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城市策略｜关注因战争而受难，为生存而努力的女性

今年2月初，澎湃新闻私家历史刊发了一则题为《消失的“茶妹”与沉默的盛世：清代重庆一桩拐卖妇人案件》的文章，从一页清代状纸，抽丝剥茧，得出了一位因大小金川战争而流离失所辗转被贩卖到重庆城的女子的悲惨故事。这样的剖析，甚少得见，我被作者的视角和细密呈现的大背景之下的无名女性的命运所深深震撼。

在历史叙事之中，与战争关联的近乎全是男人的姓名，女人寥寥可数。然而古今中外，战争一直与人类相伴。真实的战争中，数不胜数的普通女性，绝无可能置身事外。妇女作为平民，并没有自卫手段，加之性别因素，会遭受更为深刻的战争之苦，包括死亡、遭受性虐待和酷刑，以及失去亲人、家园和社区。此外，她们还会受到战争后果的结构性不利影响，更为绵延持久，波及众多。

战争之中，女性在哪里？承受何种影响？做出何种响应？美国旧金山大学的Annick T R Wibben和Jennifer Turpin二位研究者于2008年发表的一篇标题为《女性与战争》的论文，就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方位的视角和分析。本文基于这篇论文的框架，结合眼下俄乌战争的女性境况展开。在这个女性的节日，为正在遭受战争苦难的女性同胞们致以支持和关切，并期待战争尽快结束，重归和平。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女性因战争直接死亡

20世纪因战争致死的女性人数为1.04亿，比1500-1900年所有战争致死总人数的3/4还要多。“现代战争则是信息化战争，更加注重于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和国家经济状况以及军事实力的比拼，多为远程战争，不需有太多的流血、牺牲，便可摧毁敌方。”——这样的说法看起来并不可信。

为何20世纪战争伤亡如此之大？因为高空轰炸、威力更大的炸弹和全民战争的战略，使得平民与军人混淆，致使平民也成为战争打击目标。有人认为，战争中平民女性和孩子伤亡占大多数，而实际情况是，适龄男性被视为部队的补充力量，所以更易受到攻击，因而平民男性伤亡占多。

另一方面，因战争导致的女性伤亡，并非随机分布。1960年代以来，大多数战争发生在欠发达地区。因此，贫穷国家和地区的女性更可能遭受战争和颠沛流离的苦痛；而就同一国家和地区的女性而言，其在战争中的脆弱性，则受到家庭社会背景、经济状况、种族或民族身份等因素影响。

大轰炸后的 德累斯顿

自此以后，成为难民：女性因战争流离失所

历经艰辛，从战火中逃离的女人，生活会容易吗？战争中，许多难民妇女已成寡妇，或与配偶和其他家人离散。在颠沛流离中，她们成为孩子的唯一看护人，不仅要为自己和孩子寻得食物、安全和住所，还要为孩子寻求医疗保健和教育。即使与男性家人一同逃离，因男人常被视为可能参战人员而成为打击对象，女性就得冒着生命风险外出，例如取水拾柴。而难民营在布局和流程上，甚少对女性的需求和顾虑加以考虑。难民女性不知晓自己的权利，维持生计也格外艰辛，让自身置于危险境地。

入境波兰的乌克兰难民女性。人民视觉  图

然而，流离失所的妇女，在经济中发挥着核心作用，更探索出一套缔造和平的生存战略和技术。比如，在芝加哥，一群移民和难民女性组成了制衣合作社，并把一栋旧邮局建筑改造为工作间和社区活动中心。在纽约，因战争逃离伊朗的难民妇女成为“厨房联盟”的导师，“找到共同点，不会自建藩篱，以邻为壑。这正是厨房联盟这一组织的目标。让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提供烹饪讲习班，让居住在纽约的人们接触到不同文化背景移民的美食。”这样搭建跨文化联系和理解的桥梁，增加学习传统烹饪技艺的机会，并为移民和难民提供所需的就业机会和培训。在阿尔巴尼亚，女性动员大众参与联合国“以武器换发展”(收集轻型武器，支持当地的发展活动)项目。当然，也有许多证据表明，女性参与对解决冲突至关重要，而事实上妇女在社会中缺乏决策权。

乌克兰 难民流向。来自澎湃新闻 美数课

难民Asma给孩子们阅读，她16岁结婚，和丈夫及两个孩子从叙利亚逃到约旦的难民营。

战争期间针对女性的暴力

难民营地警卫对妇女和女孩的性侵犯是不容忽视的问题。近年来，维和人员和援助人员参与建立卖淫网络、贩卖妇女和制作色情制品一类事件，频频曝光。落脚在难民安置点以及新居住社区的妇女和女孩，也常遭受性虐待、绑架和强迫卖淫。

当地时间2012年7月11日，索马里摩加迪沙，学习制作低耗能炉子的Aisha表示，在她们出外收集柴火的时候，能够看到很多人被强奸，被打。

另一方面，战争期间，针对女性的家庭暴力也在增加。贝尔格莱德一家关注家庭暴力的机构新近研究发现，在战时儿子对母亲施暴的数量增加；涉及武器的袭击数量增加；种族不同的婚姻中丈夫对妻子的暴力行为增加；从战场返回的男性饮酒量增加；以及经济拮据（尤其是难民身份男性）导致殴打妻子和婚内强奸数量增加。有若干因素与之相关。首先，战时武器大量涌入社会，往往不受控制也做不到仅限战场使用，这会增加暴力的可能性和致命性。其次，参战士兵受到战斗经历影响，可能会沮丧、紧张、焦虑和好斗，妻子或女儿就成为这类情绪的受害者。

此外，难民女性即便未来在安置国家结婚，面临家暴的可能性也会增加。没有合法身份的移民或难民，逃离家之后，在公共社会无法立足；即使取得合法身份，但如果这取决于婚姻关系，那么她们逃离家庭后，也会立即沦为非法者。

女性承受因战争失去家人的悲恸和无依无靠的后果

失去家庭成员，对男人和女人而言都是痛苦的事。但女性因其家庭角色和母亲身份，承受着更为艰难的苦痛。战时宣传常呼吁，妇女在战时放弃儿子，并以儿子的兵役为荣。许多母亲响应了这一呼吁，但绝无可能不为失去孩子而悲恸。正是这样的母亲立场，使得女性天生反战，热爱和平。

对女性来说，失去丈夫和儿子，不仅意味着情感上的损失，还可能意味着失去经济支持和社会合法性。这些妇女可能会因在战争中失去丈夫和儿子而陷入贫穷境地和无家可归。

Taqiah Ali Mansour，45岁，来自也门塔伊兹，流落在也门萨那Khamer国内难民营，丈夫在回家路上被杀。

失去工作、社区和社会结构

战争摧毁经济基础设施时，原本有能力在外工作的妇女可能会失去工作。当代军队以全面战争为战略，工厂、医院、办公楼、农田和平民社区都会成为打击目标。在家庭和社区中，女性扮演照顾者的角色，因此经济的破坏，对女性带来巨大影响。在食物短缺的情况下，女性会放弃食物，让自己的孩子有东西吃。她们需要在战争的逆境中下努力养活孩子，还要在医院、药品和洁净的水都不能保障的情况下照顾受伤的幸存者。

与可以前往远方谋生的男性不同，女性的社会流动性受到限制。她们更有可能与历经战火摧残的当地社区捆绑在一起。

重庆1937-1948年人口变化。因抗战爆发，重庆成为大后方和陪都，有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值得注意的是外来人口中男女比例大约为2：1，表明男人比女人更有能力从战区迁移到相对安全的大后方。（图片来自《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妇女承担战后重建重任

战争伤亡，男性居多。以二战后的德国为例。战争不仅毁灭了德国很多城市，而且使很多青壮年德国男性丧生或沦为战俘。在20岁到29岁的年轻劳动力中，女性比例高达63%，她们承担起战后重建工作。首要任务是清理瓦砾废墟。4亿立方米的废墟清理实在是艰难的任务。德国新政府发布命令，要求15-50岁的女性必须参加这场义务劳动，家里有小孩的也不例外。老年妇女也纷纷主动加入，不到两个月，堆积如山的废墟瓦砾就被清除了，堪称奇迹，令人敬佩不已。

当然，战后重建中，女性迸发出的能力，让相夫教子的传统身份得到颠覆。大批曾经赋闲在家的女性响应政策，涌入劳动力市场，杰出女性不断涌现。面对国破家亡的恶劣环境，德国女人用自己的双手改变了德国的历史，拯救了岌岌可危的家园，同时也完成了自我解放。（参考文献：向珊. 女性撑起战后德国半边天[J]. 大科技(百科新说), 2012, 000(003):61-62.）

战后柏林妇女清理废墟。图片来自网络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战争的破坏性越来越大，但大量资源被投入军备。正如澎湃新闻《地缘与安全冲突加剧、军备竞赛或再起：俄乌冲突的危险信号》一文指出的，受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影响，全球各国对自身国防安全保护的理解受到冲击，将很大可能引发不可预料的军备竞赛，军事开支将在一些国家财政预算中显著增长，军事科技发展也将进入新的研发高潮。

女性对战争的响应：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战争

尽管女性被认为是和平主义者或反战者，但也有很长的参军打仗历史，参军成为女兵；也有女性在军火工厂或国防公司工作，以此对战争提供支持；即便是军人的母亲或妻子，她们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参与战争。但她们为战争付出的努力通常被低估：女性往往在军队、工厂和家庭中位居底层，扮演“女性角色”，几乎没有向上流动的可能。

《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中文版封面，作者阿列克谢耶维奇，前苏联，现白俄罗斯女作家，母亲是乌克兰人。

为战争的损失报之以无尽的悲恸

作为妻子、恋人、姐妹和母亲的女人们，或者私下哀悼战死者，或者公开哀悼，这成为对战争的一种抵抗形式。还有一些妇女团体，例如“黑衣女人”组织，女性成员并非哀悼自己的家人，而是对包括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在内的所有战争造成的持续死亡表达哀悼和抗议。而在反对外来入侵的革命斗争中，母亲团体可能会组织起来颂扬她们牺牲的儿子，表达尊重，同时呼吁停止野蛮的战争。

美国“Another Mother for Peace”（母亲和平运动）组织中的妇女们，在越战期间的一个妇女节当天为国会议员们寄去了卡片。卡片上写着：

For my Mothers’ Day gift this year（今年的母亲节）

I don’t want candy or flowers. （我不需要糖果，不需要花束）

I want an end to killing. （我只想要终止杀戮）

We who have given life （我们女人是给予生命的人）

Must be dedicated to preserving it. （我们女人就应该要保护生命）

Please, talk peace （请你们，和平谈判吧！）

女性在战争中求生和战后重建中迸发出力量

大多数情况下，战争之下的女人别无选择，只能竭尽全力生存。在战时、长期流离失所和战后生活中，妇女们探索出了独特的策略。战争的幸存者们开辟了创造性的方法，在没有和平、没有传统社区领袖和没有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情况下，重建社区支持体系。女性主义者提出，尽管难民营的情况存在种种弊端，但难民营仍然让女性有机会一起工作并学习领导技能，建立集体力量，迸发出勇气与智慧。

经历战争，在死亡、入狱或其他原因导致男性缺席的情况下，女性会从事传统上男性从事的工作。这既是一种负担，也是一种为女性赋权的途径。对许多女人而言，这都可能是第一次主持家庭和社区事务。然而，随着和平到来，女性主义往往会被贬低，指称其为偶然的和边缘化的——无论女性在战时和战后所承担了何种重任，都要求她们回归战争之前传统的性别状况。

当我们结合当前战事，翻阅旧事与学术文献，分析女性在战争中承受的苦痛之时，有必要以性别平权的视角思考：在破坏性如此巨大的战争中，女性饱经摧残、饱受苦痛，颠沛流离、养育子女。她们感受至深，也在灾难中成长和历练。有没有一种可能，为女性赋权，让她们在国内外事务中拥有更多发言权，让她们为饱受战争蹂躏的社区和地区的长期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女性担任重要的政治和军事职位，国家不太可能发动战争，或至少会在和平解决冲突方面做出更大尝试。如果未来会迎来由女性执政的社会，就可以把“母亲和平运动”成员在越战期间母亲节寄给美国国会的卡片上的话语修改如下：

We who have given life （我们女人是给予生命的人）

Must be dedicated to preserving it. （我们女人就应该要保护生命）

Let us, talk peace （让我们，和平谈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