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山杜克大学校长刘经南：浮躁不是教育产生的，但会影响教育

74岁的刘经南院士，平日就住在自己任职的昆山杜克大学校园里。

他曾在2003年至2008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2012年，他再度出山，掌舵昆山杜克大学。

这所大学由美国杜克大学与武汉大学联合在江苏昆山打造，其目标是构建一所倡导通识博雅教育的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学校于2012年9月获教育部批准筹建，2013年9月12日获批正式设立。

刘经南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自己在当公立大学校长时，对公立大学存在的问题有体会也有遗憾，“总觉得有些东西可以解决，但是却没有解决得很好，或者来不及解决。”

此外，“我在武汉大学任校长时就有这样一个想法，也开始了实际探索，即通过引进国外的大学合作办学来改善我们大学的理念，来促进我们教育的现代化和国际化、教师的国际化水平提升。”于是，便有了来到昆山杜克大学工作的理由。

作为师者，刘经南要面对来自学生的挑战。

他曾经在开学典礼上鼓励学生质疑教师和员工、质疑学校和校长。他坦诚，自己有时也曾受到下级甚至学生的挑战，虽然面子上难受、脸红，甚至会争几句，但认识到下级或学生的主张是正确的以后，他会当面向下级或学生道歉。

而现在，作为校长，刘经南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按照美国私立模式办学的昆山杜克大学如何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在这里，他还要不断面对中美文化差异、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发展水平差异带来的博弈和挑战。

不久前的一个深夜，工作了一天的刘经南在接受完澎湃新闻专访后，独自走入了校园的阑珊灯火中。

在中国引入精英型私立大学模式的挑战

澎湃新闻：您到昆山杜克大学工作4年多时间，有没有一个，或者几个您重点的工作目标？

刘经南：当然有重点目标，比方说按规划走先办硕士、后办本科、最后办博士的三阶段研究型大学道路，这还算是事务性的工作目标，另一方面是这个学校到底怎样办下去，要思考这个问题。昆山杜克大学是按照美国精英型私立大学的模式办的，我们知道，美国精英型私立大学大多是世界顶尖的大学，都是高水平学生与师资、高质量教学与科研、高投入资金与资源，这种模式适合当今的中国吗？这使我感到将来长期的挑战是财务——如何实现学校可持续发展。

第二，它是精英办学模式，中国人理解的精英与美国人理解的是一回事吗？在中国这种氛围中，精英办学模式怎样吸引中国考生，吸引国际考生，这是第二个比较大的挑战。

在中国开展精英办学，一是学费高，另一个，它的教学方式一定是走通识博雅教育和跨学科教育，这跟中国现在大学面向职业、面相学科、面向行业和专业的教育，是完全不一样的。

第三大挑战，是我们的招生一开始是从硕士招起，这跟中国目前的办学要求、现行的国家规定的制度体系不一样。一般都是办了几年本科以后再办硕士，办了硕士之后再办博士，是遵循从低到高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解决这些挑战，一要靠合作三方形成共识，二要靠在融合中的探索与创新。

比如，在首先开办硕士项目问题上，开始时，我们的政府、中外合作办学的专家都认为违反了大学设立的规定而不能接受这个模式，我们反复呈述说了两个原因：杜克和武大都富有开办硕士项目的经验；办硕士就表明我们首先是从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相结合起步，符合学校研究型的定位，也是最容易的起步模式。

老子讲，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办困难的事要从办容易的事开始。办本科难，因为我们采用的是通识博雅教育，需要有很多不同的专业，才能烘托起来。但我们办硕士就相对容易。我们是不成立院系的，我们从面向21世纪人类的需求和问题出发，成立相应的研究中心，教授的科研和硕士研究生培养紧密结合，走一条新的探索之道。

我们需要创新、突破一下现有的规定和认识。以创新的旗帜感动人，也说服了一部分专家和官员，再加上杜克本身的品牌，教育部希望能够引进杜克，希望能带进一些创新的模式，就没有过分拘泥于现有的规章制度。

澎湃新闻：在高学费面前，要怎样吸引中国的考生？

刘经南：当时的硕士还好办，因为招生规模不是很大，专业也具有诱惑力和吸引力。

另外，美国精英大学虽然是高学费、高质量教学科研结合，高投入资源配置，同时也是高额奖学金。你享受世界一流的优质教育资源，也就要用与之相当的学费来支撑。但由于采取高奖学金制，名义学费比较高，实际学费，平均来说只相当于名义学费的一半，和现有的其他中外合作大学相比也高不了多少。

“接受学生挑战是老师不断提升的重要途径”

澎湃新闻：您在新生开学典礼上曾经鼓励学生要质疑，质疑教师和员工，质疑学校和校长，您作为校长是否曾经接受过来自学生的挑战和质疑？

刘经南：当然有，我对我的同事、下级和学生都常常讲，如果不敢向我提出反对意见，老师或上级提出的东西，你总是Yes、唯唯诺诺的话，我认为你没有思想。我不希望学生和下级是这样的思维方式，一定要敢于挑战老师或领导。

曾经有过一些学生挑战我，我当时很难受，脸红，要争几句面子，因为学生的表达可能意思不完整，我会抓住他不完整或者不准确的地方反驳。但是后来我仔细研究他们表达的思想，我觉得他的内核是好的，只要把那些外表粗糙的东西去掉，是很好的思想。于是，我就向这些学生道歉。

我们跟杜克来的老师谈话时说起，我们最喜欢跟本科生交谈，因为本科生的思想没有经过很多老师、大学的规范训练。大学训练他如何思考问题、如何创新，其中的一道道程序是可以培养出来的，他的创新就规范化了，没有非常大的想象力了，是规范化的创新，不是火花式的、爆发式的创新。本科生没有经过这样的训练，他提出的问题更具有爆发性，提出来的问题会逼着你去想。表面上看着是无知，但是跟本科生接触只要你善于思考的话，反而对我们教师的帮助最大。

我们要接受这种挑战，这也是老师不断提升的重要途径，这种文化也是在学校里面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碰撞和延伸，在这样一种氛围中，才能真正形成学校创新的基因。

“社会的浮躁、民族文化的浮躁反映在大学里”

澎湃新闻：您觉得大学跟所在的地方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

刘经南：从中国来说，大学肯定是对地方发展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存在促进作用，而且会越来越大，因为大学从过去象牙塔那样的一个时代，走向了服务社会的时代，就从比较边缘化慢慢地走向中心化的社会地位。而且，教育作为一个人终身要进行的事业，在一个实行终身教育的社会，教育更会慢慢走向社会的中心。

教育能提供给人民文化素养、文化品位，科学素养、科学品位，中国曾长期是一个迷信权威、迷信神的社会，科学素养比较低。要把这个素质提高，大学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昆山杜克大学在这里已经举办了各种规模的会议，有的比较学术化一点，有的比较大众化一点，跟社会进行交流沟通。

另外，大学有成果，有科技成果、文化成果，但是成果转移不是因为大学存在就能自动转移的，要靠一系列政府的引导，还有社会环境整体水平的提高，包括知识要素、土地资源要素、金融资本要素、环境政策要素，四大要素有个非常好的耦合，或者配合，才能够真正地实现转化和产生效益。

这有一个过程，像美国他们做的比较好，所以效益快一点，我们中国正在慢慢探索。

澎湃新闻：一些人认为社会浮躁的原因在于教育浮躁，您怎么看？

刘经南：人们说到社会浮躁和大学浮躁的问题，我认为浮躁不是由于大学的原因，反过来是社会的浮躁、民族文化的浮躁反映在大学里面。

中国过去没有这么浮躁的，像宋代、明代，汉族社会知识和文化水平都比较高，也比较讲究人的修养，生活是比较休闲的，老百姓是自给自足、自娱自乐的，在社会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政府用家族来管理社会，形成一个比较自然和谐的状态。中国过去的文化并不浮躁，甚至一些国外名家如罗素等批判中国人太没有进取心了，安于现状，安逸享乐，没有忧患意识。

浮躁是怎么产生的？从历史根源讲，中国百年落后，整个社会落后是满清闭关锁国政策造成的。西方侵入进来后，才如梦初醒知道中国远远地落后了，人心着急，想尽快改变落后状态，“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尽快恢复到大国强国地位，甚至不惜急功近利，浮躁就应然产生了。这是一个历史的原因。

从文化上来讲，也有一些根源。中国广大的底层社会人民，在两千年重农抑商的政策环境下，缺乏市场交换，难以改变生存状态，但他们也有强烈的改变自己状况的愿望，长期在小农经济的思维环境下，他也会比较急功近利，只看眼前，不看长远，但又急于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

浮躁不是教育产生的，有我们的文化和历史的原因，还有社会落后激起大家追赶的愿望，正效应是前仆后继，发愤图强；负效应是产生了急功近利的浮躁。

浮躁也会影响教育，但教育是百年大计，教育不能浮躁！所以我们现在讲要提倡有两个精神，一个是“工匠精神”，精雕细刻，止于至善。还要有“贵族精神”，仁爱向善、修身养性、品味高雅、道德高尚，待人接物处事理智、理性、礼仪，有这样一种民主的精神，浮躁就会少许多。

“教授没有话语权，学校怎么办得好？”

澎湃新闻：在武汉大学任职时，您曾经推行了人事制度改革和财务制度改革。在这所中外合办的大学，您有没有再去进行一些其他教育改革的尝试探索？

刘经南：过去我们的大学像政府一样把资金拨到职能部门，职能部门再把资金拨到院系。我们的教授、院长都有体会，他们看到职能部门的人还要点头哈腰的，因为他们掌握钱，你需找他要钱。我那时候写过一篇论文，把这一体系称为处科级领导下的院长跑腿制，大家听了觉得好笑，他们说写得太真实了。这都是行政化的表现。

身为教授的院长也没有话语权和学院财政事务决策权，学院怎么办得好？院系作为教学科研第一线，没活力，学校怎么办得好？所以要搞财务制度改革，从改革分配体制起步，削弱中层的行政权，这就是搞校院二级财务预算制的初衷。

制定一个新的改革性政策，必须是上上下下反复讨论的，要组成一个政策的制定委员会，这涉及到利益分配问题。我们就找来自不同院系的5个书记、5个院长，带领5个职能干部，组成委员会，代表学校制定财务改革政策。改革方案出台后，又开展了多个层面的的广泛征求意见，最后由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通过，党委通过，才予以执行。

职称评聘制度也用了类似的方式。主要是改晋升为岗位聘用，去评聘过程的行政化，所有岗位全球性公开，坚持过程公开、公平、公正，让院系教授会在评聘中起主导性作用。

当时做得比较早，我们没有到处宣传。我讲是“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高调有时候做不成事，低调反而能把一些事做出来。

在昆山杜克大学，我们肯定今后也会有些改革举措的，但在当前，我们主要是引进学习再结合中国实际消化吸收后再创新，通过碰撞产生新的东西。

像教师和员工招聘，几乎完全是杜克大学模式，先定岗位，后全球招聘，面试后，由聘用委员择优录用。没有行政干预，没有人情关系。

又如说通识博雅教育，国外实际上是从亚里士多德那个时代开始的，中国则是从同时代的孔夫子开始。他们讲君子不器，不器就是要形而上，搞人文、关爱，那就是人文教育。中国也是通识博雅教育，孔子的学生都要学六艺，既注重人文又注重体育，还有道德、学术。而现代的通识博雅教育，在重跨学科知识基础上，更强调培养人文情怀、责任意识、社会服务，科学精神、批判思维、创新能力。

把这些东西消化吸收后，我们还会产生一些新的东西，包括我们现在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体系采用面向需求、面向问题、面向未来的跨学科教育。现在我们培养学生，是为社会服务，要能够解决社会的问题、满足社会的需求，所以一定是在学校里面就要养成问题导向、需求导向的思维，这要体现在教学上，体现在课程体系的设计上，体现在培养理念上。这是我们通过中外合作办学，碰撞后思想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