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鉴定家黄秀纯（上）：参与收购海内孤本宋拓《神策军碑》

黄秀纯，北京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会员、中国古陶瓷协会理事、原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高级顾问、央视《鉴宝》专家团成员、《鉴宝》杂志学术顾问。

海柏胡同（原北海寺街）位于宣武门外大街东侧，西起西茶食胡同，至方壶斋北口相交，东起北极巷，与香炉营相汇。明代为宣南坊，因胡同西口有一座辽时建造的北海寺而得名。1965年整顿街巷时改为海柏胡同。1945年，黄秀纯就出生在这个胡同的8号院，8号院是一座典型的倒座门四合院，黄秀纯还依稀记得那门楼上砖雕的花卉图案。木门上原有一对兽面衔环铜辅首，1958年大炼钢铁时，在街道委员会的劝说下，黄父将其拆下捐献给了国家，就连木门两侧的青石卧狮门墩，也没有逃脱“破四旧”运动。

8号院有东、西、南、北四屋，南屋为正房，原是黄秀纯祖父居住，后租给齐白石先生的至交——董立言一家居住。黄秀纯一家住东房，儿时的黄秀纯并不知晓董先生的名号，只记得董先生喜欢“春天放风筝，秋天斗蛐蛐”，他家里收藏有各式各样的风筝，最大的风筝是高约两米的硬翅膀沙燕，最小的有画家曹克家亲手画的掌中小沙燕。董先生的床铺下还码着20余件上有“古燕子赵子玉”款识的澄浆泥蛐蛐罐。家中的墙上挂着齐白石先生为他们夫妇亲笔画的肖像和四条屏。董家经常门庭若市，喜欢凑热闹的黄秀纯常找机会去串门，大人们当然不会介意一个顽皮的孩子，大人们聊天，他就在一旁支起耳朵听，久而久之，竟熏陶了他对“古董”的特殊喜好。等黄秀纯长大后才知道，那些董家的客人们里面，不乏像马晋、曹克家、娄师白、蒋兆和先生等名家。

住在海柏胡同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与素有“九市精华萃一衢”之称的琉璃厂仅有几街之隔，小时候的黄秀纯没事就喜欢去琉璃厂玩儿，他最喜欢趴在橱窗的玻璃上朝里看，那时候的梦想就是将来能到这里工作。

与文物结缘

没想到天遂人愿。1963年，在回民中学读完初中的黄秀纯便准备“为人民服务”了。当时学校里有就业安置办公室，班里好多同学被安排到十三陵林场，林场对刚毕业的初中生吸引力巨大，因为工作和玩耍两不误。班里的同学也劝黄秀纯去，但年纪偏大的黄秀纯有自己的想法：“我才不为好玩去那儿呢，工作可是一辈子的事，……我不去，我要找正经工作。”不久，学校就业安置办公室发来“北京市第三商业局干部培训班”的录取通知书。但这个“三商局”是搞副食的，学出来便成为“八大员”之一，什么是“八大员”？即副食品商店售货员、售票员、理发员、保育员、邮递员、炊事员、保洁员和服务员。“八大员”在社会上不受尊重，黄秀纯心里犯嘀咕：“从三商局出来当个售货员没出息，不去也罢”，便背着父母把录取通知书给撕了。

随后，相当有主见的他跑到街道办事处填了一份“无业求职表”。不久，便接到办事处通知，说有五个企事业单位在招生，包括文化局、冶金局、曙光电子管厂、541印刷厂和染织厂。当时文化局办了一个北京图书印刷发行职业学校，这个学校里有古籍班、文物鉴定班、外文书店班、新华书店班和会计班。凭着打小儿的兴趣，黄秀纯自然报的是文物鉴定班。同年11月，北京图书印刷发行职业学校文物鉴定班寄来录取通知书。通知书上说，学员要在校学习一年，毕业后分到北京市文物商店。

当时这个班上一共有二十人，包括黄秀纯未来的妻子——吴震荣老师（吴老师的父亲是吴玉麟，原是清宫造办处的玉匠，相传能“以舌辨玉”），后来他才知道他们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培养的首批文物事业接班人，当时讲课老师可谓名家云集：启功、徐邦达、李可染、郭味蕖、刘凌沧、徐震伯、傅大卣、黄静涵、靳伯生和孙会元等行业内妇孺皆知的先生，涵盖了金石、陶瓷、字画等方面，就连学校，竟然都放在了孔庙！

因为文物鉴定得实践出真知，上课学习大多以实践为主，学员们经常去故宫陶瓷馆、历史博物馆和北京市文物商店。老师们对着实物讲各时期器物的鉴定要素。考试的时候除了理论知识外，还有实物目鉴的环节，即以残碎的瓷片、铜器的器耳和残玉饰件等为主。一般以10件一组，抽题考试，每件10分，60分及格。在如此高强度的训练之下，学员们对文物鉴定有了初步认识。

毕业之后，黄秀纯被分配到庆云堂碑帖门市部，这里主要经营碑帖、图章、笔、墨、纸、砚等文房用具。庆云堂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机构？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后，它隶属于北京市文物商店，文物商店有十一个分店，庆云堂乃其中之一，其他的如韵古斋、宝古斋、悦雅堂、萃珍斋、观复斋、敦华斋、墨缘阁、韫玉斋、宝聚斋分别经营金石、字画、陶瓷、古丝织品、玉器等等。

到了庆云堂后，要重新拜师，学习碑帖鉴定。碑帖鉴定由马宝山和张彦生二位先生教授，此外，李文才先生教杂项，如图章、笔、墨、纸、砚等文房用具。

在文物商店收文物

庆云堂的经营模式也很有意思，因为当时文物买卖只能国营，所以文物商店在全国可谓一家独大，正所谓“蝎子拉屎，独一份”，但是商店里的商品是需要不断收购来补充的，外埠采购自然是少不了的环节，黄秀纯和师傅张彦生到外埠采购便成了主要工作，天津、济南、烟台、青岛、南京、上海、郑州、开封、武汉、长沙、广州、成都、重庆等地是他们常跑的地方。每到一处，先与当地文化部门联系，取得同意后张贴海告：“今有北京市文物商店庆云堂在XX饭店坐堂收购传世文物，如有出让者请前来接洽为盼。”于是，有意出让文物的人便纷至沓来，当时各地也有文物商店，为什么卖家不在当地销售、甚至低价卖给北京的呢？“还不是因为北京琉璃厂的名气大”，黄秀纯如是说。因此，当地的文物部门和文物商店常常将黄秀纯一行人等视为不速之客。

黄先生还给记者讲了个收购文物的小窍门，当时他和师傅花了5块钱在重庆买来一本南宋拓本褚遂良书《雁塔圣教序》，怎么买来的呢？当店员把它从货架子里抽出来，黄秀纯一看才5块钱，立即想买，师傅张彦生拉了他一把，“你等等”，等黄秀纯和师傅此行即将结束，在接受当地文物部门的检查之后，“因为好东西他们是要扣下的”，他和师傅便径直回到那个售卖《雁塔圣教序》的地方，5块钱一掏、东西一拿，踏上当日的火车便回到了北京。

每次出差，他们会身揣一万块钱，一年的工资以及收购经费都在里面。“这就需要你的火眼金睛了，因为你不该收假货呀！”而且当时收购的文物如果超过100块得跟业务科请示，“比方说一个碗，你要99块，我就能收购，你非要101块，我就得赶快打一个电话请示文物科收不收，让收，我就给你101块，不让收，再好的东西我也不要，违反政策的事儿咱们不干”，黄秀纯说。

收购回来后，还要整理器物填报表，把每件东西的征购价和自己订的出让价同时写在单子里，然后把自己定的价用纸条封起来，再把这个单子连同器物寄到业务科去。业务科有专门的议价小组来给这件器物定价，之后把业务员收购的价钱打开再看，“如果你收购贵了，那就告诉你，这个东西不对”。若是不对有没有惩罚呢？那是肯定了，“当时采取的办法就是给你办展览”，什么叫做“办展览”？“就是把你买的假货放在文物商店的二楼上集中展览，让大家来围观，用这种‘捧着你’办法来告诉你，下次长点心吧”，虽然谁都有打眼儿的时候，但在如此伤自尊的手段下，进步是飞快的，毕竟，收购费用和盈利水平也事关你的工资发放，如此以来，“你自然会全身心的投入到业务学习上”。

在庆云堂的三年，最让黄秀纯记忆犹新的就是鉴定爱国商人陈清华的一批藏品与收购东汉《刘熊碑》帖。

1965年底的神秘任务：陈清华与海内孤本宋拓《神策军碑》

1965年11月6日，黄秀纯和师傅张彦刚进武汉文物总店报到，文物总店的经理就问：“你们是北京文物商店的人吗？请你们立刻往单位打电话，有紧急任务。”黄秀纯随即往北京打了个长途电话。业务科科长景严在电话中指示：“你们务必在7日前赶到广州市文化局，与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长接洽，鉴定一批海外古书、碑帖，什么都不要办了，先去广州!”他们当即买了下午的火车票赶赴广州。即便如此，在临行前，他俩在武汉文物总店也挑选了10件文物，其中的一堂(行内将成组的石章称为“一堂”)特大号雕狮钮花寿山石章，高约35厘米见方。武汉文物总店当时定价29元，运到北京后，经庆云堂门市议价组定价400元。因为品相极佳，这堂石章放在橱窗最显眼的位置，1973年时被一位法国人给买走了。“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大、最精美石章，可流失海外，实在太可惜了！”黄秀纯不禁感慨道。

11月7日到广州后，他们直奔越秀花园宾馆。此时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国家文物局办公室主任金峰，北京图书馆研究员、善本特藏部主任赵万里，研究员丁瑜及商务印书馆驻香港办事处赵主任等人，已在宾馆等候多时。王局长立即召开会议布置任务，“我请诸位专家学者来广州，是要鉴定香港藏书家陈清华先生欲出让的一批善本和碑帖。现在东西在海关，如果是国宝，立即征集；如果是赝品，就请商务印书馆赵主任婉言谢绝。”因为我国当时正处于特殊时期，就宣布了一条纪律：“此事成与不成，参与者要绝对保密，不得向任何人透露。”而后，他们便驱车前往海关。经鉴定，这批文物包括善本图书18种，善拓碑帖7种。其中善本图书有：宋刻本《荀子》《张承吉文集》、元刻本《梦溪笔谈》《任松乡集》、元明间刻本《断肠诗词》、明翻元大德年间平水曹氏进德斋刻本《尔雅》、明弘治年间涂贞刻本《盐铁论》、明嘉靖刻本《泰山志》、清初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鲍参军集》《汉书》，汲古阁抄本《小学五书》《词苑英华》《焦氏易林》，以及清乾隆年间学者孙星衍、洪亮吉校，顾千里跋《水经注》等。碑帖善拓本有：北宋拓本《神策军碑》、宋拓本《佛遗教经》《蜀石经》《嘉祐石经》《大观帖》，元明拓本《绛帖》和明初拓本《东海庙碑》等。

其中，以《神策军碑》最为著名，《神策军碑》全称《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圣德碑》，崔铉撰文，柳公权正书。唐会昌三年(843)立于皇宫禁地，除朝廷官员能见到，外人很难一窥其芳容，捶拓更困难。至今只流传此一种，堪称“海内孤本”。此册为宋拓、库装、硬镶、剜裱。拓本高34、宽22.7厘米，大字每页3行，中字每页4行，现存54页，尚缺一开(2页)。据安歧《墨缘汇观》记载，此碑“墨拓本，宋装裱，正书，计56页，后文至嘉其诚比”。现在此本只27开，共54页，正好缺一开2页。欧阳修《集古录》未见著录，赵明诚《金石录》只列碑名。根据拓本中的收藏章观察，此本流传有序。可考的最初入藏者，是南宋贾似道，首页有“秋壑图书”印记可证。元代有“翰林国史院官书”条记，可知入元以后为官书。明初先归内府，后来入藏晋土家，有“洪武六年闰十一月十八日收”的小金字记载，和“晋府图书”铃印。清初，又先后有北京孙承泽、梁清标、安仪周、张蓉舫、陈介祺等递藏。因此，其为真迹无疑。

鉴定无误后，专家们决定立即收购，当时的黄秀纯仅20出头，金峰就叮嘱他一定看好床下的一个大箱子，后来金峰向陈清华付款的时候他才知道那里装的全是港币，共计45万。

陈清华先生是收藏大家，1949年陈氏夫妇携部分珍贵藏书定居香港。两年后，传出陈氏将出售藏书、有日本人意欲收购的消息。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管理局局长的郑振铎闻讯后，决定不惜重金将这批珍贵古籍购回，当即通过香港《大公报》费彝民社长和收藏家徐伯郊会同国内版本目录学专家赵万里与陈氏洽商，直到1955年才成功地购回了陈氏所收藏的第一批善本，其中包括著名的宋刻本《昌黎先生集》《河东先生集》以及许多堪称国宝级的善本。10年后陈氏再次售书的消息又传到北京，但郑振铎先生因坠机而罹难，改由王冶秋担任文物管理局局长。王局长深知陈氏藏书的珍贵，对这批珍贵古籍的流向十分关注，他及时报告给周恩来总理。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请版本目录学专家赵万里先生南下接洽收购。由于种种原因，经过两年之久，才最终以低价购得陈氏第二批出售的藏品。

事成之后，王局长在广州的山东饭堂宴请大家，之所以选择山东饭堂是因为来的大多是北方人，但张彦生师傅一直不肯去，因为文物商店里有明文规定，决不能吃请，“因为业务员在外收购的时如果吃请，卖家从中加价不说，遇到赝品的几率也大大增加，就连著名书画鉴定大家徐邦达先生还因吃请而走了几回眼，毕竟‘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短’嘛。”在王局长讲明情况后，张师傅这才参加了庆功宴。回到北京后，这批珍贵的藏品交由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保管。

征购宋拓东汉《刘熊碑》

《刘熊碑》是著名的汉碑之一，隶书，现存拓本已是石碑断为二石之后所拓，上块残石存15行，每行12字，下块残石存原碑的下半截23行，每行17字。对于此碑，早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就有记载，北宋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等也有著录。南宋洪适的《隶释》又详记了碑文，可知此碑在南宋时尚未断毁，后来不知何时残断为两块，断毁的残石也下落不明。该碑流传至今的墨拓本极其稀少，清代金石家翁方纲的《两汉金石记》中有双钩摹本，但他也没见过原拓。流传在世的《刘熊碑》仅有3件：一是刘鹗旧藏本；二是范懋政旧藏本；三是沈树镛旧藏本。其中，沈本只是原拓下半截残石的拓本，经专家考证此拓是翻刻的赝品。而被罗振玉题为“海内第一本”的刘鹗本正是由马保山先生和黄秀纯早年从民间征集来的。

1966年初，师徒二人在美术馆后大佛寺街找到衡亮升的家，见到秘不示人的宋拓东汉《刘熊碑》帖，该本整纸未剪，装裱成轴，为北宋旧拓本（按：马子云先生考证为明初拓本)，此本原为刘鹗旧藏，后归端方，但端方与乾清宫四品带刀护卫衡亮升打赌输了，《刘熊碑》遂归衡亮升所有。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王冶秋局长就委托庆云堂主任阴金城到衡家征购，并开价2000元，动员他出售给国家，但衡氏不愿意。50年代末期，国家以4000元征购，衡氏仍不愿意出售。后来国家出价到6000元，衡亮升依然不肯。最后，阴金城请示王局长，王局长批示说可以8000元收购。此时已是60年代初，正是国家最困难的时期，当时的8000元已是天价了。但衡亮升说：“少了1万不卖。”无奈之下，此事只能搁浅。

1965年末，衡亮升去世，衡氏家中收藏的文物有五间北房之多，其中不乏宫内珍品。当时文物商店派出字画组、陶瓷组等多人，到衡家清点文物登记造册，动员他的后人出售给国家。1966年初，庆云堂门市部主任彭思齐指派马保山和黄秀纯前往衡家，主要任务就是征购《刘熊碑》等碑拓。

“我和马师傅几乎天天一上班就去衡家‘挖宝’，动员衡老太太。在我们的耐心劝说下，老太太最后答应出售，但老太太不懂文物，我们每拿一件，她都说这值1万，甚至连坷罗版影印的《化度寺碑》，也说值1万块。后来我们对她家主事的大小姐说：‘你们家的碑帖只有这件《刘熊碑》值1万块，但是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没有那么多钱，只能出价2000元，你们全家商量一下吧。’”这位大小姐也是有私心的，“在开发票的时候，我才知道最后一共掏了2600元，多出的600块被这位大小姐吞了，而对外宣称的2000元，他们全家平分”，黄秀纯回忆道。

征购《刘熊碑》成功的消息不胫而走。当天下午，康生、郭沫若、王冶秋和历史博物馆馆长龙潜、故宫博物院院长唐兰、北京图书馆馆长及善本部主任赵万里、毛主席秘书田家英、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启功等先生纷纷来到庆云堂一睹国宝之容。“当我们徐徐展开《刘熊碑》条幅时，只见条幅长3米有余，宽1米，悬挂在房梁之上尚可拖地。碑心不大，拓墨略重，细看尚有原石残泐的细微痕迹。拓纸因流传年久，略有损伤，周边绢裱有杨守敬、张謇、李葆恂、郑孝青、章钰、左孝同、缪荃孙、李瑞清、程志和、俞陛云、升允、溥修、王灌、胡嗣瑗、完颜衡、张瑋、志锐、罗振玉等明清两代书法家题跋过眼录等。特别是金石学家罗振玉题签‘汉刘熊碑海内第一本’，并在跋语中高度评价了它的价值。”

经过一番品评后，大家开始讨论宝落谁家。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北京图书馆都想入藏，这就让庆云堂犯难了，只好让庆云堂的常客康生来作出决断。因为康生与历博馆长龙潜都是山东老乡，故而，这件“海内第一本”的《刘熊碑》便花落中国历史博物馆，不过北京市文物商店加价一成，以3200元成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