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人们会奉子成婚？

元气女孩谷爱凌在冬奥会夺冠后，人们对爱凌的父亲是谁这个问题刨根问底一度火热的讨论，体现出整个社会对于单系抚育这种非传统家庭模式的不适应。而相对应地，人们广泛适应和接受的双系抚育模式催生出一种大家并不陌生的社会现象——奉子成婚。

这个现象在娱乐圈被格外放大，每当有明星宣布要结婚时，媒体和吃瓜群众的第一反应都是讨论女方是否已经怀孕，是不是奉子成婚。娱乐圈也的确不负众望，有一大半引人注目的婚姻都带着奉子成婚的背景，例如杨幂和刘恺威、赵丽颖和冯绍峰、贾乃亮和李小璐、林心如和霍建华、邓超和孙俪、周杰伦和昆凌等等。

对于大众而言，奉子成婚的现象在近些年来也越来越常见。这篇文章即要讨论，为什么人们会奉子成婚？

奉子成婚，是指异性恋情侣因为女性怀孕而决定结婚。这个概念并不仅存在于国内，而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有不同的称谓。在英语中，这一现象被称作“抵枪成婚”（Shotgun Wedding），维基百科指出这一表达起源于早期的美国社会里一种富有刻板印象的情形，即怀孕的新娘的父亲会持枪胁迫胆敢有一丝退意的新郎完成与自己女儿的婚礼。在中文里，“子”与“旨”谐音，即孕育在体内的小生命如同圣旨一样促成一桩婚姻。

（图片来自网络）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钱岳老师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靳永爱老师基于2017年中国生育调查中全国抽样的、出生于1960年到1999年之间的221990位女性的生育行为数据发现：“60后”女性有27%经历过婚前怀孕，“70后”女性有28%，“80后”女性有37%，“90后”女性由于截至2017年调查时有59%的女性尚未经历婚姻或怀孕而暂时只有25%经历过婚前怀孕（Qian and Jin 2020）[1]。

为什么胎儿对于婚姻来说会有如同圣旨一般的效力呢？究其根本，是因为在我国社会，婚姻长久以来作为合法化性行为与生育行为的制度存在。当未婚先孕发生时，人们诉诸婚姻来合法化未婚先孕的小生命的存在。这里的合法化，并不是指法律意义上对性行为的规范，而是一种观念和制度性的约束。随着时代的推移，婚姻作为一种制度对于人们生活的约束力在不断下降，在很多社会中已不再是规范性行为的最主要介质（Coontz 2007）[2]。但是，整个社会观念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个体的行为会受到整个社会环境中观念的评判。

因此，人们之所以会奉子成婚，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在经历去制度化性解放潮流，年轻群体未婚性行为的比例不断提高且对未婚性行为的接受程度不断提高。然而，由于我国对于生育行为的关注先前集中在生育数量控制而非在生殖健康教育及服务上 (Qian and Jin 2020) [1]，发生未婚性行为的年轻一代由于性知识的匮乏和取得安全有效的避孕药具的渠道有限而同时承受着非计划中受孕和性传染病的高风险。最后，由于整个社会对于未婚性行为的态度有代际迭代，未婚怀孕仍会被污名化；且法律和行政规定使得未婚生育，即像谷爱凌的母亲一样单系抚育的行为面临重重障碍。人们会在未婚怀孕的情况下，要么选择堕胎，要么选择奉子成婚。

一、作为社会大趋势的去制度化性解放潮流

观念的转变有代际上的差异，在关于包括性行为在内的、和传统道德规范不一致的事物与观念上，更年长的群体会比更年轻的群体更慢且更难接受，社会学中将这种社会观念的代际差异称为代际变迁（Cohort Change），是用于解释漫长社会变化的机制之一。相对于更年长的群体，更年轻群体更普遍接受的是对性行为去制度化的观念，即性行为是成年人之间在彼此知情同意的基础上做出的个体选择，和婚姻状态的关联逐渐弱化。

2015年7月，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委托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开展了一项基于网络的全国范围内的高校在校生“性与生殖健康及婚育意愿现状问卷调查”。该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17966份，覆盖全国范围内130余所高校。受访者对于未婚性行为的态度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31.3%的女性认为“应保持贞洁，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有未婚性行为”，而持有这一观点的男性仅占12.0% [3]。

四年后的2019年11月，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中国青年网络、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共同发起并实施了更大规模的“全国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54580份，覆盖1764所高校。此次调查中反对未婚性行为的女性有15.26%，男性有7.26%，相较于四年前已有明显下降。[4]

2019年的调查中针对关于未婚性行为态度的结果具体到了年级，可以看到年级越高的群体对未婚性行为的接受程度越高。需要说明的是，这次调查并非是对同一群体的四次追踪，而是同一时间内对四个年级群体的调查，因此结果反映的并非是同一群体态度的变化，但也为理解这种差异提供了线索。

图一. 2019年“全国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调查”中“对于未婚性行为的看法”

（图片来源于[4]）

在同一代人群中，人们的态度也会存在差异。人们对于特定事物的接受与否，从群体层面来看，具有一种传染力，社会学中将这种态度的传染现象称为扩散现象（Diffusion）。一个个体的行为会对其他个体的态度和行为产生影响，从个体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模仿行为，从群体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扩散现象。一个简单的扩散现象的例子是，人们会根据一个餐厅中就餐的人数来决定自己是否也要选择这家餐厅就餐，顾客爆满的餐厅会释放饭菜好吃的信号，也便更可能使其他顾客想要尝试[5]。

对于我国的大学生群体来说，进入大学标志着成年，也标志着离开父母和学校高度监管的状态进入和同龄人互动为主的独立生活阶段。当一个原本不能接受未婚性行为的个体了解到身边同龄人接受未婚性行为的态度和行为时，对其自身的态度也会产生影响。

美国社会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马克·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 1978）的阈值模型（Threshold Model）被视为解释社会扩散现象的一种重要理论。格兰诺维特将个体的阈值定义为，“Ta看到群体中有多大比例的人从事某项行为后而决定自己也加入该项行为的数值。”[6]例如，对于某项罢工运动，甲自发地就选择加入，那么其行为阈值为0；乙的阈值为5，那么乙需要知道5个人会参与时才会决定参与。另外，这种阈值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例如，对于乙来说，Ta的一位挚友参加了运动这一事实，对Ta行为的影响力可能是一位熟人参加运动影响力的两倍，那么此时除了这位挚友Ta或许只需要知道还有3位熟人也参加便达到了Ta自身加入运动的阈值。

现实生活中不像模型中有准确的数字，这一模型只是提供一种思考方式。对于大学生群体关于未婚性行为的态度变化而言，假定一位大一的学生在刚入校时是反对未婚性行为的，但是当Ta随着在校时间的增长听到身边越来越多的同学甚至好朋友接受并有实践时，Ta的态度很可能会慢慢转变为理解他人到自己也能够接受。这便可以解释为什么数据显示年级越高，大学生们对于未婚性行为的态度越开放。

二、生殖健康教育与服务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伴随着年轻一代关于未婚性行为日趋开放的态度出现的是未婚受孕可能性的提高。钱岳老师和靳永爱老师的研究表明：相比于“60后”与“70后”，“80后”和“90后”更有可能经历未婚受孕（Qian and Jin 2020）[1]。这很可能是由于，在更开放自由地接受未婚性行为的同时，年轻一代由于性教育的匮乏而承受着非计划中怀孕的高风险。

中学时代唯一接触到和性相关的教育是生物课中关于生殖器官的内容，我依旧记得一位男性实习老师红着脸含混地一笔带过让大家自己看课本学习。本科时一门被誉为“三宝课”的通选课《人类的性、生育与健康》的年年爆满盛况，反映着年轻群体在“谈性色变”的社会中对于性教育的渴求。

图二. 2019年“全国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调查”中日常性行为避孕措施频率

（图片来源于[7]）

在2019年的全国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调查中，每次性行为都采取避孕措施的受访者仅占56.98%。且即使是采取避孕措施，依旧有16.35%和7.06%的受访者在末次性行为中分别使用了体外射精和安全期避孕这种不安全不可靠的避孕措施[7]。因此，在我国年轻群体中，非计划怀孕及性传染病传播的风险都很高。

在年轻一代开放地接受和实践性行为，却又因性教育的缺失而承受着很高的非计划中怀孕风险的背景下，社会对婚姻作为规范性与生育行为的制度的权威的保障，为奉子成婚的实现扣上最后一环。

三、社会对婚姻规范生育行为的权威的维护

和一些受宗教影响深重的国家和地区相比，如2018年经过公投后才宣布堕胎合法的爱尔兰共和国，以及2021年因通过参议院8号法案（Senate Bill 8）宣布禁止六周孕期以上的堕胎而引起愤怒和抗议的美国得克萨斯州等，在我国堕胎行为是被法律许可的。也就是说，怀孕后个体选择放弃胎儿的权利是得到法律的保护的。但是堕胎毕竟对女性的生殖健康具有一定的消极影响和潜在的风险，是否堕胎，应当是由女性自身全权决定的，然而在现实情况中女性通常很难完全拥有这份自主决定权。在放弃胎儿和成为母亲这两个选择中，当女性倾向于后者时，婚姻便不可避免地浮现了。

一方面，社会关于性行为的传统道德规范上存在着性别双标。在我国社会，自宋明理学发展以来，女性的贞洁便成为一种社会严格管控的对象，而男性的性行为则几乎不受道德限制，未婚怀孕只会导致对女性的污名化。另一方面，社会对于未婚怀孕的女性制度上的限制也使得非婚生育障碍重重。

2021年5月《三联生活周刊》报道过非婚母亲单身生育的困境[8]：一位位于上海的未婚母亲自2017年起经过四年屡屡失败的诉讼，最终申领到了生育保险金。生育保险属于社会保险范畴，包含在“五险一金”之内，旨在保障女性因生育而暂时丧失劳动力时的基本经济收入和医疗保健；而无法申领生育保险金就意味着女性在产假期间失去生活保障。然而，这一结果只是因为上海民政局在将业务调整至线上时，短暂的几个月过渡时间里没有设置提交结婚证明而促成的侥幸。

从2021年4月起，申领生育保险金的线上服务系统里结婚证又变成了必选项，有人因“婴儿出生证明中未显示父亲信息”而被驳回了申请。尽管非婚生育的孩子的身份终于得到了法律的认可和保护，2021年新版《民法典》中明确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但非婚生育的母亲申领生育保险金的障碍重重也反映出整个社会机制对于维护婚姻对生育行为的权威的努力。

值得注意的是，《三联生活周刊》这篇文章中提到的几位在北京和上海工作的单身生育的女性，都是受过高等教育、拥有足够的经济资本支持自己和孩子的生活，且得到来自自身父母家庭的理解和支持的女性。然而现实情况是，大多数年轻女性意外怀孕后，尚不拥有足够的经济资本也不拥有足够的社会支持允许她们选择非婚生育。

钱岳老师和靳永爱老师发现，“80后”和“90后”相对于“60后”与“70后”的未婚受孕情况发生概率的提高主要是由于较低教育程度（高中学历及以下）女性群体中有更大的比例经历未婚受孕而推动的（Qian and Jin 2020）[1]。也就是说，非计划中受孕对较低教育程度的女性群体的负面影响会更大。较低教育程度的女性群体在自身拥有的社会经济资源处于劣势而更难以拥有独立决定自身生育行为的权利的情况下，因为更高的未婚受孕可能性而更可能要么经历堕胎对自身的生殖健康造成一定负面影响，要么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奉子成婚成为妻子和母亲。

四、小结

尽管我们不否认奉子成婚可以有美满幸福的家庭生活，但人们因为非计划中受孕而决定结婚和生育也可能对婚姻双方以及下一代有潜在的负面影响，例如仓促结婚的双方由于对彼此的了解程度不够而增加了婚姻的不稳定性，对于夫妻双方的幸福以及下一代的成长都有不利影响。

有人也许会说，我们应该呼吁重建道德来规范性行为从而减少未婚先孕。但如前文所说，关于性行为的传统道德准则是性别双标的。在这样性别双标的道德准则下，女性被迫承担全部的责任，荡妇羞辱的压力会使得性成为对女性的致命威胁。在这样的道德围猎下，北大的本科生包丽会受到同为北大本科生的伴侣持续的侮辱贬低却无法脱逃而选择自杀，太多女性受到性骚扰和性侵害时只能选择隐忍和自责。

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在整个社会去制度化性解放潮流很难被扭转的背景下，若想减少非婚群体的非计划中怀孕或人工流产，就应当更重视性与生殖健康的教育与服务，包括关于性同意和反性侵害的教育，以及关于安全有效的避孕措施的教育与服务，其中服务包括避孕药具的提供和诊疗过程中对当事人的尊重与隐私保护，用教育与服务取代过去性别双标的道德准则来发挥积极的影响作用。

参考文献

[1] Qian, Y., & Jin, Y. (2020). Premarital pregnancy in China: Cohort trends and educational gradients. Studies in Family Planning, 51(3), 273-291.

[2] Coontz, S. (2007). The origins of modern divorce. Family process, 46(1), 7-16.

[3]《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现状调查报告》https://mp.weixin.qq.com/s/edJ_8Gyq1Y5VB6bsHcXwoA

[4] 《庆“性”有你｜2019-2020年全国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调查报告（中）》 https://mp.weixin.qq.com/s/9Mo5op0KQFSFberXWzmBYA

[5] Hedström, P. (1998). Rational imitation. Peter Hedström & Richard Swedberg (eds.), Social Mechanisms: An Analytical Approach to Social Theory, 306.

[6] Granovetter, M. (1978). Threshold models of collective behavio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3(6), 1420-1443.

[7] 《庆“性”有你｜2019-2020年全国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调查报告（下）》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MTYyMzQwOA==&mid=2649584577&idx=1&sn=1ea9abd4d7241627a49c6c9778654898&chksm=8733645eb044ed484cc233cd8f4c2619d9f32fa91c8632dfe3bbd520ce672e65fab2303b34bc&cur_album_id=1526957857965932545&scene=189#wechat_redirect

[8] 孙小野：《非婚妈妈困境：当她们选择单身生育》，《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5月19。https://weibo.com/ttarticle/x/m/show/id/2309404638642521113081?_wb_client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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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纪若楠 牛津大学社会学系理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