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议事厅｜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要“跳出消费看消费”

步入2022，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依然火热。

过去两年，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这一“帽子”，引发二十多座城市的竞争，囊括众多的一线及新一线城市。去年7月，首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尘埃落定，包括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五所城市。四大直辖市外加广州的组合并不让人意外。

今年开年，北京、重庆等地接连行动。

2月至3月，北京迎来“一揽子”动作：召开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专场新闻发布会、出台《打造“双枢纽”国际消费桥头堡实施方案（2021-2025年）》、启动“2022年（春季）全国消费促进月·北京消费季”。同时，重庆召开全市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推进大会，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为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提供有力保障。

不仅首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正在高规格推进2022年的促消费行动，深圳、长沙等去年尚未入选的城市，也在今年初春将“国际消费中心”作为要务加以推进。

2月，深圳发布《深圳市关于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若干措施》，这是深圳继去年印发相关文件后，再次重拳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同时，长沙也正式印发“关于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实施意见”，明确了任务书、时间表、路线图，使争创国际消费中心变得更具实操性。

另外，去年杭州、苏州、南京、宁波等城市，也将国际消费中心写进相应的省级或市级专项“十四五”规划中。

可见，没能入选第一批名单，并未“打击”到各大城市对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积极性。这些城市依旧一边摩拳擦掌、发力消费，一边耐心围守第二批名单的放榜。

热闹之下，更使人回归问题本身：城市消费这篇大文章要怎么做？

首批五城的“消费经”

2021年，全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65.4%，拉动GDP增长5.3个百分点。消费已成为经济压舱石。

根据哈佛大学城市经济学家爱华德·格莱泽( Edward Glaeser)对美国各大城市的研究，大城市的增长将越来越依靠作为消费中心的城市功能。

作为经济活跃的一线、新一线城市，消费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经济功课。成为国际消费中心、或者区域消费中心都将为城市发展带来新一重优势。

五座首批获批的城市，如何建设国际消费中心？

从各自的方案看，存在一些共性比如打造全球消费资源地（如发力首店经济）、提升消费载体品质(如建设标志性商圈)、营造良好的国际化消费环境、形成区域联动的消费格局。这些都是五城布局的重点，尤其是前两项。

北京、天津、重庆，将涉及提升消费载体品质、打造消费地标的内容放在重点任务的第一位。例如，重庆提出国际消费载体提质工程——（从全市角度）结合城市提升和城市更新，构建品质高端、功能完善、布局合理、特色彰显的国际消费空间版图。北京提出消费新地标打造行动，天津也提出打造消费地标。

以上行动重点从城市空间布局、载体硬件升级等角度提振城市消费。

另外两座消费和商贸更为发达的城市——上海与广州，已拥有较为完善的城市消费载体体系，包括成熟的消费地标、多极化的消费中心网络等，两城不约而同将“集聚全球消费资源”放到了首要任务的位置上。

上海提出打造全球消费品集散中心。广州则提出实施“尚品”工程，构建全球消费资源集聚地。

上海将重点放在消费品上，凭借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重大平台，发挥其溢出效应，推动来自全球的展品变为商品。并进一步建设虹桥和外高桥国家级进口贸易创新示范区，打造集消费品进口、分拨配送、零售推广等于一体的服务链。

广州将重点放在制造业“尚品”工程上，提出：加快制造业向高品质、品牌化、定制化、国际化转型，培育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彰显城市魅力的名品名牌，吸引全球高端消费资源集聚。

两城聚焦“买卖全球”的主题，并形成一定的分工。

另外，建设国际消费中心的其他城市，例如深圳、杭州、长沙等，其方案与率先获批的五城也有着许多相似的行动。

包括引进国际品牌、发力首店经济、建设标识性商圈、提升步行街品质、推动本地品牌/老字号发展、完善交通物流促使消费环境便利化、完善消费服务体系、探索免税退税、国际旅游消费等“一揽子”措施。在强调各自的城市特色之余，一些城市方案的关注重点可谓“大同小异”。

促消费，不仅关乎商务部门

去年，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发布了《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总体方案》。所有城市制定各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行动方案时，都参考这份方案的总体要求进行布局。

与之相应，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在各地由商务部门牵头，其中虽也有涉及其他部门的措施，例如提升相关综合交通能力、加强老字号商标注册登记保护等。但主要的行动更多由商务部门牵头负责。例如升级步行街、引进国际品牌、打造消费新场景新活动等等。

这些都是围绕消费环节开展的动作，也是行之有效的促消费行为。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消费作为各产业的末端，所受影响因素有很多。

比如某些特定领域的消费供给还存在制约。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多次呼吁，消费面临的突出短板并非在日常消费品，而是在文化、教育、医疗等方面。一些城市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在相关文件中鼓励探索。

例如上海提出“扩大与消费相关的服务业开放，研究探索放宽电信服务、医疗健康等服务消费市场外资准入限制，促进服务供给体系升级”。

北京提出“提升国际医疗服务水平。支持社会力量在‘三城一区’、朝阳区等重点区域规划建设国际医院。”

这并不简单。时下公立医院占有90%的市场份额，民营医院尚且影响力有限，引进外资医院更为复杂。

在外资医院已有三十家的上海，近几年依旧面临引进外资医院落空的情况，据澎湃研究所研究员了解，此前一家外资医院与上海的合作已推进至拿地等实质性建设阶段，但因为一些海外器械器材尚未在国内经审批上市等原因，最终落空。

业内人士也认为，外资医院进国内更待解决的是医保接入、医生职称互认、医疗设备购置审批等一系列配套政策。

除了供给层面，单纯从“促消费”的角度，也涉及到不少商务条线无法处理的问题。

例如，按陆铭研究，排除其他因素（如年龄、收入、教育水平）的影响后，没有落户的外来人口，其消费比本地城镇户籍人口低16%-20%，这意味着，“难以落户”这一点也会影响特大城市的消费发展。逻辑很好理解，当你不能在这座城市“生根”时，多少得注重储蓄，不敢放手消费。

往往经济体量越大、商业越繁盛的地方，越有能力担起消费的“国际”、“中心”功能，成为名副其实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也是在这样的地方，有着大量的服务行业人员。在国内，最“国际消费中心”的无非是北京、上海两市，而这两座城市都有着较为严格的落户标准。

以理发师为例，不少在上海发展五年、十年甚至十五年的理发师，受制于学历，都不符合落户条件。但这批人消费能力不可小觑。

澎湃研究所研究员了解到一位在商办楼中自己开设小型工作室的发型师，月流水可以超过十万。另一位三十出头、在连锁店担任总监的发型师，年收入可达到大几十万甚至近百万。

如果不结婚，这批人在上海拿不到购房资格。如果结婚购房，没有上海户口，小孩很难在上海参加高考。对于他们来说，尽管收入已是中产水平，但总得为回乡做个备案，消费能力难以完全释放。

消费是一盘大棋上的棋子。棋子并非独立存在，不仅会与其他棋子相互作用，托底的棋盘与规则都影响了棋子的状态。上述案例中，无论是产业政策还是户籍政策，消费的背后有许多看似不相关的机制亟待改善，不少问题还考验着地方不同部门间的协作能力。

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热”掀起之初，2019年商务部等14部门联合印发了《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指导意见》，其明确提出，围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从原则角度要“把握我国主要城市在消费领域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破除这些障碍，还需跳出商务看消费，甚至跳出消费看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