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其然︱鲁西迪的无奈，孟买的无奈，印度的无奈

《摩尔人的最后叹息》是一本失败之书。它关于鲁西迪本人，关于孟买，也关于印度。

 尽管有人把萨尔曼·鲁西迪称作“后殖民文学教父”，是文学大师，然而在这本出版于1995年的小说中，鲁西迪是个失败者，文字中从头贯穿到尾的是一片灰调，是无奈、惆怅，是失败。在这里没有父亲。父亲们要么是失败者，要么是恶棍。

 《摩尔人的最后叹息》的故事线索，乍看起来和鲁西迪著于1981年的成名作《午夜之子》大同小异：在《午夜之子》中，来自克什米尔的阿齐兹-西奈家族的经历，与印度从非暴力不合作到独立建国的现代史在平原上碰撞、混合；而在《摩尔人的最后叹息》里，主人公换成了来自印度南方西海岸的达·伽马-佐格意比家族，历史线索也从二十世纪初一路扩展到1990年代经历都市暴力浪潮的孟买城。

 两家人在许多地方格外相似：试图西化的老祖父、坚决抵制变化的老祖母、独立的女儿、商人父亲，以及无所适从快速衰老的儿子……鲁西迪似乎又一次重复、雷同，乃至自我复制着一整套文学符码。

 但《摩尔人的最后叹息》和《午夜之子》也沾染着截然不同的心态。相比召集起“午夜之子大会”，自命印度未来的萨里姆·西奈，《摩》的主人公莫赖斯·佐格意比是那样平庸，在天生怪异的拳头与快速成长又衰老的身体之外，他显然不是那样雄心壮志。

 不同于《午夜之子》中见证了现代印度每个宏大历史时刻（除了甘地被刺）的萨里姆，被叫做“摩尔人”的莫赖斯和他的家族从来都徘徊在次大陆历史的边缘：他们是“杂种”，是伊比利亚葡萄牙人殖民而传来的天主教徒与随着全球商业到达印度的犹太人的混合，他们居住的马拉巴尔海岸，今天叫做喀拉拉，是印度的极南之地，从孔雀王朝到莫卧尔的帝国版图从未囊括这一地区；这里的居民混合了叙利亚正教徒、从中东漂洋过海而来的穆斯林、说马拉雅拉姆语的印度教徒……不同于阿齐兹-西奈家族一次次站到历史舞台中央，达·伽马家族中的人物总是和印度政治隔着一层纱膜，他们的政治参与，要么沦为批发“假列宁”剧团的笑柄，要么变成以尼赫鲁总理命名家中老狗的荒诞剧。

 也许正是这种荒诞的边缘感，让鲁西迪笔下的人物在全书前半截中分外木讷呆滞。他似乎刻意安排了种种冲突的身份：基督徒、移民后裔、犹太人、民族主义者……但这些冲突最后完全变成了概念的冲突，依靠的是读者脑子里建立起一串串对立的术语，想象着他们彼此不同。如果要以复杂的人性与变幻的故事为基准评价小说的话，《摩尔人的最后叹息》大概就只能从后一半处看起了。就像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非作家J. M. 库切在1996年的一篇书评中所说的那样，在小说的中段，“新人物带着创造力和丰富细节出现……但对情节只有些微贡献，几乎一下子就从剧情里滑出去了”。

或许，鲁西迪把人物变得单薄而短命，是为了表述自己面对故土时的复杂心情。如果说创作《午夜之子》时他还埋首于印度的未来，试图承担起历史的话，到《摩尔人》时，他已经是若即若离在次大陆之外，不断见证却又不断逃避着那儿发生的一切。祖国是他回不去的故乡。

 当然，如果我们拉近镜头，审视“摩尔人”的一生，我们也仍然能在他身上看到印度的历史，只不过那是更为黑暗的一段：孟买的都市暴力。

 孟买和德里，一个是牵动整个阿拉伯海和东南亚的经济重镇，一个是由英国人规划的英印帝国首都（对的，失去了德里的英国无法再维持帝国的形态）。两座城市的历史气质似乎大相径庭。德里的历史是政治的，从《摩诃婆罗多》里的天帝城到莫卧尔帝国的王庭，再到英印政府的新都；孟买则是葡萄牙人携着殖民带来的城市，与商业投机和拜火教商人为伍，和政治似乎没有什么关系。

 但孟买恰恰映照着独立之后印度政治的发展方向。孟买属于殖民世界。贯穿东西方的商业贸易与资本——纺织品和黄金，香料和鸦片——在这里塑造了成排的拱廊商店、贸易市场、港口码头，创造了城市北部连片的工业区和庞大的工人阶级，它混合了最糟糕的贫民窟和最纸醉金迷的上流社会，它是不夜城，也是殖民罪行的丑恶象征。

 而1947年之后的印度，亟待证明自己和英国殖民的一刀两断，亟待证明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不同以往”。孟买的殖民地图景亟待被改变，旧孟买则必须被消灭。

 然而另一边，印度独立只是一场政治革命，却并非社会革命。旧的资本关系仍然维持着，旧的从属关系仍然矗立着。佐格意比家族在书中从喀拉拉来到孟买，成为显贵聚居的马拉巴尔山上的新住户，殖民时期的社会关系没有变化，生活还是那样向前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反殖民的口号背后，生活仍然如旧。就像鲁西迪借瓦科斯之口所说的那样，尼赫鲁一心试图在印度实行“世俗的社会主义”，国大党全党却把这套东西变成了“假劳力士”。

但孟买的确在变化。城市生活就如同奥罗拉的舞蹈一样吸引着独立后的印度年轻人，他们进入城市，渴求着中产阶级的人生，他们憎恨着殖民地的历史却又无法摆脱现代的种种享乐。独立后的孟买相比之前，不过是人更多，贫民窟更多，贫富差距更大罢了。

蜂拥入城的新中产阶级逐渐改变了孟买原先的都市风貌。大量来自周边马拉提语地区的年轻人带来了庞大的聚居区，也带来了马拉塔武士国王希瓦吉的神话。马拉塔人出身低下种姓，仇视孟买的穆斯林与古吉拉特富商，也仇视更底层的外地人，他们希望孟买变成自己的城市。1956年，抗议者上街，想让孟买加入说马拉提语的马哈拉施特拉邦。人群和孟买警察在市中心的殖民象征“鲜花喷泉”相遇，双方激烈冲突，超过八十人丧命。但抗议者成功了，孟买归了他们。

就这样，尽管上层社会仍然穷奢极欲，但孟买悄然发生着一场无声的革命。原先的工人阶级被新兴的马拉塔中产阶级所替代。在城市周边，英殖民留下的工业在地产和金融的高利润面前逐渐让位，涣散的工人阶级，衰落的工会，为黑帮文化不断盛行留下了空间。今天的宝莱坞老戏骨阿米塔夫·巴强正是在那个年代才能借助印式武打片一炮而红。“大佬”逐渐包办了城郊工业区、贫民窟的日常生活，年轻人就业更加困难，变得崇尚冒险、血性，渴望暴力。

“摩尔人”见证了这个快速暴力化的后殖民都市。鲁西迪安排他结识虚构的地方帮派政党大佬“青蛙”菲尔丁，为他的暴力政治效劳，在街头对穆斯林和外地人拳打脚踢。

菲尔丁的形象，直接影射着1960年代之后逐渐在孟买崛起的湿婆军党（Shiv Sena）。他们是孟买快速暴力化的标志。他们排外、血腥，沾染着黑帮文化。今天漫步在孟买街头的游客，能通过遍地的殖民地建筑想象黄金时代的孟买。然而在1970、1980年代，孟买街头时不时爆发族群冲突，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马拉塔人和南印度人互相砍杀……直到1993年3月12日，一连串的爆炸声把孟买炸了个昏天黑地，近三百人死亡。爆炸的主要嫌疑犯是另一位孟买地下黑帮老大达悟德·易卜拉欣。爆炸给孟买的冲突和杀戮画下一个句号，然而孟买永远回不去了。城市从Bombay变成了Mumbai，火车站从“维多利亚”变成了“希瓦吉”，英语和古吉拉特语让位给了马拉提语，海滨大道逐渐住满了新的巨富与政客，电影院变成了中产阶级的购物中心……

鲁西迪试图描绘他眼中的湿婆军与孟买城市暴力。但文学的语言远没有现实荒诞。书中的“青蛙”是个暴戾无常的疯子。现实中湿婆军的创始人巴尔·塔克雷则是个满嘴说脏话的漫画家。湿婆军没有自己的政治纲领，没有终极目标。他的立场多变，时而与穆斯林联盟结盟，时而与国大党接近，到最后才投机走上一条“马拉塔优先”的道路。他们看似坚持原教旨的印度教，口号却是中产阶级化的清洁孟买，建设现代化都市，塔克雷还带着其他领导人出席迈克尔·杰克逊在本地的演唱会；他们一再扬言选举是一件糟透了的事情，不如领袖直接独揽大权，然而又在一场又一场选举中获得胜利。《摩尔人的最后叹息》并没有捕捉到塔克雷的千般模样——文学当然并非写实，但以魔幻现实见长的作家的想象力，却在湿婆军的现实政治面前变得平庸。

评论者常常把鲁西迪的文字称作印度香料——玛萨拉（Masala）。鲁西迪自己也喜欢这个词，甚至还以之作为《摩尔人的最后叹息》中的章节标题。但玛萨拉只不过是印度菜的入门之选。习惯玛萨拉的人未必能习惯果阿那极辣的“Vindaloo”，也同样未必能接受泰米尔寡淡的蕉叶米饭。印度菜的确以香料混合见长，但我们也知道，不是每种混合都能得出美妙的味道。种种印度菜谱都注重不同香料的比例如何搭配，豆蔻放多少，丁香又如何和辣椒粉调和——如果你不以椰子油下锅，就很难做出南印度风味；同理你如果只有现代的烤箱，也不可能完全复制出泥炉（Tandoori）烧烤的风格。

鲁西迪怀念的印度，是“混合”与“杂种”的，但其实也是食客式的怀念。印度并非不想保持混合与共融，只不过在近现代历史上，社会改革的压力、“巴尔干化”的恐慌、政治经济的不断变迁，乃至和巴基斯坦的多次战争，都注定了这个社会再不情愿也不得不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该如何面对印度？”是横贯在鲁西迪面前的终极难题。正如西奈家族被现代印度撕裂一样，佐格意比家族也面对着同样的身份焦灼。英印帝国的体制能够容纳少数族群，能够维持“玛萨拉”的社会形态，但在帝国治下和平共处的背后，也同时是巨大的社会不平等与层层剥夺，整个殖民地都在为帝国的经济体系服务。在这里，玛萨拉也许不再是一个赞美词，而是一种悲哀，一种悼念，是对逝去之物的粗劣模仿，也许当年的那盘玛萨拉，本来就带着点香料调配不当的怪味。

1995年的鲁西迪，大概把失败者“摩尔人”当做自己的化身，摩尔人有两重意味，他们曾经在历史上作为外来者，被天主教徒赶出“属于天主教徒”的伊比利亚半岛；他们也作为在印度“异乡客”，在1947年之后越来越狭窄的社会缝隙中无处可去。鲁西迪似乎在哀叹宽容的丧失，哀叹“ekta mein anekta”（多元一体）的印度逐渐褪色。但大概囿于同印度的土地渐行渐远，鲁西迪笔下印度的多元性，并没有超出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徒、穷人、富人的身份之外。而今天的印度，爆炸之后的孟买，恰恰足以在“一起求发展”的口号下维持各族群各阶级互不干扰，重归和平的体面。那么鲁西迪的梦想是又达到了吗？如果这就是印度的梦想，那么当时反殖民的历史，又该往何处置放呢？在《摩尔人的最后叹息》里，鲁西迪对多元未来的想象，似乎仍然是1981年的萨里姆·西奈那个空洞的梦想：他悬浮在印度的汪洋大海上，他号称自己听得到所有声音，却什么都听不见。这是一本小说的无奈，也是鲁西迪触碰不到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