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治理遇挫，对谁都不是“胜利”

6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这不仅是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一拳重击，也让世界再次感受到“特朗普冲击”的严峻性。虽然特本人在演讲中表示美国或会重新开启谈判，但读罢白宫网站上的演讲全文，他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蔑视”可谓溢于言表。

对于特朗普这一决定，奥巴马批评说此举让美国“加入了少数拒绝未来的国家行列”。美国前驻联合国代表鲍尔（Samantha Power）则在其推特上表示，这标志着“美国世纪的终结”。虽然特朗普称选择退出《巴黎协定》，表明自己“代表的是匹兹堡公民，而不是巴黎公民”。但包括匹兹堡市长在内的美国1400多个城市的市长共同承诺，将继续尊重和恪守《巴黎协定》。前纽约市长布隆伯格更是“扛起大旗”，不仅表示将为联合国气候变化秘书长提供1500万美元的资助，还亲赴巴黎面晤法国总统马克龙并表示将促进美国实现承诺。马克龙此前直接向美国喊话，坚称特朗普在涉及美国人民利益和未来的问题上犯下了一个“错误”。

气候变化不容轻视

虽然特朗普选择退出《巴黎协定》，但气候变化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的确不容轻视。人类活动所导致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带来了气候变化挑战，气候变化不仅会造成全球变暖和极端天气的增加，也会破坏人类发展所依赖的生态系统。今年1月，德国慕尼黑再保险集团发布的报告显示，2016年全球因自然灾害造成的财产损失较2015年增加三分之二，其中洪灾导致的损失占损失总额的34%，而过去十年来的平均占比是21%。可以说，气候变化效应带来的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越发显著。

2015年8月，联合国通过“2030年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在这份由国际社会共同制定的发展议程中，应对气候变化占据了突出位置。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警告说，我们将是最后一代可以应对气候变化的人。2015年底，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会议在巴黎举行，在中国、美国等共同努力下，190多个国家最终达成《巴黎协定》。巴黎协定》是《京都议定书》之后，各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之下达成的第二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这一协定在2016年4月得到正式签署，成为2020年之后全球气候治理的最重要指针。

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大力推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认为气候变化对美国而言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国家安全威胁，通过发展清洁能源等，不仅能应对气候变化，也有助于振兴美国经济。而在过去几年中，气候变化逐渐从中美关系的“摩擦领域”变为中美合作的新支柱，美国科学家、企业等与中国同行共同研究和推广清洁能源技术。2016年9月，在G20杭州峰会召开前夕，中国和美国选择在同一时间向联合国方面交存两国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批准文书。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中美选择相向而行，合作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取得重大进展。

然而，特朗普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态度极为消极，他在竞选时就曾激烈抨击奥巴马政府，认为奥巴马、希拉里等所谓美国的“全球主义者”刻意夸大气候变化的危险性，进而阻碍美国国内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资源的开发，致使美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成本上升。可以说，特朗普表面看是反对气候变化，实际上源于他对“全球主义”的厌恶。他声称自己“不代表世界，只代表美国”，也不接受“全球主义的虚假欢歌”。此外，特朗普还质疑全球气候变化的科学依据，荒谬地宣称这是“中国制造的旨在削弱美国制造商竞争力的骗局”。

贯彻“美国优先”的需要

退出《巴黎协定》可谓特朗普政府“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一步。今年1月特朗普正式执政后，即在国内推行“美国优先的能源政策”，尽力削弱奥巴马政府时期对开发美国国内化石燃料能源的限制。2017年3月，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推翻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清洁电力计划》等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以创造煤炭行业的工作岗位和降低电力成本。颇具讽刺性的是，特朗普任命的美国环境保护署负责人斯科特·普瑞特（Scott Pruitt）在减排等问题上长期持消极态度。今年3月26日，普瑞特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公然指责《巴黎协定》是一份“坏协议”，认为加入这一协定如同“对我们自己进行惩罚。

特朗普政府在审议《巴黎协定》问题时曾考虑两套方案，一是干脆利落地直接退出，二是花三年左右时间缓步退出。最终，特朗普选择了前者，他根本没有耐心等待那么久。这实际上与当前特朗普的执政困境也有很大关系。就任总统迄今，特朗普在国内政策方面取得的实际进展乏善可陈，尤其是在医改、税改和移民等问题上接连受挫。2018年美国国会将迎来中期选举，他需要尽快向国内支持者证明，自己有能力兑现竞选承诺。面对一个在意识形态和政见方面日益“分裂的”美国，特朗普似乎没有什么兴趣与国内的“全球主义者”改善关系，他需要的是不遗余力巩固选民基本盘。

近日，白宫内部的“稳健派”代表人物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加里·科恩（Gary Cohn）联合在《华尔街日报》撰文，称“美国优先并不意味着美国孤行”，表示美国仍然会重视恢复自身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然而，没有人可以确知这些高级官员能否真正为特朗普代言。正如前助理国务卿詹姆斯·鲁宾（James P. Rubin）所言，“最成问题的是特朗普任凭或助长白宫内部形成混乱的权力系统和多个中心”。

不久前，在众人劝说之下，特朗普最终未在访问以色列期间宣布将美国使馆从特拉维夫搬迁到耶路撒冷，事关中东地区局势的“重磅炸弹”暂时免于爆炸。显然，特朗普不会一直接受“稳健派”人士的主张。他需要“玩平衡”，需要通过支持白宫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彼得·纳瓦罗等“激进派”，巩固和提升他对美国中下层右翼选民的吸引力。特朗普宣称退出《巴黎协定》，将使可更多雇佣美国工人的煤炭产业重获新生。

中国面临新的考验

虽然退出《巴黎协定》或可为特朗普的国内政治目标服务，但他严重低估了美国需要付出的代价，包括盟友关系、国家信誉、全球威望等。近期，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公开场合毫不掩饰地表达对特朗普的嫌恶，称其是“目空一切的民族主义者”，认为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不再是欧洲的可靠盟友”。欧盟和中国领导人6月2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表达了对《巴黎协定》的强有力支持。

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今年5月发布的报告，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取得的成就显著，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的时间将比中国政府的预计提早十年。显然，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作为全球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的中国何去何从，将更受各方关注。主管气候变化和能源事务的欧盟委员卡涅特曾表示，欧盟和中国可以在全球气候治理方面发挥“联合领导力”。英国前负责能源问题的国务大臣巴克称，“如果美国不能带头，那么显然中国可以”。

然而，中国的“领导力”难题不在于“是否”而是“如何”，需直面若干新的考验：一是如何推动国际社会就落实《巴黎协定》展开进一步谈判，包括增强各国的碳排放透明度、制定新的数据报告标准等；二是如何解决应对全球变化的资金缺口问题，美国已宣布将不再为“绿色气候基金”提供千亿美元的资助；三是如何处理气候变化问题背后的“大国政治”平衡，不仅携手欧洲不易，将中国置于美国的“对立面”更非明智。

总之，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带来的破坏力不容低估，尤其是将损害世界大国合作应对共同挑战的政治意愿和氛围。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正成为越发令人忧心的“麻烦制造者”，这也许对中国并非全然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