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李怀印：世界史视野下的清朝国家

6月3日晚，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历史系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李怀印先生应邀在武汉大学作了一场题为《世界史视野下的清朝国家》的讲座。讲座中，他从世界史的视野探讨清朝国家的性质问题，并提出清朝国家是“早期近代疆域国家”的观点。现将此次讲座内容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讲座中的李怀印教授

世界史视野下的“国家形成”问题

李怀印首先解释“为什么要用世界史的视角研究清朝国家”这一问题。他指出，中国的大学设有“世界史”专业，而美国大学却不曾设置。究其原因，国外大学历史系实际上就是世界史系，他们的历史研究实际上都是从世界史视角出发的。

接着，他回顾了欧美学者的中国史研究历程。二战以前，欧美学者所谈的世界史实际上是欧洲史，其历史研究以西方为中心，亚洲、非洲等地区则被当作西方人扩张、殖民的场所，构成所谓“白种人的负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亚非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欧美学者的原有理论受到冲击，但西方中心主义的实质未变。

李怀印教授以“现代化理论”为例，该理论认为所有国家的历史都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和专制统治走向工业社会和民主国家的历史。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是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费正清提出了“冲击——反应”理论来解释中国近现代史，即西方的影响主导近代中国历史，对中国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形成冲击，而中国的近代变革只是一个回应的过程。除此之外，还有少数学者用“帝国主义理论”来解释中国近现代史，强调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破坏性作用。李怀印强调，这两种理论均突破了民族国家的范围，都是从跨国的角度观察中国近现代史，而没有局限于中国。

二十世纪八十年以后，柯文出版专著《在中国发现历史》，提出“中国中心论”，即从中国内部观察中国近现代史。这种观点产生很大影响，学者们纷纷将研究范围集中在中国的一个省、一个县甚至更小的地域范围，研究主题则集中在宗族、村社、县政之类较为细小的方面。李怀印认为，这种观点使欧美学者在研究中国史时抛却了世界史的视角，仅从中国内部观察中国，其历史研究也局限于小范围、小问题，存在所谓“碎片化”现象，一如中国史学界近来的趋势，很少有人再去研究宏观的议题。

近十年以来，国外尤其美国的历史研究又发生新的变化，很多学者重新使用世界史或者跨国史的视野来观察中国近现代史，并开始关注宏观议题。李怀印认为，这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有关，而且这种变化趋势以后会成为主流。

怎样理解清朝国家

李怀印指出，欧美学者研究国家形成问题有两种范式。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欧美学者用“现代化理论”解释国家形成问题。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学者们认为“现代化理论”太过简单化，并不符合每个国家的历史实际，包括欧洲国家本身，于是就有了对早期近代欧洲国家形成的研究，其中Charles Tilly的研究最具影响力。Charles Tilly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观察早期近代欧洲国家的形成，并认为国家形成最重要的驱动力是战争。战争会引起税制的变化，进而引起整个国家制度的变化。后来学者们普遍用“财政军事国家”来称呼早期近代欧洲国家。而研究近代世界范围的国家形成问题，最具影响力的范式则是“帝国”与“民族国家”二分，即现代国家形成都是从帝国过渡到民族国家的过程。这就是欧美学者研究国家形成问题的两种基本范式。

很多欧美学者将这两种范式套用在中国的国家形成问题上，并认为发生在早期近代欧洲的历史现象也发生在清朝，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转型也同样可以适用于现代中国国家的形成。对此李怀印评价道，认识中国的历史需要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历史，但如果照搬其他国家历史的概念来解释中国历史则不妥当。

他列举了三位新清史学者的观点。如罗友枝认为清朝的国家形成“已经具备了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早期欧洲史上所出现的早期近代各种特征”。濮培德认为清代国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稳定的、统一的‘东方帝国’，而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国家结构，从事战争动员和领土扩张”，并且此一帝国“并没有与欧洲分道扬镳”。李怀印指出这两位学者都试图证明清朝国家与早期近代欧洲基本相似。Crossley认为清朝在意识形态上建构了一个由满人、蒙古人、藏人、维吾尔人和汉人所组成的“普世帝国”，汉人的“中国”在此意识形态中仅构成“帝国之一省”。李怀印评价说Crossley与前两位学者不同，其试图说明清朝国家与一般的帝国相同。

李怀印认为这些学者的观点值得探讨，但并非全无道理。他展示了清王朝的扩张地图和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地图，并解释道，从表面上看，清朝国家的扩张过程与奥斯曼帝国扩张过程的确极为相似。但是在奥斯曼帝国后期，帝国逐渐崩溃、分裂，进而形成众多民族国家，而清朝国家并没有崩溃、分裂，基本上保留了原有的疆域进入中华民国，这是独一无二的。

他接着说道，如果盲目地接受从“帝国”到“民族国家”这样一种研究范式，并将之套用于中国国家形成的话，那么今天中国国家的历史合法性也会遭到质疑。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李怀印指出至今西方仍有许多学者在界定“中国”的范围时，仍然沿用过去的China proper这一概念，即仅仅限于内地汉人所居之地。李怀印总结道，新清史学者试图将清朝国家的形成等同于早期近代欧洲国家的形成，或者将清朝国家看作是一个与奥斯曼帝国相同的帝国。这种看法虽具启发意义，但是过于简单化了。

几个关键问题

李怀印指出，若要认清清朝国家的性质，需先解决几个关键问题。第一是清王朝扩张的动机问题。在世界历史上，帝国扩张的动机有二：一是财富，二是宗教。清朝国家的第一次扩张，即从关外进入关内并控制明王朝的统治区域，的确是为了财富。到十七世纪五十年代，清朝国家控制了内地十八省，华夏地域人口所提供的财富足以满足其财政需求，此时清朝国家已经失去扩张的动机。所以从十七世纪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清王朝并没有任何的扩张行动。

但是十七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清王朝又开始第二次扩张。先将外蒙古纳入版图，随后控制西藏，最后控制新疆。李怀印指出，清王朝这一次扩张既不是因为财富也不是因为宗教，而是因为准噶尔侵入漠北、漠南蒙古，威胁到京师安全。因为内蒙古、东北是清王朝的后院，是其征服控制中原地带的根本，准噶尔入侵内蒙古的行动对清王朝的核心利益构成威胁，所以清王朝不得不采取扩张行动，这其实是一种防御手段。清王朝的第二次扩张并非是因为外蒙古、西藏、新疆的财富，另外清王朝的扩张从来都不是为了弘扬某个宗教，所以清王朝的扩张与一般帝国的扩张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是清王朝扩张的机制和限度问题。李怀印梳理了清代皇帝对准噶尔地区的态度，发现康熙、雍正、乾隆其实一直都想解决准噶尔的威胁，以此消除清王朝的隐忧，但是康熙、雍正、乾隆的说辞却不一样。康熙评价准噶尔“并其地不足以耕种，得其人不足以驱使”。雍正与康熙观点相同，但是他后来也认为“留此余孽不行剪除，实为众蒙古之巨害，且恐为国家之隐忧”。乾隆则明确表示要剿灭准噶尔。

为什么三位皇帝的说辞会不一样呢？李怀印认为这与清王朝的扩张机制有关。他展示了一张“清朝财政收支与军费支出表”，并解释道，清朝财政盈余具有周期性特征，可以将之划为五个周期。每当财政盈余上升到一个高峰的时候，清王朝就开始一次远征行动，用兵耗费了大量盈余，曲线就开始下降，战事结束之后中央盈余又开始上升。所以，康熙之所以表示对准噶尔不感兴趣，是因为当时财政盈余不足。到乾隆时财政盈余充足，所以乾隆敢于公开表达吞并准噶尔的愿望。

清朝的财政情况

从中可以看出，对待边疆地区的隐患，清王朝只动用户部的盈余来解决，而不会增加百姓的田税负担。而一旦发生内乱，清王朝采取的策略就与边疆不同。比如，为了平息三藩之乱，清王朝实行了增加赋税的政策。在田赋方面，东南地区的田税增加了百分之几十。盐税也有所增加，最多的时候达到百分之三十九。另外还开征房税、契税。与此同时，官员的工资减也少了百分之五十，甚至百分之百。清王朝之所以会采取这些增税措施，是因为其根本利益受到了实质性威胁，所以必须要采取行动。而对于边患，清王朝却从未采取增税的措施。从中可以看出，边疆和内地对于清王朝来说是有轻重之别的。李怀印指出，很多新清史的学者认为清王朝对待边疆和内地是一视同仁的，并认为清朝国家是一个“普世帝国”。通过对战争中国家赋税政策的观察，可以证明这种说法是不可靠的。

第三是清王朝的治理方式和特征问题。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最重要的事务无非是战争和征税。新清史学者认为清朝国家与早期近代欧洲国家相似，那么就有必要将二者从地缘、财政、军事各方面加以比较。在军队方面，两者都有常备军，但是中国早在秦汉时就已经有大规模的常备军，而欧洲直到十六世纪之前基本都以雇佣军为主。在税制方面，清朝国家与早期近代欧洲国家的差别更大。欧洲国家为了生存，极力维持、扩大军队规模，因此其财政是扩张性的，百姓赋税负担十分沉重。而清朝则与之不同，土地税率非常之低，百姓田赋与土地的产出相比，基本上只占百分之二到百分之四，到了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清朝的赋税负担与当时的经济总产值相比，也只占百分之三、四。因此李怀印指出清王朝跟早期近代欧洲国家大体相似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李怀印还认为清王朝的统治其实是稳定而又脆弱的。与四分五裂的奥斯曼帝国相比，清王朝的疆域格局基本未变，体现了其稳定性；但是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纷纷独立又体现了其脆弱。清王朝之所以脆弱是因为其财政保持着“低水平的均衡”，即开支与供给大体上相等，供给稍稍高于开支。而维持这种“低水平的均衡”，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是清朝的地缘主导地位必须得到维持，即周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对清王朝的核心利益构成致命性威胁；第二是适度的人口规模，因为人口膨胀之后会将经济盈余消耗殆尽，这会威胁到国家的税收，而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人口压力极大增加；第三是物价的稳定，十八世纪后期，鸦片贸易造成中国白银外流，银价上涨，减弱了百姓的纳税能力。

清朝国家的性质

李怀印指出，新清史学者认为清王朝不是华夏王朝，这种看法遭到了国内很多学者的反对，但是学者们反驳的主要依据是清王朝继承了明朝的制度，并且在语言等方面已经汉化，所以它是华夏王朝。李怀印认为这种反驳说服力还不够，应该从地缘战略、治理的方式、内地汉人居住地区对清王朝在财源方面的重要性等方面加以论证。

此外，把清王朝与早期近代欧洲的财政军事国家简单加以挂钩，或者把清王朝与其他帝国简单加以比附，从而认为清王朝也是一个帝国的做法同样值得商榷。李怀印认为，清朝国家并不是帝国，因为清王朝的扩张既不是因为财富也不是因为宗教，而是为了防御。这种扩张不是进攻性的而是防御性的或预防性的，所以一般帝国没有固定的边疆，而清王朝却有固定的疆域。

综上，李怀印总结道，清王朝其实是一个“早期近代疆域国家”。清王朝不是一个军事征服帝国，也不属于当时正在形成的主权国家体系的成员之一，但是清王朝与周边国家的疆界分明，其内部具有高度集权的官僚体制，并且拥有一定数量的常备军，的确具备早期近代国家的若干特征，所以称之为“早期近代疆域国家”是比较合适的。

李怀印著《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

（本文已经李怀印教授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