人们的行为自身有关。一方面，为了认识已然消逝的历史，人们容易驾轻就熟地用当下似乎不言自明的观念加以评断。另一方面，出于天性与社会性使然，人们无论如何都要将一种意义赋予历史，以便维持一种属于人类的生活。问题在于，这种当下的行为往往是当下历史意识与党派史观相互作用的结果，时代痕迹过于突兀。显然，历史无法简单还原为当下的历史，即一种由当下的语义所刻画的历史。

如同“维新”二字给我们带来的语义上的困惑一样，今天的人们不容易想象，幕末时期东西交涉时一个显见的障碍正是语言自身。比如，美国海军佩里将军率舰队于1853年及翌年造访东京时，要借助多名译员（其中包括有名的在华传教士卫三畏以及广东人罗森）的日语、英语、汉语和荷兰语之间复杂的转换，才能完成交流（三谷博：《黑船来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91页）。这种障碍有时会引发灾难。事实上，开始于1856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就与中英《南京条约》两种语言间的重大歧义有直接关联（茅海建：《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三联书店，2011年，113-115页）。如果借助当下历史意识与观念，历史现场中出现的这些分歧、摩擦与纷争，很容易被简化为“殖民主义者”的“压迫”与“侵略”行为。倘若穿透了当下历史意识的浓雾，回到历史现场，我们就会发现“真相”往往并非如此。

上述关于语言的事例绝非无关紧要，而是反映了遮蔽以及相反揭示历史真相的机制自身：人们为理解历史而每一次造就的概念与观念，在揭示了一部分历史真相的同时，创造出与这种真相不相上下的另外一种“事实”。在理解明治维新历史的过程中，“文明”、“阶级”、“封建”、“帝国”、“民族”、“现代化”等人们熟知的用语，都曾扮演了同样的角色。英国历史学家威廉·G. 比斯利撰写的《明治维新》一书，今日人们之所以将其誉为典范，原因正在于作者在使用这些词语时，展现了高度的审慎和克制。不过，当作者将中日两国应对变局的模式进行比较时，其结论的迷人程度就与它遮蔽真相的程度不相上下，因为他对历史“意义”的渴望导致了他的盲目。

如此看来，我们今天在重新认知明治维新时，有必要首先依据“维新”在当时的语义，亦即今日被称为古典的语义上来理解。众所周知，人们通常将“维新”二字的根源追溯至《诗经·大雅·文王》篇中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一句，并大体上用其指称“变法”。不过，无论是“维新”还是“变法”，其语义首先依赖于儒家经典中古老而恒常的天命观念，而非纯然法律或行政上的“变革”。二者分属于不同的意义世界。

因此，对历史真相的渴望、对历史意义的渴望既然都是一种人类的事实，那么我们就要坦然面对并原谅曾经主导人们观念的浮浅与虚妄。曾经规定了人们历史意识的各种物质主义与进步主义观念，如同历史的风一样既然已渐消停，尘埃渐至落定，那么现在我们就有必要透过这些观念尚未湮灭的遗迹，探寻人类生活中更为恒久不变的事物，因为它们是秩序生发的根源所在。

英雄、时势与历史

《从幕末到明治：1853-1890》

在众多的明治维新史著作中，佐佐木克的《从幕末到明治：1853-1890》是一部接近于拂去了近代历史观念尘埃的著作。或者，与其说本书是历史著作，不如说它是古典的历史剧本——面对如此富有戏剧感与临场感的描述，读者难免会心潮澎湃，甚至击节赞叹。无需说，“剧本”这一比拟说法并非言其虚构，而是言其让读者感到身临其境的真实感，言其画面所呈现出的某种不染纤尘的洁净感。这种纯然的历史叙述，如同古典戏剧通常具有伟大的教育作用一般，会给读者提供另外一种基于真相与意义的教育。

简单地说，本书之所以精彩纷呈，原因正在于作者让历史人物在历史舞台上各自进行了恰如其分的自我表达——作者公正地对待了所有的人。在这部书中，一方面，出身于中下级武士阶层的吉田松阴、高杉晋作、坂本龙马、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等数十位维新英杰人物悉数出场；另一方面，被视为上层统治阶层及贵族的人物，比如朝廷方面的孝明天皇、关白鹰司政通、九条尚中，公卿三条实美、侍从岩仓俱视，幕府方面的将军德川家定、家茂、庆喜，大老井伊直弼，地方强藩的有力大名松平春岳、岛津久光等人，他们在政治舞台上的活跃角色均得到了恰如其分的再现——他们共同上演着合作、背叛、权谋、斗争、生死的经典人类故事。

值得留意的是，这一舞台还有一类重要的角色，即英美国家的驻日公使、临时造访的官员等。这些人在促成日本政治变革过程中，可以说发挥了同样不可欠缺的作用。比如，作者对1865年出任英国驻日公使的巴夏礼（Harry Parks, 1818-1885）的几句描绘，就将当时西方公使在日本的形象与角色再现了出来。1867年，长崎发生了一起英国海军士兵被杀事件，巴夏礼率军舰驶进土佐藩的高知讨要说法。谈判中，巴夏礼对时任土佐藩参政、维新后声名鹊起的后藤象二郎处置十分不满，“在谈判中猛拍桌子，还踩在床上大声抗议，以傲慢姿态威吓后藤及其同行者”（15页）。与外国公使打交道的这种经历显然会影响后藤对事物的判断。

作者对巴夏礼的简单描绘，与中国人民熟识的形象可谓全无二致。已故历史学家蒋孟引在其名作《第二次鸦片战争》（三联书店，2009年）中，将他列为“三个促使战争爆发的人”之一，认为他是“英国侵略者的标本，凶恶、狡猾、顽强”，是“中国最痛恨的恶棍”；英国学者蓝诗玲（Julia Lovell）在新作《鸦片战争》（新星出版社，2015年）中，将其描述为一个“肆无忌惮地、非法地鼓吹对华战争”的“英国超男”；詹森在叙述巴夏礼在幕末政治中的角色时，则称他是一个“一个精力最为旺盛、性格最为暴躁，曾在中国海岸施行炮舰外交的行家”（《剑桥日本史（第五卷）》，316页）。这样的人物往往具有巨大能量，会引发异乎寻常的结果。比如说，咸丰皇帝就对他恼恨异常，在中英谈判期间曾谕令羁留此人，从而间接引发了后来的圆明园悲剧。从幕末最富有动员力的口号“尊王攘夷”来看，这类公使扮演的角色不难想象——他们为日本的当国精英提供了西方人作为“夷贼”、“丑夷”的真实“标本”。

对于由上述人物共同演出的历史剧的剧情，作者借助在开篇处看似轻描淡写的几句话，提前进行了“剧透”。作者写道：“幕末时期，日本面对动荡而云谲波诡的国际局势，尽管内心倍感屈辱，它却不得不在艰难中挺身前进，未曾心灰意冷、意志消沉。为了重新崛起，怀揣着摆脱屈辱的强大决心，日本积极地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以求正面解决自身问题。”（第1页）——屈辱与忧国，这构成了维新戏剧的精神主调，尤其刻写在前面提到的中下级武士的身上。他们有另外一个名字：志士。明治维新的历史，实则由英雄、“恶棍”与时势共同造就而成。

志士、剑气与功名

今天人们看到“志士”二字，通过望文生义，其意义似不难理解，但其实则不然：在明治维新史叙述中，鲜少有像这两个字一样让今人感到隔膜的说法。许多研究明治维新的历史学家，对这两个字似乎也满腹狐疑。比如，在一部较早刊行、由加拿大历史学家诺曼·赫伯特撰写的《日本维新史》（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当中，作者仅仅用“下级武士”、“最热诚的斗士”、“疯狂的恐怖主义者”等说法指涉这一群体。美国历史学家安德鲁·戈登在叙述明治维新时，则使用了“下级武士”、“体制内精英”等说法，认为他们是维新的主导力量。他对此分析道：“这群出身于中下阶层的武士一方面雄心勃勃，另一方面又郁郁不得志，极缺乏安全感……这种不平之气是明治维新之原动力，亦触发各种影响深远的改革计划。故明治维新实际是个不得志的下层精英革命。”（《日本的起起落落：从德川幕府到现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2页）

《日本的起起落落：从德川幕府到现代》

前面提到的比斯利略微不同，最初就注意到“志士”（men of spirit）是“更有能力、更活跃的武士”，其角色“决不能被轻易忽视”；然而对于原委，其说法则多有遁词：“他们的所作所为很多都是负面消极的……他们只知道破坏，不懂建设；他们对待生命，包括自己的性命毫无顾忌，不懂得创建政府……然而，他们所带来的变革也十分重要，而且最终证明是不可逆转的。”对于这个能量超凡的群体，他极不情愿地称呼他们是“尊皇主义者”、“激进分子”或“恐怖分子”（《明治维新》，217页）。显然，这些称呼并不符合历史现场的真实情境，因为这些“志士”是随后明治政府的主要创建者。

同样，詹森对这个坚持“尊王攘夷”的群体也着墨不多，不过他如下的几句话却是点睛之笔：“尊攘派，对于同龄人来说，对于历史来说，他们都被称为志士，即具有崇高理想和节操的人。这些志士成为地方和国家事务中的一种爆炸性因素，最后作为一种理想道德楷模服务于现代天皇国家的意识形态，同时也在随后的动荡岁月成为年轻激进分子的榜样。”（《剑桥日本史（第五卷）：十九世纪》，300页）这几句说法接近历史真相，因而也是我们进一步认识历史的关键所在：只有理解了这种当事者自我规定的“志士”意识与角色，才能看到维新舞台所呈现的真相与意义。

兹举一例。与高杉晋作、木户孝允等被视为英雄的“尊王攘夷”派志士不同，当时幕府也获得了支持自身的“尊王佐幕”志士。面对京都地区尊攘派志士针对幕府与外国人的暴力活动，1863年，幕府组建了由剑术高手组成的治安力量，即有名的“新选组”（意思是“全新选出的组织”），由“天然理心流”道场的第四代传人近藤勇（1834-1868）出任局长。在近藤的领导下，尊攘派志士的暴力活动得到了抑制，京都地区的秩序得以恢复。明治元年（1868年），近藤勇向新政府军投降，随后被处以斩刑，成为幕末明治初期众多殒命的志士一员（胜部真长主编：《明治维新逸史》，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60-62页）。近藤留下的两首辞世诗，将志士的精神世界呈现了出来：

（其一）孤军援绝作囚俘，顾念君恩泪更流。一片丹衷能殉节，睢阳千古是吾俦。

（其二）靡他今日复何言，取义舍生吾所尊。快受电光三尺剑，只将一死报君恩。

以这两首汉诗所流露的慷慨正气为例，当代日本学者斎藤希史提出了一种说法：幕末时期的志士如果没有学习当时广泛流行的“汉文”（即文言文），就无从形成自己作为士人的历史意识与自我意识（《汉文脉与近代日本》，日本放送协会，2007年，38页）。这种说法的价值在于，它触及到了幕末时期日本的意义世界。只有在这个特定的意义所建构的现实空间中，我们才能理解“志士”的前生今世。幕末时期的志士之所以举止卓异，正源于古典传统与武士阶层性格的融合。

事实上，当源于古典文本的“志士”成为幕末下级武士自我认同、自我定义的语言时，他们已然将自己纳入到了一个更宏阔的精神传统当中。“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幕府末期被志士诵读的古典《孟子》中的这句话，不知激发了多少青年的热情、勇气与智慧。实际上，因谋划刺杀幕府老中而在随后的“安政大狱”（即大老井伊直弼主导的对倒幕派的镇压）中被处以极刑的吉田松阴（1830-1859），就因率先提倡“草莽崛起论”而成为这一传统的强力推动者。

受鸦片战争中国败北的冲击，松阴最初与当时多数热血青年一样热衷兵学。在随后的江户游学过程中，他逐渐认识到文人儒师追逐“文采”与武士流于“粗野”的弊端，立志成为“志”、“气”兼备的“俊杰之士”。这一点与他对王阳明追求学问与事功合一思想的激赏有直接关系（山田洸：《幕末维新的思想家们》，青木书店，1983年，50-54页）。在其短暂的生涯中，他留下了诸如《孙子评注》《史记前后汉书明伦抄》《左氏兵战抄》《拟明史列传抄》《东坡策评》等十余种著作，就中《讲孟札记》更是他的得意之作。在《跋文》中，他写道：“余之在狱，囚徒胥居……时乃把《孟子》讲之，非精其训诂，非喜其文字，惟其一忧一乐一喜一怒，尽寓诸《孟子》焉耳。”松阴甚重此书，据说卒后其弟子高杉晋作等，尚以此书与王阳明《传习录》二书教人。

松阴在一首题为《肖像自赞》的诗中，表明了自己人格的完成：

三分出庐兮，诸葛已矣夫；一身入洛兮，贾彪安在哉。心师贯高兮，而无素立名；志仰鲁连兮，遂乏释难才；读书无巧兮，朴学三十年；灭贼失计兮，猛气廿一回；人讥狂顽兮，党众不容；身许家国兮，死生吾久齐；至诚不动兮，自古未之有；人宜立志兮，圣贤敢追陪。（转引自朱谦之编著：《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377-379页）

《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

佐佐木克似乎对松阴的殒命尤其心动，在书中特意抄录了两句松阴的辞世诗：

肉躯纵曝五藏野，白骨犹唱大和魂。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松阴主导的“松下村塾”，很快成为培育志士的摇篮。虽然因“灭贼失计”而过早丧命，但松阴仍被誉为明治政府的理论导师，缘由正在于出自其门下生们“善继人之志”。前面提到的高杉晋作在长州藩创建“奇兵队”， 在幕末政治中发挥了极大作用。与晋作并称“松门双璧”的九坂玄瑞，为京都攘夷运动的主要发起者，被誉为有总理大臣之才，可惜同样因失计（即“禁门之变”）而被迫自杀（时年二十五岁）。据统计，前后有多达三十七位松下村塾的出身者得到了明治政府的授勋加爵。伊藤博文对此有诗赞曰：“如今廊庙栋梁器，多是松门受教人。”（冯天瑜：《“千岁丸”上海行》，商务印书馆，2001年，66页）在这些出身松门的国家栋梁当中，伊藤博文自不待言，木户孝允、山县有朋等更是人中龙凤、国之干城。幕末英杰人物的辈出虽无法简单还原为古典思想的教育，但“志士”意识在特定语境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则不言而喻。

作为古典精神事件的明治维新

从1877年开始出任驻日参赞的黄遵宪，其《日本杂事诗》中有一首题为《爱国志士》，堪称中国最早的明治维新论：

叩阍哀告九天神，几个孤忠草莽臣。断尽臣头臣笔在，尊王终赖读书人。

在随后的注释中，他写道：“自德川氏崇儒术，读书明大义者，始知专权之非”；“亲藩源光国作《大日本史》……世始知尊王之义。后源松苗作《日本史略》，赖襄作《日本外史》，益主张其说。及西人劫盟，幕府主和，诸藩主战，于是议尊王以攘夷……而有志之士，前仆后起，踵趾相接，视死如归……卒以成中兴之业。维新之功，可谓盛矣”（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III》，岳麓出版社，2008年，669-670页）。身处历史现场的黄遵宪感受到了这场巨变的深层思想与精神根源。

幕末时期日本精英阶层爆发出如此巨大的能量与活力，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其动力机制正在于德川幕府时代的主导意识形态，即朱子学。前面引述过的斋藤希史对此有如下说法：

（儒家）议论的终极主旨在于论述天下国家。掌握了议论文体的日本士族获得了类似的思考与感觉，即经世之志，可以说是自然的结果……思考的问题与文体的问题紧密相连，无法分开来谈论。只有汉文才是论述天下国家最为恰当的文体。如果没有汉文，人们就无法获得谈论天下国家的框架结构本身。（34页）

这个说法非常精彩，但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地方，因为“文体”只是汉文的一个侧面。如同“文以载道”这个说法所表明的一样，“文”（包括“文体”、“文献”等）是“道”在文章上的表达方式；“道”有其自身行事成事的逻辑。

因此，黄遵宪对明治维新的评断，因其古典心智结构的类似性而把握了维新的第一要义：明治维新本质上是古典精神的自我实现。幕末时期处士横议、志士横行，其原因不在于后世评断者所指出的“阶级利益”、“民族主义”等说法，而在于古典话语体系建构的事实与意义空间自身。在东亚世界秩序与欧美世界相接而开始震荡的时刻，东亚传统的意义与现实空间出现了裂纹，并开始解体。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德川幕府积极导入儒学作为其统治的意识形态，自然造就了基于儒学意识形态的主体。始于水户藩二代藩主的《大日本史》编纂事业，其编撰的动机中固然有与司马迁《史记》一争短长的气概，但更重要的是，它自身就是儒学观念的产物。如同黄遵宪注意到的一样，儒学“尊王”思想，成为此后引发大变革的种子。实际上，黄遵宪提及的另一部史书，即由赖襄、即赖山阳（1781-1832）所撰《日本外史》，在幕末传播“尊王”思想上更是无出其右者。这部书完成于1826年，在作者殁后四年，活字本得到刊行。在幕末明治时期，据说总共出售达三、四十万部。作者曾吟诗一首，自述心事：

千载将诛老奸骨，九原欲慰大冤魂。莫言铅椠无权力，公议终当纸上论。

公议即权力，以今日眼光观之，这更是不刊之论。

历史学家周一良在评述《大日本史》时，同样注意到了这部史书所发挥的绝大思想力量：“此种思潮传播既广，培植既深，幕府之倒遂成必然之势矣。抑尤有进者，只由志士之奔走，诸藩之顺从，天皇之英明，苟将军抗不奉命者，维新之事业亦不能若是之易。而当时将军德川庆喜之所以慨然奉还大政者，因庆喜乃水户烈公齐昭之子，以藩侯入将军”；“庆喜亲告伊藤博文，自谓遵家教以奉还大政，是水户学之影响殆普及于成就维新大业之各因素中也”（周一良：《〈大日本史〉之史学》，载《日本史记（一）》，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49页）。在佐佐木克的维新史叙述中，志士的奔走、孝明天皇的英明皆跃然纸上；然而，不明白上述思想背景，将军庆喜的奉还决断就不容易理解。其实，关键时刻将军“撂挑子”的行为背后，除了人们常言的形势所迫之外，还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思想的固有功能之一就是造就自我实现的行动主体。

其实，赖山阳自身的精神世界正是儒学论述的产物。山阳五岁时即跟随叔父学习儒家经典《大学》，两年后入藩校，遍读经书。这种教育与自我教育活动的结果，体现在他在束发之年前后撰写的一篇题名为《立志论》的文章上：

男儿不学则已，学则当超群矣。今日之天下，犹古昔之民也。天下与民，古不异今，而所以治之，今不及古者何也？国异势乎？人异情乎？无有志之人也。庸俗之人，溺于情势而不自知，无上下一也。此不足深议焉。独吾党非传夫古帝王治天下民之术者乎？……古之贤圣豪杰，如伊傅如周召者，亦一男儿耳。吾虽生于东海千载之下，生幸为男儿矣，又为儒生矣。安可不奋发立志，以报国恩，以显父母哉。（转引自《汉文脉与近代日本》，50-51页）

山阳将自己同定为伊尹、傅说、周公、召公等圣贤，这正是“圣人百世之师也”、“圣人与我同类者”、“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等儒学古典观念内化为自身精神世界结构的结果。就此而言，幕末时期广泛活跃于日本政治舞台的志士英杰，他们其实共有着同样的精神世界。志士对古典世界的参与，并非表面的“文体”或“文脉”所能解释；文体所表达的“道”，或者说思想体系的实质内容，才是理解志士精神世界的关键。在这个意义上，吉田松阴私淑孟子、阳明，近藤勇引唐时名将“睢阳”（即张巡）、宋末名臣文天祥以为同俦，皆因他们自我铸就了与这些卓越人物同样的内在精神气质与心智结构。

古典世界当中的人们有着共同的语言。在各种基于现代意识的明治维新史解释日显苍白、贫乏之际，东亚古典思想的所孕育的事实与意义空间的重要性逐渐显现了出来。作为今日的读者，我们有必要从这个角度重新审视东亚近代史上的各种事件，以避免曲解一些自然高贵而永恒的事物，因为它们是孕育文明的真正源泉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