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以来，布热津斯基一直在强调中美两国的合作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先生去世了。中国驻美大使馆在声明中说，“布热津斯基先生是美国著名战略家、外交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此前美国只有十二位政治家有幸被冠以这个称号，而布热津斯基对中国的贡献绝不逊色于其中任何一人。他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刻推动了中美的建交。

从白宫卸任后，作为最有影响力的国际关系学者之一，布氏仍然长期关注中国，并保持着对中国的友好态度。尽管他本人拒绝承认对中国的特殊感情，卡特总统却揭了老底，是1978年的北京之行让布热津斯基完全被中国吸引住了。

然而很少被人提及的是，布热津斯基一开始并不好看中美的关系。布热津斯基早年执教于哈佛大学，对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论研究进行了拓展，是一名苏联研究专家。他对中国的兴趣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布氏认为，中国和苏联对世界体系稳定的“威胁”是不一样的。虽然中苏关系开始变得微妙，但是布热津斯基认为中国和苏联并不会分道扬镳，也不建议美国同中国增强来往，因为这可能会刺激东南亚国家，令他们以为美国要放弃他们而倒向中国。

古巴导弹危机之后，他继续坚持认为需要继续“孤立”中国。越战期间布热津斯基担心北越的胜利会鼓励输出革命，因而支持约翰逊政府入侵越南。1967年成为国务院政策制定委员会的一员之后，他仍然反对和中国的对话，因为中国一定会崛起，进而威胁周边国家，甚至苏联和美国，并且“中国在换了领导人之后也不会发生改变”。

在1969年中苏关系破裂之后布热津斯基的想法开始逐渐转变。进入1970年代后，苏联在非洲和其他地方增加了武装行动，以展示苏联优越的军事和经济地位，而中国则开始增加与西方国家尤其是日本的接触。

在1970年付梓的《两个时代之间》一书里布热津斯基展示了强大的洞察力：“在未来几年里，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会更多参考其他国家的经验，将冲淡意识形态的枷锁，形成博采众长的一条现代化道路。”

苏联和中国对西方不同的策略让布氏重新思考中国的意义，不再认同应该疏远中国来改善与苏联的关系。1971年，布热津斯基在日本调研时发现日本正在积极进入中国市场，这进一步改变了他对中国的看法。回来后，他转而大力主张加强与中国的关系，强调一个强大的中国会帮助稳定美中苏的三角关系。因此，即使在竞争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竞争中输给了基辛格，在战略上也对基辛格的缓和共建策略多有批评，但是布热津斯基并不反对尼克松政府的对华政策。布氏认为尼克松做得还不够，甚至建议在尚未建立起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即降低对华技术转移的门槛，进行军事专家的交流，以及支持欧洲对中国的军售。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1976年成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之后，布热津斯基和时任国务卿的万斯因为中国问题陷入矛盾。万斯认为美国应该想办法改善与苏联的关系，而布热津斯基则试图连中抗苏。开始布热津斯基打算同中国建立无需外交协议的战略合作。但是很快他发现这行不通，万斯对中国访问毫无建树。于是他决定自己加快步伐。在助手奥克森伯格的帮助下，布热津斯基争取到了中国方面允许他进行访问的机会。尽管在万斯极力阻止，布氏仍然在1978年5月20日在奥克森伯格的陪同下访问了中国。奥氏告诉他，中国很可能对这次访问寄予了厚望。果不其然，时任外交部长黄华亲自前来接机。

布热津斯基尽力向黄华保证白宫是认同 “一个中国”原则的。第二天，布热津斯基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了邓小平，后者当天提出希望亲自回访美国。时任美国总统的卡特的一段回忆录足以说明布氏在中美建交一事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决定不要让国务院和国务卿万斯参与到(起草给邓小平的回复)中来，以免遭到他们和民众的强烈反对。绝大部分的建议和回复都是由我和布热津斯基两个人起草的，并直接由白宫传达给邓小平。” 次年一月，中美建交，结束了长达三十年的敌对关系，开始了长期的经济合作。

1991年苏联解体，福山乐观地写下《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人》一书，布热津斯基却忧心忡忡。他在1993年出版的《大失控与大混乱：21世纪前夕的全球动荡》中警告说自由民主制度并不能够填补制度空白，发达-不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将会愈演愈烈，甚至导致法西斯的回潮。

布氏强调当西方世界为2000年后新一波的民主化潮流欢呼的同时，人们却忽视了一个事实：民主化背后的驱动力是尊严，全球范围内对尊严的追求是全球政治觉醒的结果。而政治觉醒会加剧南北冲突。21世纪初恐怖主义的兴起证实了布氏对全球稳定的担忧。在他看来，全球反恐战争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战争，以反恐为基础的外交政策所产生的话语和情绪都在鼓励爱国主义，复仇和救赎。

恐怖主义成为核威胁的替代品。在《第二次选择》一书中，布热津斯基强烈批评小布什一意孤行的单边主义行动以及新保守主义策略。2010年后，他进一步强调世界已经多极化，原有的规范都在被挑战，世界体系逐渐向无序的状态滑落。特朗普上任后，布热津斯基在与《中国日报》的访谈中提到，世界范围内的暴力冲突会愈演愈烈，中美双方应该合作而不是陷入无谓的互相怀疑中去，更不要试图激怒对方。

在全球稳定受到严重威胁的背景下，布热津斯基呼吁要建立大国之间的联盟，尤其是中国和美国。在奥巴马执政期间，作为奥巴马的竞选顾问布氏提出了中美合作的设想——太平洋宪章——这在一个曾经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数十年从事美国战略研究，写过数本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关系著述的学者来说很让人意外。

然而，梳理布氏的思想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强调中美合作与美国为核心的战略并不矛盾，因为世界秩序的稳定也是其战略考量的重要部分。在布热津斯基看来，美国的利益从来都没有和全球安全分割开来。当美国的对手从苏联变成了恐怖主义，美国应该再次寻求中国的合作。2004年在北京的演讲中布氏坦承，在东北亚乃至全球范围内，美国应该起领头作用，而不是扮演领导的角色，在中东地区的责任上美国应该寻求中国的帮助。

中国长期以来都和中东相对疏离，并没有太多战略兴趣。但“一带一路”计划下，大量中国的贸易、投资和人员向中东转移，对中国来说，中东头一次同时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安全意义。中东政治同中国变得越来越密切，而中东政治稳定却鲜有进展。

然而，特朗普主政下的美国优先全球收缩战略完全反布热津斯基之道而行之。终其一生，布热津斯基都在强调一个稳定、一致但灵活、由美国主导的世界安全繁荣秩序，在面临全球政治觉醒的新世纪，布热津斯基希望这个秩序能更开放，更灵活，能够把兴起的国家和文化都包含进来。

在最后的访谈里布氏认为特朗普根本没有一个外交政策。在不久前的G7会议上，德国总理默克尔坦言，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引领欧洲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美国退出TPP，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在很多学者看来这是中国引领新一波全球化，引领环境保护的大好机会。

（本文作者系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在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