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鉴定家黄秀纯（下）：发现窖藏元青花

“文革”时期改行考古

1966年，“文革”开始，北京市成立文物清理小组，就是清点红卫兵抄家的文物和古籍孑遗，但仅仅是清点和入册，文革过后归还原主，“但若你说东西短了，我们概不负责，因为很多都是红卫兵给砸了或昧了，我们只是入册和保管”，黄秀纯道。当时文物商店和中国书店抽出主干力量成立这个清理小组，后来又组建了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其下设四队：一队是接待组；二队是首都博物馆筹备组；三队是考古工作队；四队是落实政策组。

因为黄秀纯在文物商店工作过，便被抽调到清理小组去北京各区清点文物。“有一次在顺义装运文物，我负责押车，工作之余我把车开出来‘过把瘾’。我旁边坐着复员军人聂贵一，他也想玩一把，他说他会开坦克，于是我把汽车交给他，结果他一个拐弯把旁边的拖拉机给撞了。我们不光得修理自己的车，还得去拖拉机厂修拖拉机。这是下午一点多钟出的事，修理到三四点，修完了之后又拿喷漆喷好，我还嘱咐修车师傅尝试‘做旧’，不能让领导给瞧出来。晚上回来已经十点多了，贾书玉一直等我们回来交车。当时天不早了，他没检查就让我们回家了。第二天发现车被撞，问我这是谁干的？我说不是我，是聂贵一开车不小心撞的。他说：‘谁叫你给他的！不是你撞的，你也得负责。你还没有学会开车呢，就先撞车，你别当司机了，你去上三队吧。’”

这个三队就是考古队（北京文物工作队的前身），当时毛主席有一句话叫“往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掺沙子”，“考古队中像吴梦麟、马希桂、齐心、赵迅等都是大学生，是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我则是文物商店的工人，这就是‘掺沙子’的典型。如此一来，我就是这么去搞考古的。”

刚进考古队的黄秀纯第一次“考古”的经历便让他刻骨铭心，当时某部队在建筑施工中做了一个石灰池，可往里注水时，水不一会就没了，有人说池子底下肯定有洞，说不定是一个墓葬。果不其然，当工人把池子揭开后，发现它的西南角有一个直径三十厘米的大洞，水就是从这里渗下去的。随后工人报告给考古队，当时考古队队长张宁带着黄秀纯等到了现场，“因为我比较瘦，张宁就让我下去一探究竟”，张宁借了把梯子和一盏油灯，“我就这么踉踉跄跄的下去了，因为我胆子比较小，又缺乏考古经验，当我看见一个红色的棺材出现在眼前，墓主的长发还在那飘荡！可把我吓得半死，我大叫一声，手中的油灯也弄灭了，当时眼前一片漆黑。张宁大声问我怎么了，我好不容易抓住梯子爬了上去，告诉他下面的恐怖场景。随后他下去看了看，说是清代墓葬。发掘之后，才知道那是一座相当不错的清代墓葬，只可惜被盗掘的很厉害。”

永远的遗憾：被砸掉的元青花

此外，最让黄秀纯记忆深刻的就是元青花的发现，20世纪70年代初，广大革命群众积极响应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的号召。北京标准件四厂的工人在旧鼓楼大街豁口以西，明清北城墙墙基下挖砖取土，发现一处元青花窖藏。刚好有一个铁路巡道工路过，就报告给考古队，说在城墙地下发现几件青花白地的瓷器。那个时候考古队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三、五抓革命，二、四、六促生产。”那天正好是星期一，是雷打不动的“天天读”时间。“此时老燕京大学毕业的于杰先生，当时他被打成右派，不敢说话，只是小声跟我说：‘小黄，城墙底下发现青花白地瓷器，不是元末就是明初的，因为这个北城墙是明永乐五年建造的。器物肯定要比城墙早，我们得去一趟。’我问考古队长张宁能不能让我们去一下现场，张宁请示了‘军宣队’负责人常凯。常凯是山东人，用浓重的山东口音说：‘你们这些挖坟头儿的，一、三、五不抓革命，二、四、六拿啥促生产？！今天是星期一，谁也不许去，给我老老实实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第二天（星期二）我和于杰到现场，问工人：‘你们昨天发现的青花白地的瓷器呢？’工人说：‘昨天等你们一天，你们都没来，那些瓷器让我们“破四旧”给砸了’。“砸了！那瓷片呢？”工人顺手一指：‘都扔土里了。’于杰听了非常惋惜，而对两座大土山，于先生说：‘小黄，咱们借个筛子筛，也得把瓷片捡回去。这么好的东西太可惜了。’于是我和于先生在二、四、六促生产期间，筛了三天。当时工人们还拿我们打趣，说我们是资产阶级保皇派。”

这些瓷片中能看出来器形的有青花凤首扁壶，青花盏托及小碗两套，四件青花云龙纹大碗，四件云龙纹盘子，另外还有六件枢府窑白釉大碗，底部有八思巴文墨书，后来经于杰先生考证其是“章”或“张”字。“我们把这些瓷片带回来往办公室桌子一堆，我们三队全体人员这回可有活干了。利用一、三、五读‘毛选’的时间，粘对瓷片。你一片，我一片，因为不专业，所以粘对缝隙特别大。同事们戏称这是二凤的姐姐——大凤（缝）。元青花凤首扁壶就这样粘对了一半，后由美工魏群用石膏修补而成。”

关于青花起源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早在1926年，山西吴姓的私塾先生，据说他从北京智化寺弄出来两件元至正款青花象耳云龙纹盘口大瓶，拿到琉璃厂准备卖掉。古玩店的人见到这两件青花瓷不承认它是元代的，又不像明代的，也不是清代的，所以琉璃厂一条街都不要。吴先生非常沮丧，就把这两件青花大瓶带到前门大街，往地上一放，在旁边抽烟。这时候来了一位英国军官，问他：“卖不卖？”他说：“卖！”而后伸出两个手指头，这个英国军官便以两块大洋成交。第二年这位军官回国，把这两件青花象耳云龙纹大瓶捐给英国戴维德基金会东方艺术博物馆。两年后（1929），大英博物馆研究陶瓷的学者霍布逊专门研究中国古陶瓷，他认为这就是元代的瓷器，之后他写出《明以前的青花瓷》论文，并大声疾呼：“中国陶瓷史以后将要由一个外国人来改写。”一直到1953年，荷兰一家拍卖公司又拍出两件元青花葫芦瓶。那时候我国的陶瓷研究专家还不认为世上有元代的青花瓷。“当时元青花没有被重视的原因，就是以前没有确切的出土地点和确切的层位依据”，黄秀纯说。直到1976年元大都遗址出土元青花凤首扁瓶以后，陶瓷研究泰斗冯先铭先生在1980年《文物》第4期杂志发表《有关青花起源的几个问题》、赵光林先生在第8期发表《试探青花起源与特点》，才正式开启了我国元青花的相关研究。

每当黄秀纯谈论起这几件稀世遗珍，都会唏嘘不已，好端端的窖藏给砸了。而谈起窖藏，他认为，“就现在考古发现的元青花来看，几乎都是窖藏，没有墓葬出土的；此外它的原料用的是苏麻离青，非常昂贵，非寻常人等能够使用，想必它是皇室的玩物”。此外，青花瓷到元代大放异彩，无论工艺抑或题材都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虽然唐宋都发现了一些形似青花的器物或瓷片，但它们仅仅是为元青花做了铺垫，而元代才是青花瓷大放异彩的时候。但有关青花瓷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留给后人的争议也将持续下去。

退休之后的“鉴宝”生活

2005年荣休之后，黄秀纯先生闲不住，他参加了央视举办的《鉴宝》等栏目，有时候也会受熟人之托参加各地举办的鉴宝活动，但当记者走进黄先生的家，却发现其中并没有琳琅满目的“古玩奇珍”，对于这点，黄先生有自己的见解：“我们干这一行的，得有自己的职业操守，你说我在庆云堂的时候，那时候东西多便宜呀，没有捡漏吧。进了考古队，更是要与文物收藏分开，干考古的你就不能去搞文物收藏，因为你说不清呀！我做《鉴宝》栏目，也遇到过不少奇葩的收藏者，为了抬高价格，不惜编造故事。有的说他爷爷是宫里的大官，我问他什么官，他竟说是太监！我反问他，你和你爸爸是怎么来的？！”

而对于收藏，黄先生有自己的心得，“很多人把收藏视为投资的一种手段，拿到一件文物，先问这个值多少钱，其实早已偏离了收藏的本质，收藏是出于兴趣，而非营利为目的，像民国著名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先生，为了买《平复贴》，不惜卖掉豪宅，又向我的师傅马宝山借了两条黄金，虽然有玩物丧志之举，但解放后他无偿将自己的国宝级藏品都悉数捐给国家，因此，他的传奇经历也往往被传为佳话。可如今再无张伯驹，所以大家还是理性收藏为上策。”

退休之后的黄先生依旧笔耕不辍，临走之时，黄先生还给记者透露了自己的写作计划，包括他对老北京的讲述。他说这是他自己的心结：作为“掺沙子”才进入考古队的他，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但最好的补救办法无非是在业务工作上取得骄人成绩，令同行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