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撼心灵的小说，应该是这个样子

原创 法学与文学公开课 北京大学出版社 收录于话题 #文化漫谈 62个

战争，是人们内心深处不愿触及的沉重而艰涩的话题，但它又是无法逃避的赤裸裸的真实存在。20世纪前半叶，接踵而来的两次扩大化战争肆虐全球，辗转于战火中的人们在肉体与精神上饱受摧残。

战后，人们陷入了形形色色的精神危机之中。战争题材成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一道独特风景，记录经历过血雨腥风的一代人所积淀的回忆。

通过冷血、残酷的战争剖析人性、拷问战争中的民族责任与个体罪行、追寻人类末来的发展方向，则成为20世纪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家的首要使命。

▲《拯救大兵瑞恩》截图

当我们提出“反思战争”时，或许会陷入更深层次的迷茫：“无条件反战”是否正确？历经创伤后的人性能否修复？战争带来的伤痛的分裂该如何弥合？

20世纪的文学家，对此给出了哪些答案呢？

刘春园老师在《法学与文学公开课》中为我们介绍了多部德国作家创作的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探讨其中包蕴的极端战争背景下的罪罚评价。

01

最后一位幸存者：《西线无战事》

“我们应该反对战争，因为战争永远都是少数人挑起的，可是他们从不到战场，却派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去送命。”《西线无战事》之作者雷马克如是说。

▲《西线无战事》(1979)截图

埃里希•玛利亚 •雷马克 (1898-1970年）是当代德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被评论家称为“德意志的良心”。

1929年，雷马克出版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 《西线无战事》，小说将艺术视野由军官转向普通士兵，深刻再现了一位普通士兵在战争中的情感经历与感受。这部小说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被毁灭的德国青年一代的代言书，一出版即引起轰动，尤其受到各国青年的热烈欢迎。

作者细腻地描绘了战争给士兵心灵造成的巨大创伤。作为每时每刻经历着死亡恐怖的士兵，博伊默尔的心已经完全麻木。战争留给他的，只剩下大把的沮丧、迷惘与空虚，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恐惧——

“我们年纪很轻，才20岁；可对于人生，除却绝望、死亡、恐惧以及与悲痛的深渊联系在一起的迷惘浅薄，一无所知。这些年来，我们的工作就是杀人。这是我们有生以来第一个职业。我们对于人生的知识仅只限于死亡。”

战争结束前的最后一天，童心未泯的博伊默尔爬出战壕去捕捉生命的精灵蝴蝶，结果却被冷枪打中死去，“他是往前面扑倒下去的，躺在地上，好像睡着了一样，脸上没有多少痛苦的感觉，有的是一种沉着，差不多是满意的样子。这一天是1918年11月10日，整个前线是那样的沉寂与平静，前线司令部的报告中赫然记录着：‘西线无战事’”。

02

当死亡滚滚而至：《列车正点到达》

海因里希•伯尔 (1917-198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重要的德国作家之一，伯尔亲历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经服役六年，被美军俘房，后释放。六年的战争生涯成为伯尔早期创作的重要题材。

《列车正到达》（1949年）是其著名中篇小说，也是一部自传体作品，我们可以从主人公安德烈亚斯的形象中，清晰地找到伯尔的影子。

▲海因里希•伯尔

德国士兵安德列亚斯奉命坐火车返回波兰前线。当时德军全线溃退，回到前线就意味着死亡。

安德列亚斯的旅程，正象征着从生命到死亡的绝望挣扎。车轮每滚动一圈，便意味着卷走了一部分生命。车厢里，他遇到各色人等，有狂热躁动的战争狂人，有麻木不仁的随波逐流者，有像他一样精神濒于崩溃的德军战士。

在安德列亚斯与在旅途中偶遇的女人奥丽娜短暂而永恒的故事中，两个被战争所摧残、处于 “敌对阵营”的年轻恋人，居然兴致颇高地谈论着华沙艺术、弹奏着肖邦的钢琴曲、品尝着家乡的葡萄酒并亲自动手煮咖啡；情到深处，奥丽娜甚至要求安德列亚斯望着她的眼睛，承诺对她的“爱”。

这种在和平时期随处可见的爱情美景，再现两位年轻人即将奔赴死亡的前夜，着实令人倍感窒息、惶恐与沮丧。

生与死、敌与友、邪恶与美好、忏悔与救赎，一幕幕以爱恨交织、温柔缱绻刻画出的镜头，彰显着人性对爱与温暖的普遍诉求。

安德列亚斯在这辆 “正点到达〞的列车上的一系列深恩与忏悔，不仅是其心灵恐惧与困惑的呈现，更是对人生终极意义的追问。

03

直面罪愆的爱与救赎：《朗读者》

本哈德 •施林克（1944年—）是一位职业法学教授兼法官。

基于对法学理论的熟稳于胸，基于对人之本性的深切关注，基于天赋的独特视角与犀利目光，基于对普遍存在问题的反思本能，施林克总是竭力抗拒着格式化的有罪指控与道德谴责，时常向僵化冷漠的法庭判决与舆论导向发出质疑。

他虽然对于单纯法律评判的僵硬与局限深表遗憾，职业生涯中却又无法跨越黑白分明的罪与非罪的界限。

因而，施林克希望能够借助文学作品的细腻视角，穿越非此即彼的冰冷的法律逻辑，去触摸隐藏于客观罪行中复杂的人性，追逐作为法学家与法官无法实现的梦想。德国主流日报之《南德意志报》曾骄傲地称赞施林克为 “德国当代文明伤痛的发现者”。

正如施林克所述，他写小说的目的，是“让更多一代的德国人分享、审视这段屈辱的历史，这是一段所有德国人无法回避的当代史”。因此，“我儿子那个年纪的人需要读，我两个孙女那个年纪的人也应该知道，现在的尊严与自由生活并不是凭空而来。上一代、甚至上上一代的民众，为此背负了太多的重责、付出了太大的代价”。

▲本哈德 •施林克

《朗读者》讲述了一个关于爱情、谎言、正义、罪恶与救赎的故事。这是一个看似有关不伦性爱与纳粹罪行的畸情故事，其中却饱含着一个更为深刻的主题——德意志民族的自我救赎与精神回归。

小说再现了德国 “战后一代”反思历史问题时徘徊于理智与情感之间的矛盾，展现了其于成长过程中所背负的沉重的历史十字架，反映了他们审视父辈罪恶的独特视角。女主角汉娜承载着纳粹时期德国的气质，男主角米夏则是战后德国的象征。

他们是亦母子亦恋人的关系，他们从一体中开始分裂、反省、交融。汉娜的反省之日，就是她的肉体死亡之时；而米夏并不能从汉娜的被惩罚与覆灭中得到心灵的平静。米夏找回自我的过程，就是其不断反省、不断救赎过程，这也是汉娜的灵魂最终“回归”米夏的唯一途径。

▲电影《生死朗读》剧照

作为一名职业法学家，施林克身上体现着一种难得的综合素质：他既是一位认真聆听来自不同方向的当事人声音的法官，又是一位具有强烈思辨精神的法学教授，还是一位对所承担社会责任不遗余力地去践行的文学家。

多重角色的兼具，使得他的法学思考折射出浓厚的人文关怀气息，在文学创作中融入对法律局限性的探讨与反思。施林克认为，第三帝国带给德国的经验是，“罪责涉及的总是过往的东西”，它不仅与个人的过去行为相关，还包括行为时的整个历史与时代背景。

这种“过往”与“当前”是紧密相连的。比如说，Holocaust（纳粹大屠杀）的阴影，将使得纳粹一代的“过往”罪责延伸为战后数代德国人生活与思考的主题。

故事的男主人公成年后成了反叛的大学生，代表着竭力控诉纳粹罪责的“战后一代”，当他在法庭战犯席上再次看到旧日恋人时，心目中法学理论支撑的客观标准顿时轰然坍塌。他最终选择了在法庭上保持沉默，没有为了使汉娜获得正义的审判而还原真相——米夏一直困惑于自己的选择，他曾经向作为哲学教授的父亲寻求指点：

“说出无法修正的终生大谎，是否可以算作尊重别人对命运的自主权？”

“一个人的行为与责任，如果由另一个于此并不直接相干的人来承担，是否具有合理性？”

父亲对他的问题表示爱莫能助，只是冷静地提醒他：“对人的尊重与理解。可以以多种方式表述，有时候，爱确实代表着某种残忍、冷漠甚至对道德伦理标准的背叛。”

历史孕育着当今，二者之间的脐带无法割裂；在时空上已然消逝的历史事件，总会在人类正意气风发时重现阴影，迅疾毁灭当前的爱，并令末来难以继续。

《朗读者》向我们所昭示的，正是上述朴素的真理。

原标题：《震撼心灵的小说，应该是这个样子》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