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议题、知识焦虑与中国方案

5月20日，“一带一路的边疆实践：拉铁摩尔、中国与世界”暨《拉铁摩尔与边疆中国》出版座谈会在中央民族大学博物馆举行。本次座谈会由中央民族大学袁剑和陕西师范大学黄达远召集，北京大学唐晓峰、昝涛，清华大学沈卫荣，中国社会科学院许建英、宋培军，中央民族大学李鸿宾、张海洋、关凯，上海外国语大学杨成，外交学院施展，新疆大学程秀金，陕西师范大学李如东等学者参与现场讨论。讨论的前一部分内容已经以《拉铁摩尔与“新清史”在中国为何会引发不同的反响？》为题发表，以下是第二部分的主要讨论内容。

《拉铁摩尔与边疆中国》

许建英：整合与差异的共存

从研究边疆这个角度来看，这本书的出版可以说是生逢其时。因为我是长期研究新疆的，所以知道拉铁摩尔与新疆研究渊源很深。最早接触到他是在关注近代以来西方（包括日本）对于新疆勘查的相关研究中，接触到他的《亚洲的枢纽》、《高地鞑靼》等作品。后来我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访问，见到罗威廉，他也讲了很多关于拉铁摩尔的事情，虽然他本人是研究清代内地问题的，但对拉铁摩尔非常感兴趣，所谈的也非常有启发。我在2006年到英国利兹大学访问，还曾专门听过那里收藏的拉铁摩尔留居期间的录音。

美国的新清史在中国形成这么大的反弹，在我看来，这种反弹是对清末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认知层面差异的体现。我们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一般强调的是整合与统一，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同的面向，即便是清朝政治结构本身也不是单一的结构，期间经历了不同的演变阶段，与此相应地，中国的边疆地区也存在不同的特征，而中国内部的这种复杂多样性在以往我们一百多年的主流叙述中被忽视了。

从历史层面来看，我认为内陆边疆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海疆的影响，不能因为近代的坚船利炮打破了我们国家的传统和优势而放弃对内陆边疆的关注。我们称作“内陆亚洲”的边疆线是我们不能忽视的，而“一带一路”新战略的提出，也是我们非常重大的一种平衡和转换，让我们注重到陆-海双向发展的重要性。

张海洋：长城线与“长征线”构成中国的新认知

边疆议题实际上是中国问题的折射。我们对边疆议题的关注需要我们从整体的中国视野下来考量。如今我们继承了清朝的疆土，同样也继承了这片疆土上长期以来所具有的社会文化生态，以及广袤的边疆区域，因此，了解和认知中国内部的复杂社会文化生态和边疆区域，依然是我们需要努力的任务。

拉铁摩尔的贡献在于，一方面，他弥合了西方学界当中汉学、蒙古学、藏学等将中国内地与边疆割裂开来的认知框架，从整体上形成对于中国边疆的认知，并在基础上构筑更具整体性的中国认知框架。这是对西方学术框架的超越，也是对原有的中国认知的超越。另一方面，拉铁摩尔对中国边疆区域的重视，也恰恰是当时中国国内政治和社会生态的体现。拉铁摩尔所重视和关注的中国内陆边疆地区，既是历史上的长城地带，同时也是20世纪30年代红军长征所经过的区域，这是长城线与“长征线”的聚合，正是在这里，我们的革命先辈们获得了比国民党领导人更多、更全面的对于中国历史和现状的认知，认识到了边疆民族地区在推动全国革命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力量，对此，我们也需要“不忘初心”。在另一方面，拉铁摩尔对中国内陆边疆地区的实地调查和研究也提示我们，从古至今，中国内部都存在着复杂性，不管是在唐代，还是在清代，用单一的内地模式都无法有效地治理边疆地区，在边疆治理方面需要我们有更多的智慧。

拉铁摩尔

关凯：超越民族与民族主义

边疆的政治性是不言而喻的。赛义德认为，如果我们脱离知识包含的政治隐喻，完全去政治化，我们就没有办法来谈问题。

拉铁摩尔给了我们提供了一种反思的可能。在传统的历史话语中，我们往往是轻视游牧社会的，但这是在民族中心论下出现的，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则是民族国家的竞争，它已经超越了民族本身。如果我们在更为一般的历史维度上来思考的话，就会发现，即便是在司马迁的时代，不仅中原地带存在着对游牧的轻视，在当时的世界其他地区也存在对游牧的歧视，我们不能将其跟有目的的书写传统相提并论。长城内的歧视长城外的，西方歧视非西方，甚至西方思想家眼中的亚洲没有历史，这些都需要我们反思。如果还原到拉铁摩尔，他最大的还是在史学方面的贡献，他发现内陆亚洲存在着某种“中央性”，这一区域与周边文明的互动是有各种历史记载的，而以此所形成了一种所谓的天下体系，他是在这个史观下来进行叙述的。

在拉铁摩尔看来，工业化最终消解了农耕与游牧之间的界限，同时也使长城成为兼容内地与边疆的中心所在，而实际上，在这背后真正支配我们的是历史哲学，是黑格尔。中国总是在反复中前行，中国这一文明受到了来自里里外外的太大压力，拉铁摩尔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视角，也给我们以反思，去更好地认识农业文明的史观，并更好地面对工业文明的新挑战。新清史的研究本质上是一种“乾隆学”，而拉铁摩尔给我们的另一个贡献是，面对这些隐喻性问题，我们能不能超越民族和民族主义，进而构筑起更大的秩序和知识架构。这是因为，当今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的历史叙述，实际上正带来更大的后续影响。

当然，拉铁摩尔理论的负面性也是存在的，那就是对边疆史的过简化叙述，他将一个具有丰富多样性和内在实践的阴山区域简化为一个中心和平面化地带，这是需要我们反思的。

杨成：世界体系中的平等性问题

很荣幸参加这个讨论会，我不是专门做历史的，只能从国际关系的视角做些观察，谈些浅见。

对我来说，如何从拉铁摩尔的研究中找到中国传统的一些思维方式，是一大要义。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被迫打开国门的中国开始先学器物，再学思想，一直到当下作为过程和结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始终在不同层面、不同程度上受到西方的深刻影响。而在这过程中，我们对边疆地区和游牧社会的认识，在相当程度上是被忽视的，在华夏性和内亚性相互塑造、相互建构问题上，后者的主体性至少没有被充分意识到，这不仅影响了历史书写，也内在地规制了我们的边疆治理和周边外交的理性、手段和战略内涵。至少从国际问题研究的视角看，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很长时间内更多只有对大国的外交，而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外交。这一倾向在改革开放以来表现更为突出，体量和影响力不大的中小国家在中国外交的整体布局中往往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关注，这跟我们的战略资源相对有限有一定关联性，但多数情况下可能是战略视野以及大国小国身份并存的实际结构的限制所致。这跟我们当初忽略游牧社会在中国的国家和民族建构中的作用有类似逻辑。

正在进入加速推进阶段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传统的天下秩序是有区别的。根据历史学家而非历史哲学家的研究，传统的天下秩序框架内国与国并不是一种对等的关系，自内而外的圈层等级结构构成了这种秩序的核心机制，华夏中心主义是很显而易见的。因此，对我来说，作为方法的拉铁摩尔的相关研究意义尤为重大。他让我们关注到外部世界与中国的相互适应、相互塑造问题，也启示我们当未来的国际秩序因中国的成长而被重新界定的同时，中国自身也被加入这种秩序的进程和结果而定义。换而言之，“一带一路”的推进要避免中国中心论的思维，要意识到至少在近代以来外部世界对我们的塑造作用大多数情况下要大于我们对于外部世界的影响，“一带一路”提供了修正的机会，但如果以中国中心论取代西方中心论，就有可能滑入新的陷阱。这点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昝涛：共享历史如何书写和呈现

拉铁摩尔的议题让我回望自己所关注的土耳其议题，共享历史如何书写和呈现。

土耳其的历史书写，内心深处存着一个中国纠结的问题。它离不开中国，首先要处理的也是中国，尤其是唐代之后关于突厥的叙事问题。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精神性的关联，如何处理某一时期历史资源的竞争性描述。司马迁在写匈奴的时候还是有关怀的，他以中原为视角的，为国家解决问题着想，其历史书写客观上使游牧民族由不可知变为可知的。后续关于亚洲内陆的内容，则基本上是叙事，其中关于突厥的书写，有很多是转述匈奴的信息，尤其是在风俗方面。拉铁摩尔的意义在于使我们得以从另一个视角看到了同时段的内容。

实际上，这种对于共享历史的书写和呈现，与新清史的研究，是同大于异的，只不过清朝离我们这个时代太近，因此更容易与当代问题相关联。此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新清史是一整个团队在战斗，此外，相关读者的需求也是国际化的。这些都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确实，在改革开放之后，对于很多问题的观察视角需要进一步拓展。所有这些问题结合到一起，使新清史现象本身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社会现象。

今天的中国，其所面临的边疆问题与美国不同，或许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越了美国曾经的认知与实践。但从司马迁以来的中国文明体系书写并没有断裂，依然在延续当中，我们需要做的是要以有效的话语来叙述这种文明的延续性。

古往今来都存在着历史观的争议，历史观就其本身来说不存在正确与否。很多人都以自我为中心，这没有什么好羞耻的，即便是“蛮族”，也以其自身为中心塑造历史。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说，拉铁摩尔本来就是一个不应该再热的议题，但恰恰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知识转型的关键时刻，所以就成为中国当下焦虑的一部分呈现了出来。总之，我们的历史观应该超越拉铁摩尔和新清史，建立自己独立的学术基础，并需要直面我们当下的知识焦虑问题。

新清史研究代表作

施展：崛起背后的焦虑及其超越

我们如今面临的巨大知识焦虑，恰恰来自于中国的崛起。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会带来内外秩序的失衡，体现在内部，就是边疆问题的出现。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客观上使既有的一些安全、政治格局逐渐失衡，并造成了我们自身的某种焦虑，这是因为我们用来了解自身的参照系，随着中国的崛起而失效了。我们需要新的框架，来帮助我们重新来理解自身、周边与世界，而历史在这中间是一种尤其重要的理解框架。历史学是一个本质上的未来学，只有反观理解历史，我们才能知道未来要去哪儿，历史会与未来形成怎样的关联。正是中国处在对历史的一种模糊焦虑状态之中，因此产生了对于各种历史叙述的需求。从历史上看，各个大国的参照系的失效都会产生历史热，我们如今的剑桥、日本讲谈社、哈佛中国史，都是这种历史热的体现。必须重新理解历史，其中的相关叙事对于自身的阐释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中有一部分是与秩序失衡相关的。

我们有必要将中国思想史的视角转向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反思。拉铁摩尔对于我的重要性在于，他提醒我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反思自己是谁，并注意到长期以来中原史观对于自身思想的遮蔽，通过对边疆问题的理解与思考，意识到中国并不是一个内部完全均质化的国家。在辛亥革命之后，中国一直试图以均质化的方式来解读自身，不管是普遍共和的解读，还是后来一段时间内极左话语的解读，实际上都是对中国自身完全均质性的理解。但在这一过程中，外部世界我们是无法回避的，当我们强调内部均质化的时候，往往就会造成与外部的异质化。拉铁摩尔的研究提示我们，要注意到中国并不是一个完全均质化的实体，而是一个复合体，它是多元一体的，这种复合性不应该成为我们的一个包袱，而应该是一种成就和正能量，它为我们与外部世界的沟通和交流提供了一种共识基础，而假如同时出现内部完全均质化和外部异质化，那么我们所积累起来的财富都将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成为包袱。如果中国能够正确地理解自身，那么拉铁摩尔这个议题就不用再谈了，而正是因为我们现在存在着无法理解自身的焦虑，存在着“何为中国”的困惑，在这个语境下，我们才需要重提拉铁摩尔，我认为这是这个老人对于当下中国的巨大意义。

程秀金：学术理路与知识积累

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海外新疆研究的接力棒已经转交到以美国为首的英语国家手中。美国异军突起，且后来居上，其领军人物欧文•拉铁摩尔曾经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40年代中期先后两度赴新疆考察。就新疆实地考察以及中亚研究而言，他与斯坦因、斯文•赫定并驾齐驱，是二十世纪中亚研究权威。拉铁摩尔虽是美国人，但却在中国长大，并在亚洲和欧洲求学，有着商人、记者、学者、政治顾问等多重经历，与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罗斯福、杜鲁门等领导人，以及杨增新、盛世才等地方实力派人物都打过交道，并与社会底层游牧民、商人、绿洲居民一起生活过。正是这种弥足珍贵且又颠沛流离的生活阅历，赋予他以冒险家和局外人的视角来审视内亚，尤其是新疆。拉铁摩尔是中亚大探险向现代新疆研究转型的一位关键学者。

拉铁摩尔的内亚研究，也就是沈卫荣老师所说的Inner Asian Dimension，尤其是在新疆领域，对于后来学界有着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他将新疆放置到内亚/中亚边疆地区之中的论述框架模式对傅礼初（Joseph Fletcher）、罗茂锐（Morris Rossabi）、狄宇宙（Di Cosmo）、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等后世学者有着直接影响。凭借《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1940）、《亚洲的枢纽：新疆与中俄内亚边疆》、《边疆史研究论文集：1928-1958》（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1962）等专著及论文，拉铁摩尔成为美国新疆研究，乃至内亚研究学界巨擘。

狄宇宙

李如东：民族国家与地方知识

拉铁摩尔的著作在今天被重视，与其将传统中国历史过程置于现代民族国家框架之外的解释路径有关。在拉铁摩尔的解释框架中，传统中国的历史过程是在亚洲内陆游牧民族和中原农业民族之间的交互过程中展开的；以部落联盟为基础的游牧帝国和以大型水利工程组织农业生产并整合不同经济区的中央帝国各自有其兴衰循环的周期，并交替为亚洲内陆提供统一的政治秩序。但另一方面，拉铁摩尔也认为，随着现代化事业（尤其是铁路）在亚洲内陆的推进，传统中国的循环周期被终结，并转向现代国家。这种将亚洲内陆边疆政治秩序置于现代国家模式外的解释路径实质是将其相对化为一种“地方知识”。

有趣的是，该解释框架一定程度上又与近代国人历史观旨趣相通。在晚清，面对来自海洋帝国的“冲击”，时人不仅发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的感叹，而且也重新审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认为近代中国的历史过程即是加入世界万国之林（持此观点者以梁启超最具代表性）；自觉不自觉地将中国史视为世界史之外的历史进程。这种历史观的转变，实际上将传统中国史内含的“世界史”及其书写的主体性让渡出去了，同时将现代西方变成了一个近似“绝对他者”的角色。故此，当拉铁摩尔以人类学眼光将中国亚洲内陆边疆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他者”来解释时，其在民国乃至今日学界引起回响也就情有可原。因为他所提供的论述框架不仅有助缓解以现代民族国家历史叙述模式书写历史上各民族关系史时的内在张力，而且也似乎蕴含着构建“多元一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理论启发。

黄达远：关注拉铁摩尔，就是在关注中国

拉铁摩尔的人生历程始终是跟中国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不管是从他年幼时来华生活，还是在年轻时在中国边疆游历，之后又随美国记者团一起拜访革命圣地延安，到后来在抗战关键时刻受罗斯福派遣担任蒋介石政治顾问，最后又随着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回暖而受邀访华。他始终在关注中国，关注中国的发展，关注中国边疆地区的社会发展，可以说，这是他在学术之外，之所以依然值得我们铭记的最重要原因。

人无完人，拉铁摩尔的学术观点也不可能完全正确，随着时代的发展，他的很多看法也会过时，但在他的时代，如何让知识界更全面地认识中国，如何让国外学界更好地认识中国，而不至于完全忽略边疆地区，仅仅将中原地区看成是整个中国的全部，拉铁摩尔对中国边疆地区的考察和知识挖掘，是功不可没的，也是我们在研究近代中国边疆问题时不得不承认的。

当然，当今的中国已经不再是百年前那个任人宰割的中国，在一代代中国学者的努力下，我们对边疆的认识也在日益深化，并正在努力构筑中国学术研究的新蓝图。在这过程中，我们对拉铁摩尔相关研究的回顾和整理，既是对其既有研究的梳理，更在于为中国边疆研究及相关研究提供必要的经验与文本。正如习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在拉铁摩尔之后，关于中国边疆的故事，理应由我们中国学者自己接着讲。

（注：本文发表受到主办方允准，部分发言内容尚未经发言者审定，具体内容以主办方后续完整整理稿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