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故事｜北大法律系77级学生何勤华：当时不知法律为何物

【编者按】

40年前，即1977年，中国在粉碎“四人帮”、结束10年“文化大革命”动乱的背景下，重新恢复了高等教育考试制度。当年有570万考生参加了高考，最后被录取的只有27.3万人，录取比例达29:1，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竞争最为激烈的一年。

1977年恢复高考，不仅改变了众多年轻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在法治建设领域，情况也一样。为了纪念这一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本报记者特别采访了当年参加高考被录取为北大法律系77级学生、现为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的何勤华，以及被湖北财经学院录取的77级学生、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的王利明教授，听他们讲述那一年的高考故事以及40年来对中国法治建设的亲身感受。

追法治梦想行法治之路

访北大法律系77级学生何勤华

何勤华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1977-1982年，北京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1984年12月，华东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本校法制史教研室任教至今，1998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法律史、法学史和比较法的教学和研究。

现在的90后、00后，可能根本无法想像，40年前的1977年，那个年代的大学同学年龄会相差十几岁甚至更多，可能更无法想像同一天走进大学校门的同学，却已经有各自的人生经历。如同北京大学法律系77级入学30周年庆典通知中所说：“我们中间有共和国的栋梁，有学界泰斗，有睿智的立法者，也有严明的执法者，有声誉显赫的企业领导人，也有经验老道、判断精准的优秀律师！真可谓是群星闪烁，光照神州”。

作为77年高考大军中的一员，如今回想起来，何勤华教授仍然感慨万千，甚至对很多细节念念不忘。他说：“1978年2月28日，我们怀着憧憬与梦想，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了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北京大学，度过了人生历程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何勤华回忆说：“北京大学法律系77级，是一个富有感情的班级，也是一个充满友谊的集体，也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大学中最大的班，共有83位同学。4年学习中，长期担任班支部书记的林以翠(因为这个名字太像女士的名字了，陪同领导一起出差实在是不方便，故后来在领导的要求下，改名林栋梁，取国家之栋梁之意)、班长刘和海(当时来读书时，已经有了3个儿子。班里还有一位有3个儿子的同学是冯殿美)、学习委员傅长禄、生活委员赵国玲，有聪明绝伦、风流倜傥的谢思敏、谢维宪、刘凤鸣、陶景洲、杜春、赵汝琨、李洪海、徐杰等，有江南才子陈兴良，有“江苏二顾”顾功耘、顾雪挺，有侃大山超人、给大家带来无穷欢乐的丛培国，有苦行僧姜明安，有边走路边背英语的李克强，有运动健将兰晓梅、刘德权，有公安局长袁塞路，有学习4年练了4年武术的张恒山，有关心同学细致周到的李华云、牛嘉，有每周必给女友写一封情书的丘征元，有喜结连理相亲相爱终生不渝的王志勇、李俊玲夫妇，有班级的小妹妹、当时才17岁的宋健，有外慧、内秀、形象美的严冶、翟建萍、苏岩，还有当时男生在私下里都公认的长得最美的“漂亮姐”王燕等等。

最美：乡里无私补课的老师

记者：何老师，您是当年参加考试并被录取的北大法律系77级考生，能否先谈谈当时参加高考前后的一些情况。

何勤华：好的。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正好在上海市川沙县(现为浦东新区)下属虹桥人民公社(现并入唐镇镇)担任团委书记。那时虽然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但国家的整个政治环境还是比较“左”，制度和思想也比较僵化。我们生活在农村的青年，信息不是太灵通。在夏天时，我们听说今年仍然以“推荐”方式招收工农兵大学生。一直到10月中旬，才突然接到上面通知，说今年的招生政策发生重大变化，要恢复“文革”之前的高考制度，并且马上就要进行。当时大家一片欢欣鼓舞。

记者：那你们得知这一信息后，有没有参加各种高考补习班之类的，乡里有没有举办一些辅导，帮助你们复习、补习?因为我想在“文革”那种环境中，你们当时中小学的基础知识可能难以应付高考。

何勤华：接到上级通知后，我们乡里的几所中学就紧急动员起来，许多老师不计报酬，加班加点，利用周末和晚上业余时间帮助愿意报名参加高考的年轻人补习语、政、史、数、理、化基础知识。有些老师已经退休了，此时也出来参加补习和辅导。因为大家盼望这一天的到来已经太久了。就我而言，由于担任乡团委书记，因此一方面有许多会议和政治学习任务，许多时候无法请假去参加辅导；另一方面，我这种团委书记的身份，户口还在生产队，不吃商品粮，也不算事业单位编制，还是农民身份。所以一年中被要求参加农业劳动160天以上。但虽然如此，我还是尽一切可能去参加，有些题目在后来的考试中还遇到了，得了不少分。所以我至今仍然非常感激我们乡里几所中学中那些为我们补课的无私的老师。

最差：数学只考了28分

记者：听说1977年的高考是各个省、市、自治区自己命题的，也不考外语，语文中也没有古文的题目。不知你们上海的情况如何?

何勤华：大体是这样的，不考外语，语文中有一段古文点校翻译，但不计入总分。当年10月下旬我们报名以后，12月11日考数学和政治，12日考历史地理和语文。当时考场都设在县里，所以我们考试也都是赶上十几里路到县里。我第一天上午的数学考得不好，大部分题目都做不出来。下午的政治因为都是平时政治学习中接触的，所以考得还不错。第二天的历史、地理都反复背过，所以也考得很好；到下午考语文时，前面是10分的4道“改错”题，不是很难。后面90分是可以选择的两道政论文题:第一道题是“在抓纲治国的日子里——记先进人物二三事”，第二道题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吗”?我毫不犹豫地选了第二题。因为我对此感触太深了。后来入学后，班主任告诉我，我的数学只有28分，全靠其他几门课的高分，把总分给拉上去了。

记者：是啊，你们那时确实不容易。听说你们班里其他同学也有这样的情况。而且好像许多同学第一志愿还都不是报考法律，报考的都是其他专业，录取时转过来学习法律的?

何勤华：是的。我当时第一志愿报的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第二志愿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当年北大来上海招生最初没有法律专业，后来追加了两名法律专业的名额，我就转过来了。

其实，我们班级的其他同学如武树臣、陈兴良、李克强、张恒山等，第一志愿也都没有填写法律。因为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不仅考试情况和报考专业等与现在有很大不同，而且由于“文革”彻底否定、摧毁了法治，所以年轻人包括整个社会都不知法律为何物。

1977年虽然有3所大学的法律系即北京大学法律系、吉林大学法律系和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恢复招收法律本科生，但总人数只有193人。即北大法律系83人(不分班)、吉大法律系60人、湖财法律系50人。我记得，北大法律系当时在学校各个系中是最弱小的，与图书馆系差不多，和今日法学院的巨大规模是无法相比的。　

感悟:个人与国家紧密相连

记者：听您这么说，真是感慨良多！所以77级这一届大学生是国家恢复高考、恢复建设的受益者，也是国家的法治建设、经济建设等事业发展的见证者与建设者，您能谈谈自己的感受和感悟吗?

何勤华：1977年恢复高考，不但使27万多学子彻底改变了命运，更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社会新风尚，从而在整个神州大地上掀起了学知识、学文化的热潮。我的第一点感悟，就是无论身在何处，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理想，放弃自己的追求，放松自己的努力，我坚信，知识可以改变个人命运；第二个感悟就是，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如果不粉碎“四人帮”，不结束十年“文革”，不恢复高考制度，那么我自己再怎么每晚读书、自学，也进不了大学。我可能会在某种技艺方面有一点成就，但参与到国家的学术和法治建设中是不可能的。所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作为年轻学子，必须要密切关注、热情参与国家的发展进程。而国家的发展，最重要的就是发扬民主，加强法治。要使我们的法律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注意力和想法的改变而改变。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这些话语成为我们这一代法律人追求的梦想。良法之治，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限制公权力的滥用，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这些法治的基本内涵的逐步展开和最终实现，就是我们每一个公民，尤其是法律人的梦想和坚守。　

（原题为《追法治梦想行法治之路——访北大法律系77级学生何勤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