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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倭乱”的终结者,不只戚家军,更是开海禁

邢静
2017-06-05 18:01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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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映的电影《荡寇风云》虽然片名看上去像是上世纪的港产警匪片,实际上却是一部描写四百多年前的戚继光抗倭故事的战争电影。毋庸讳言,戚继光将军与他的义乌籍战士的抗倭战绩足以令“戚家军”之名万古流芳。然而,真正结束这一场长达十多年的“嘉靖大倭乱”的,并不是戚家军在战场上的胜利。

电影《荡寇风云》海报

百战百胜的“戚家军”

“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这是年轻(19岁)的戚继光写下的著名诗句,命中注定,这位山东汉子将在东南沿海的战场上成就他的威名。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七月,戚继光被调到抗倭斗争最激烈的浙江战场,受命担任参将,分守浙东三府,走上了抗倭的最前哨。

戚继光塑像

1559年,戚继光选择浙江省金华府义乌县编练他的新军,吸引其来此的正是当地“其习懔而自轻”的民风。他的招兵标准主要是两条,第一注重士兵的成分,不要城市油滑之徒,只要乡野老实之人;第二注重士兵的素质,不仅注重体质、武艺等,更要注重胆量。在义乌知县赵大河(今无锡江阴人)的全力配合下,戚继光选成了一支以农民、矿工为主,加上一批精悍的地主武装组成的军队,共计三千多人。这就是后来远近驰名的“戚家军”的最初基干。

戚继光根据江南水乡地形特色及倭寇单兵作战能力较强、倭刀坚利的特点创设了12人为团队、攻防兼宜的“鸳鸯阵”,以及适合大兵团作战的“一头两翼一尾阵”。这支军队实行十二人为一小队(即“鸳鸯阵”),四队为一哨、四哨为一官、四官为一总的编制体制。四队为一哨,四哨为一官,四官为一总这样的编制正是为了适应一头两翼一尾的战术,使头、尾、翼都成为建制单位,便于指挥与作战。

鸳鸯阵

经过戚继光严格训练的“戚家军”战功赫赫:1561年4月,首战台州花街时就斩倭308人,缴获武器650件,解救被擒男女5000余人;继而又在白水洋三战三捷,歼倭344人,擒倭首5人,收缴兵器1490件,解救被俘男女千余人;至五月二十五日,历时一个月,总共歼灭倭寇5500多人,解救百姓数以万计,而义乌兵阵亡不过20人。此役打出了义乌兵的威风,令倭寇哀叹:“撼海易,撼戚家军难。”

第二年,挟大胜之威,戚家军南下入闽作战,在近两月间经宁德横屿、福清牛田、兴化林墩三场血战,共计歼灭倭寇七千余人。明廷遂任命戚继光为福建总兵,由其全面主持福建抗倭军事。戚继光麾下这些朴实的义乌农民矿徒,视国如家,奋勇杀敌,转战浙闽各地,所向披靡,“民朴且勇,克偕成功”,遂使浙、闽靖安。譬如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冬登陆福建的两万八千余倭寇就大部分被戚继光所剿杀。而统率4000余义乌兵的戚继光也因此声名远播,明廷重臣叶向高就说:“夫国家所患,南倭北虏耳,继光破倭于南,御虏于北,自正(德)嘉(靖)以来推名将者,孰不以继光第一。”

倭寇的真相:逼民为寇

戚继光的抗倭大捷,自然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倭寇”究竟何许人也。从字面意思看,“倭寇”就是“日本的强盗”。的确,最早的倭寇在明朝初年就出现了,大抵是日本西部四国、九州沿海一带的地方领主、大名指使、组织,其目的也只是劫掠一些食粮和人力;而其骚扰、劫掠所及的地区,多数是和他们根据地相距不远的明朝(和朝鲜)沿海地区,很少有深入到江南的,与嘉靖年间的倭乱大不相同。说来也是奇怪,嘉靖年间最初嚷起“倭寇”来的所谓“倭”根本不是日本人,而是番客。番客是什么人?即佛郎机,也即是葡萄牙殖民者海盗商人。嘉靖二十八年(1549)七月,葡萄牙人在浙江余姚沿海杀人越货,结果地方居然以“倭贼入寇”上报,这仿佛预示了在此后出现的大规模“倭患”中“含倭量”究竟几何了。

倭寇形势

早在宋元时期,东南沿海的对外贸易已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但这一局面随着明朝的建立戛然而止了。洪武四年,朱元璋便下令“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十年之后,明太祖再次重申“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并亲令将贸易大港明州改为宁波,冀望海疆能够海定波宁。非但朱元璋在世时三令五申海禁之令,曾经大规模派遣郑和统帅船队进行远洋航行的明成祖,在《即位诏》中就宣布:“缘(沿)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今后不许。所司以遵洪武事例禁治。”

于是,“海禁”政策作为历代明帝不敢轻易的“祖宗旧制”,延续了一个半世纪之久。《大明律》明文规定,“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主犯比照“谋叛”斩首!严刑峻法无法掩盖帝王色厉内荏的内心,对于陌生的海洋,出身淮泗农家的皇帝只感到恐惧。朱元璋自承,“朕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尝禁其往来”。在西方官民协力的大航海时代,大明朝廷却在费尽心机来阻止东南沿海民间贸易向外发展,而民间贸易势力为争得海外贸易的权益,亦不得不首先把主要的精力用于反抗海禁政策的斗争。嘉靖年间,海禁之令变本加厉。1547年,巡按浙江御史裴绅(山西人)居然上奏严禁出海捕鱼打柴,甚至毫无人性地声称“人民虽失山泽之利,地方实免杀戮之苦”。而兵部竟允行此议,无异于朝廷已视东南子民为草芥。随着两者对立的陡然激化,一场震动海疆的“倭乱”便接踵而至了:“数千里间受其茶毒,所焚劫子女、金帛、庐舍以数万计,所杀将、吏、民以数千计,所陷城邑、卫所、乡镇以数十百计”。

明人描绘的倭寇形象

时人已觉察到这一时期的“倭寇”其实多是中国海商(海盗)。南京御史屠仲律(嘉兴人)就直言,“海贼称乱,起于负海奸民通番互市……流人十之二,宁(波)、绍(兴)人十之五,漳(州)、泉(州)、福(州)人十之九,虽既称倭夷,其实多编户之齐民也”。虽然这里面的比例有点莫名其妙,却也道出倭寇的真相。唐枢(湖州人)更是说,“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东南沿海本就人多地少,破产农民迫于衣食只能下海“通番”。既有“海禁”,自然也就有了“反海禁”。违禁经营海外贸易的商民不惜铤而走险,走上了武装走私的道路,沦为海盗(“寇”)。嘉靖年间厉行海禁结果是禁之愈严,盗起愈烈,“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海禁与“倭患”竟成恶性循环,实在是高压政策下的时代悲剧。

平息倭乱的隆庆开关

不少有识之士已发现这场得不偿失的抗倭战争正是“海禁”种下的恶果,上海虽然不是倭患重灾区,徐光启也感叹“譬如积水于此,不得不通”。正是由于海禁政策严重违背了濒海人民的利益和愿望,致使“海滨人人皆贼”,更令统治者有诛不胜诛之感。曾指挥平“倭”战争的胡宗宪悲叹:“迩年苏(州府)、松(江府)、两浙连遭倭患,旧贼未及除,而新贼继至。协从未及招,而附者日踵。”

严酷的现实迫使朝廷上兴起了一场关于是否开放海禁的 “筹海之争”。大文豪归有光(昆山人)认为,只需“截然夷夏之防,贼无所生其心矣”,道德文章虽好,却拿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确保海疆安宁。大势所趋之下,就连主持抗“倭”的福建巡抚谭纶(江西人)也引用俗谚“弊源如鼠穴,也须留一个,若还都塞了,好处俱穿破”,主张解除“海禁”,以便“于通之之中,寓禁之之法”。甚至戚继光也疲于转战沿海各地,认为应该放松海禁。

归有光

1567年,戚继光取得了抗倭的最后胜利。三月,复有倭寇三百驾巨舰来广东省南澳屯聚,准备迎候同党,被戚继光率军一举剿绝。续来的倭寇,在途中听说前倭已败,慌忙转帆遁回本国。四月,还有数百倭寇,乘船四艘,停泊在福建泉州崇武所附近岸边。戚继光将这股倭寇诱引上岸,全部消灭。此后,侵扰东南沿海长期为患的倭寇终于基本平定。不过,在戚继光辉煌的军事胜利的背后,是这一年新继位的明穆宗隆庆帝借登基之机改弦更张,“易私贩为公贩”,开放福建省漳州月港(今属龙海市),允许民间私人海外贸易船出洋远贩东西两洋,史称“隆庆开关”。

明代漳州月港

月港位于漳州府城东南25公里,地处九龙江下游入海口,因其“外通海潮,内接山涧,其形如偃月”,故名“月港”。其实它只是一个内河港口,海船出洋时,需要数条小船牵引始能成行,单从正常的港口选址来看,月港显然先天不足。但这一地理环境却是绝佳的走私场所,若遇官兵的追捕,走私商船既可避九龙江中,又能迅速逃入南溪。兼之“僻处海隅,俗如化外”,朝廷鞭长莫及,日久天长,十五世纪中期月港已成为海外走私贸易商麇集的地方,崇祯《海澄县志》曾记述其“风回帆转,宝贿填舟,家家赛神,钟鼓响答,东北巨贾竞鹜争驰”,已享有“小苏杭”之称。嘉靖年间,月港更跃升为当时最大的走私贸易中心,“闽人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与番舶夷商贸贩方物,往来络绎于海上”,官府对这一“盗薮”几乎束手无策。

而在经历了倭乱的明廷终于默认了月港走私贸易的既成事实。1566年,此地单置海澄县(取“海宇澄清”之意)。翌年,隆庆改元,月港开洋。作为一个内河港口,月港的出海口在厦门(时称中左所)。官府仅需在此处设立验船处,则可以对进出商船实行监督,以免出现隐匿宝货,偷漏饷税等现象。且当厦门出现海寇警讯时,停泊在月港的商船可来得及采取防范措施,正所谓“因势利导,驰其禁而重其税”。机缘巧合凑在一道,便成就了月港的唯一合法外贸港的地位,而月港的通商也给东南沿海带来了久违的和平,所谓“倭患”立即烟消云散:“向年未通番而地方多事,迩来既通番而内外义安”。《初修海澄县志序》精辟地总结道,“澄以舶故寇,寇故县。自县成,舶发于官,而寇祸息”。一时间,在此经营海上贸易的中外“富商巨贾,捐亿万,驾艨艟,植参天之高桅,悬迷日之大帆,约千寻之修缆”。“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小小的月港竟夸称大明天子的“南库”,令时人发出“共喜一槎乘使者,欣观万国奉天王”的赞叹,也令人忘却了海禁政策导致“倭乱”的痛苦回忆。

放开海禁后的福建海上交通
    校对:施鋆
    澎湃新闻报料:021-96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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