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斯鲍姆：愤怒是恐惧之子，抗争但不报复才是正道

5月1日，当代最知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芝加哥大学教授努斯鲍姆受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之邀，担任2017年度杰弗逊讲座的讲者，这一讲座被视为美国联邦政府在人文智识领域所能给予的最高荣誉之一。在这一题为《无力感与责难的政治》的讲座中，努斯鲍姆力图诊断我们时代正当其道的责难的政治背后的基础——愤怒，愤怒的起因、构成和错误，以及我们应当如何克服愤怒、寻找一种“抗争但不报复”的共同生活方式。

本文包含了讲座原稿的要点和节译。

讲座开始，努斯鲍姆首先分析了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关于血亲复仇的剧目《俄瑞斯忒亚》，她指出，在戏剧结局处的雅典城发生了两个转变，一个为人所知，而另一个则经常遭到忽视。在第一个转变中，雅典娜引入了法律制度来代替循环往复的血亲复仇，她设立法庭和陪审团取代一众复仇女神来解决流血冲突。然而，复仇神并不是简单地被驱除，而是在雅典娜的劝说下加入城邦，享受子民供奉的荣誉，这一转变通常被理解为法律制度必须容纳和尊重复仇的激情。这些激情的本性不容改变，我们要做的只是将他们置于法律的限制之中。这一解读忽视了第二个转变，在戏剧的开端，这些复仇神们一如禽兽，嘶嚎、血腥、不能人言，而当她们加入了民主的城邦，她们的本性发生了变化，变得追求荣誉、接受劝说。实际上，这第二个变化才是至关重要的，复仇的激情不可能被融入进民主政治之中，同时其本性不受改变。我们生活在不完美的世界中，因此我们的政治需要留给复仇神以一席之地，但一种向未来看的正义，要求扬弃复仇神本来嗜血、病态的形式。

如果通读历史，我们会发现不仅古希腊的民主制有着愤怒的难题。个人沉溺于指责他们认为的施害方，社群互相指责对方窃取了自身权力，公民指责精英是窃国之贼，外国人与女性也经常成为责难的对象。古希腊和罗马人看到了愤怒，但与许多今人不同的是，他们认为愤怒是民主之敌。到了我们的时代，愤怒成为广受欢迎的情感，有人认为若无对不正义的愤怒就无正义可言，有人认为正义对社会转型、个人自尊乃至反抗错误的行径都至关重要。然而，这些观点在努斯鲍姆看来，都蕴含着致命的错误。

今年年逾古稀的芝加哥大学法学与哲学教授努斯鲍姆。

愤怒的根源：义愤，不公平的观念

若我们考察愤怒的根源，卢克莱修及精神分析都能给予如下的洞见：愤怒是一种复杂的情感，它要求一种特殊的因果性思维：我遭受了某件错事，而其根源在于某人。这一情感来自更原初的恐惧。在婴儿时期，我们就经历了人类的处境：无望，依赖他人。在对无望有所恐惧之后，我们发现了责难和愤怒的策略。当他人不给予我们迫切之所欲时，我们就哭喊着指责他们，以制造噪音、发出愤怒的方式以强加自己的意志。

责难一方面有着积极的功能，另一方面，复仇性的愤怒自一开始就极易渗透到了责难之中，将后者导向惩罚：我们所责难的人理应受苦。心理学家对婴儿心理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甚至在婴儿习得语言之前，我们就可以探测到他们看到象征坏人的玩偶被木棍殴打时自发的喜悦，在这背后，是一种天生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观念。

定义愤怒

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完整意义上的、成人世界的愤怒呢？努斯鲍姆诉诸了在她看来最经典的亚里士多德对愤怒的定义。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愤怒是“一种对施加到某人所关心的人或事上的显著伤害的反应，并且愤怒者相信这一伤害是被错误地施加的”，他还补充到，尽管愤怒本身是痛苦的，但它包含了令人感到快乐的对复仇的愿望。努斯鲍姆认为，“显著伤害”与“错误施加”鲜见置疑，而“复仇”的要素却不这么明显（尽管所有西方哲学家都将这视为“愤怒”这一概念的一部分）。不过，如果我们更广泛地定义复仇（比如，复仇不一定要由受害者实施），并且参照今天的科学研究，我们就会发现这一定义是令人信服的。

复仇的欲望出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多半会将人们锁定在追求痛苦的挣扎中，使人陷溺在过去并且做出更大的恶行。报复者往往希望通过自己的行为，来达到未来的幸福和自尊，但报复本身很少能使人获得这些，并且它一向使得世界变得更为糟糕。

只是，这不意味着愤怒的两个部分不可分离。我们可以想见一种向未来看的“转移的愤怒（Transition-Anger）”，它不迫切追求复仇，而是进行抗争，与其在回溯性的痛苦中沉溺，不如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法。努斯鲍姆认为，这一“转移的愤怒”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亲子关系。对家长来说，当他们对子女的错误行为感到愤怒时，这种情感就不一味寻求“以眼还眼”式的报复，而是希望通过惩罚使得子女改过自新。尽管复仇的欲望深藏人类本性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克服、不能克服它，亲子关系的案例就蕴含了一种值得追求、现实存在的理想，尤其事关我们如何理解势在必行的惩罚。

亚里士多德对愤怒的定义其实还有另一部分，即除了伤害，人们也会对“等级下滑”（如果有人威胁了你在世界上的相对地位）感到愤怒。尽管这一想法被很多哲学家所抛弃，但它确实是很多情形下人类的心理事实。然而，对此感到愤怒是错误的观念，因为名誉和他人对我的评价（在社交媒体时代，人们更沉湎其中）不应成为生活中的重要之事。为此愤怒者往往追求尊严，但恰恰真正的尊严意味着平等而非等级高下，一个人只有在平等的关系中才能获得自尊。

愤怒的三个错误

因此，愤怒可能包含三个错误：其一，显见错误，愤怒本身往往可以是受到误导的，继而误导我们，我们可能错误判断事态或轻重缓急，其二，地位的错误，第三，报复的错误，一如上述，我们往往陷入对地位或报复的痴迷之中而愈行愈远。

愤怒的第四个错误：无助感和“正义的世界”

所有这些错误发生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愤怒还通常蕴含着第四个错误：我们经常在实际没有人应为此担责的时候归罪他人。世界充满了偶然的意外，并且这是个不完美的世界：有时灾难就是灾难，医生不可能总是救回病人，再好的公共政策也不可能完全规避经济困难。然而，在我们每个人暴君式的心灵中，我们总认为世界应当满足我们的自我，而当我们无法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会感到不安，进而认为一定是有某个坏人导致了这一切。通过责难“坏蛋”，我们将无助感转化为控制感。

无法按捺住对医疗人员的愤怒是一个全球性现象，尽管表现方式不同（在美国社会体现为诉讼）。

心理学家将此刻画为“正义世界假设”，即我们相信世界本身是正当的，如果有问题，一定是因他人的错误而导致了它，并且，我们总能通过惩罚坏人而修复世界。当一个人的父母在医院去世，人会很自然地想这是医生的错，进而采取不理性的伤医或诉讼；你的婚姻失败了，你会认为一定是某方出了错，但事实是，很多时候事情太过复杂以至于很难这么说，人们确实就是会分开的；经济危机有时可以被追溯到个人或机构的错误，乃至一些愚蠢的政策，但多数时候，这只是因为世界是如此混乱和难以管理。当人们不愿意接受这一事实，他们就易于责难和妖魔化少数群体：在古希腊的世界，它是“野蛮人”，在我们的世界，它可能是移民、女性或者富人。当这些群体被锁定，我们开始了现实中的女巫迫害运动。

努斯鲍姆进而指出这一思维根深蒂固，从西方的经典童话中可以看出，自童年起我们就被如此教导。小红帽的实际问题是衰老和缺乏关怀：祖母独自一人在偏远的地方居住，家人缺乏对她的保护和关怀。糖果屋的问题是饥饿，是家长被限制在低贱、被剥削的生活中，无力照顾好自己的孩子。但要追求一个结构性的解决方案太难了，于是我们找出坏人，无论是大灰狼还是女巫，并且代代灌输下去。

愤怒，恐惧之子

愤怒是恐惧的后裔。首先，如果我们不具备巨大的脆弱性，如果我们完全能像基督教的上帝一样自给自足，我们大概从来不会感到愤怒。实际上，确实存在着这样的伦理立场，要求我们克服人类的脆弱性，例如斯多葛学派（一种主张恬淡无争、顺天知命的古代哲学）和甘地的哲学，然而，这不是我们所应接受的立场，因为没有恐惧，我们也就不会有爱。爱是对超出我们掌控的某人或某物所感受到的强烈的吸引，没有比爱上他人或国家更令一个人感到脆弱的事情了。在一年半的时间内，西塞罗失去了他最爱的两件事物，他的女儿，以及（变为僭政的）罗马共和国，当他的朋友们感觉到他悲伤过度时，他们劝他成为一个斯多葛主义者，然而，他回应说虽然他无法停止内心巨大的痛苦和折磨，但他并不认为他应当使之停下。完全的爱意味着痛苦，除去恐惧意味着除去爱的能力。

并且，恐惧以多种方式滋长着愤怒的各个部分，它使我们陷入斗争、痴迷地位、沉湎报复。努斯鲍姆强调，她绝非一个彻底的和平主义者（pacifist），她相信，诸如二战的斗争是正义和必要的战争，但，即使在二战正义的一方中，我们依旧可以看到对仇敌之血的狂热，和纯粹出自报复的暴力（如对德累斯顿的轰炸），正如丘吉尔所说的，为了获取自由，我们必须迎击危险和痛苦，但这意味着我们要守护我们所珍视的，而非“把（我们的）毒液倾吐在土地上”。

最后，绝望感和伴随着的恐惧，都使得我们不由自主地指责他人，来获取掌控感。找到一个人进行艰难困苦的长期斗争，对很多人来说都好过接受单纯的损失。

抗争但不报复

努斯鲍姆主张，作为愤怒的替代物，我们应当追求对不正义的抗争，并且放弃报复的空想。这意味着当错误发生，我们要向前看、向未来看，这一理想的典型是马丁·路德·金及其领导的平权运动。

马丁·路德·金看到愤怒的某种有限度的价值，它引领人们抗争，而非因绝望而坐以待毙。尽管如此，这一愤怒必须被“净化”和“规导”。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转移的愤怒”的理想，它始终面对着两个敌人，一是因绝望而导致的无所作为，二是破坏性的复仇欲。事实上，迫害者的痛苦和贬抑不能使得受害者自由，只有朝向正义的明智且充满想象的努力才能做到这一点。

金和埃斯库罗斯告诉了我们同一教训：民主必须放弃复仇的空想，并且努力走向一个法治正义和人类幸福的未来。金的立场绝非软弱，而恰恰是勇键的，政治的最大难题之一就在于始终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而不受愤怒的错误的误导。如卢克莱修在他的诗歌中所描绘的，愤怒一如野兽，尽管人们会认为这一情感是如此有力，但它却一贯超出人们的掌控、反害其身。更重要的是，愤怒中的人们多半并不在乎这一点，他们不惜一切只要看到仇敌受苦。然而，如果我们被恐惧，愤怒和责难的政治所掌控，我们就永远无法战胜自己。

努斯鲍姆最后总结道，她的演讲包含了来自文、史、哲这人文知识三大领域的教益，然而，一如她自身归根结底是一个哲学家，她相信民主和哲学的精神迫使她谦卑地征询他人的反对，一个哲学家的立场总应当是透明的、对批判而言脆弱的，因此，她将谦逊地接受各类批判。而与此同时，她依旧确信民主政治本身需要文学、历史和哲学这三个互补的领域，尤其在我们这个充满恐惧、怨恨和分裂的时代，只要我们还追寻旨在体面、审慎的彼此对话，我们就需要这些领域给予我们的至关重要的教训和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