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麦青︱袁寒云藏书题跋中的书人故事

曾在《来燕榭读书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3月）中，看过黄裳先生对《寒云手写所藏宋本提要廿九种》的评说：“寒云写记至详，凡板刻，初、后印，装湟，收藏印记等，莫不一一记之，可见得书欢喜之状。惜其未几而流散也。此为叔弢先生印本。先生印书甚多，皆罕流传，此本尤甚。”之后，又阅《王子霖古籍版本学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0月）所附《寒云日记：收古籍善本摘抄1915-1918年》，则信息丰富而记录简略。数年前，承友人黄曙辉先生以据周氏影本再印之《寒云手写所藏宋本提要廿九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相赠，通读之下，终觉著录虽详，但惜所收太少。

《寒云藏书题跋辑释》（李红英著，中华书局，2016年7月第一版。以下简称《辑释》）作者李红英博士，以其多年工作、研究中的用心积累，不仅将分藏在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台北“中央”图书馆诸处，散见于经、史、子、集四部各书的寒云藏书题跋百余种，汇辑成编，更在参引袁氏手写提要及收书日记的基础上，广征相关文献资料，排比互证，详加考释，并随附珍稀罕见之手迹书影，观照全书文字，让人读来，尽兴之中，时有所获。

当年寒云诸跋，皆题于书，而其所藏，生前早已流散，虽历经辗转，犹多存世，但却分归各处，一般不易获见，更难研读利用。偶有少数经他书录存者，尽管多有助研讨，亦仅能从零散中略窥一斑，且其文字，又颇有与袁氏原跋相出入处。今以民国间王晋卿（文进）《文禄堂访书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6月）中所录袁跋之相关者，对照《辑释》，稍说一二。

唐刘长卿《随州集》

《文禄堂访书记》卷四著录唐刘长卿《随州集》十卷外集一卷，为寒云旧藏，其录袁氏手跋曰：“《刘随州文集》十一卷，明弘治庚申李士修刊本。每半叶十行，行十八字。宋讳多缺避，当是遵宋棚本覆刻。黄荛翁藏宋建本，标曰《刘文房集》。予藏明活字本无末卷，又明钞本标末卷文为《外集》。己未二月，寒云。”虽可知袁氏还另藏二本，但未详其具体，而《辑释》中“明铜活字本《刘随州集》”一篇，则在梳理刘长卿诗文集版本源流的基础上，据所见所考，不仅先说明“袁克文旧藏共有三部《刘随州集》，即铜活字本、明写本与李刊本”，并且在分录三本中袁氏各跋的同时，兼及卷次内容、递藏大略、诸家钤印等相关种种，让人既能了解全面，又可详悉始末。

只是，朱家溍先生所编《萧山朱氏六唐人斋藏书目录》（收入《萧山朱氏旧藏目录》，故宫出版社2014年9月）中，有袁寒云题跋的明弘治庚申（十三年）李士修刊本《刘随州集》十一卷共六册，标明已归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不知是否即为《文禄堂访书记》中著录之物？又如《辑释》述寒云旧藏明成化二十二年张习刻殷（作者按：此处字库无字，系左“车”右“堂”） 重修本高青丘《姑苏杂咏》，除录袁氏跋文之外，更记《藏园群书题记》《藏园群书经眼录》未收之傅增湘题诗；再以另一曾为傅氏旧物的“延令藏本”中寒云题跋，能与袁氏自藏本跋语相呼应，故并录其文。而《文禄堂访书记》仅录此跋，未及袁氏自藏。

宋黄汝嘉刻本《倚松老人文集》袁克文跋一

还有宋黄汝嘉刻本《倚松老人文集》三卷，亦是寒云旧藏，《文禄堂访书记》仅录其题记，曰：“乙卯七夕归三琴趣斋，寒云于上苑，倦绣、梅真侍观。”而《辑释》除录此题记之外，更一一详录袁氏乙卯（1915年）七夕题跋，乙卯八月、丙辰（1916年）三月两次题诗，以及袁氏署签、扉页题识、钞补情况等，不仅能知此本为“满洲景氏得自正文谭估，后归吴印臣。印臣知余有佞宋癖，举以见贻”者，更可见袁氏得书后的欣喜钟爱之情。又据《辑释》所附书影，《文禄堂访书记》所录袁氏题记，按其手迹，应作“乙卯七夕归三琴趣斋，寒云记于上苑倦绣室，梅真侍观”。这样的差异，可能只是转录传钞之误。

但另有一些，却好像并非完全如此，如《辑释》中“宋刻《五灯会元》”一篇内，记1928年秋，袁氏曾应邀观赏周叔弢先生新获宋绍兴四年释思鉴所刻《景德传灯录》残本，并手书题识，有“叔弢所藏《景德传灯录》残本，见者多目为北宋刊本。叔弢疑之，因以眎予，且出倭人岛田翰所著《古文旧书考》所录宋绍兴明州本《文选》刊工姓名为证，盖工人姓字多与此书同”诸语。然在印行于1942年的《文禄堂访书记》所录袁氏此题中，“岛田翰”之前，已无“倭人”二字。

实际上，袁氏跋记中提及日人，似惯用此类称呼，其《寒云日记》乙卯（1915年）六月初四日记元刊《清容居士集》，即谓：“刊印佳好，传世绝罕，郁泰峰有之，后归皕宋楼陆氏，有恐无第二本之言……书已为倭奴所攫去矣。”再如《辑释》中述袁氏旧藏清劳权钞校本《松雨轩集》，有其题记二则，一曰：“明平显《松雨轩集》，清劳顨卿手钞本，以何道州书画聚头及手钞文稿二册，易自张庾楼妹婿。克文题并记。”另一为：“乙卯上巳前二日，无咎赠。寒云记于倦绣室。”对照《文禄堂访书记》所录“袁氏手跋”，仅后者完全相同，前者却已成：“文稿二册，易自张庾楼妹婿。克文题拜记。”不过，其录存的十余条劳氏题跋校识，则又因“可见劳权钞校此本经秋历冬的辛劳”而多为《辑释》摘引。

元刊残本《滋溪文稿》

另要一说的，是寒云所收元刊残本《滋溪文稿》。

《辑释》书前《寒云藏书述略》一文中提及此本时，所据即《寒云日记》丁巳（1917年）二月十七日之记：“于博古斋购得元刊《唐诗极玄集》及《滋溪文稿》残本，皆极精妙。合值四百二十元……《滋溪文稿》存卷二十六至三十，凡五卷。元苏天爵撰，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双栏，线口，有字数。有莫郘亭跋及莫棠楚生父印、独山莫氏铜井文房之印。字画之精，不让旧藏《清容居士集》。”然未及此书现今所在。虽《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著录唯国家图书馆有一元刊残本，且亦恰存卷二十六至卷三十共五卷，但未记有莫郘亭题跋等；《辑释》所附“国家图书馆藏寒云旧藏善本知见录”中，亦无此书，则其恐非袁氏旧藏。

《文禄堂访书记》中有《滋溪文稿》一种，亦为“元刻本，存卷二十一至二十五。半叶十行，行二十字，线口，板心下记字数”。又录“袁氏手题诗，曰：‘零珍断璧滋溪稿，五卷精严出有元。莫道一鳞钤乙字，清容孤秘可同论。丁巳春日杂诗之一。寒云，丁巳二月获于上海。’有寒云、袌存欢喜印。”其行格版式、购获时地等，似皆与《寒云日记》所记之本相符，唯所存具体卷次不同。而袁氏所题“丁巳春日杂诗”，其同时所购《唐诗极玄集》中，亦有一首，《辑释》“明刊《极玄集》”一篇所录袁氏相关各跋中，就有“丁巳春日杂兴之一”，诗曰：“百首选诗姚柬议，千年争颂极玄编。握珠怀璧惊奇遘，珍重元朝蒋氏镌。中和节后二日，录于百宋书藏。寒云时年二十又八。”至于袁氏及其他诸家多以明刊为元刻之误，《辑释》已考辨颇详。

又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6月）卷十六，有其甲戌（1934年）正月十七日所撰《校明钞本苏伯脩滋溪文稿书后》，除谓此书“元版绝少流传，曾见莫楚生藏残本五卷，此外各家著录，多属钞本”之外，并记：“近岁湖州张氏适园乃有传刻。辛未岁，徐东海得明写本，又鋟诸木。五百年来罕传之籍，今不越十年乃有南、北两刻，抑何幸耶……适园所刊，据丁雨生藏本，别以卢抱经本对勘，而主其事者为艺风老人，故夺失差少。”《文禄堂访书记》记元刻《滋溪文稿》时，附录缪氏致莫氏手札，所述正与此相关：

送上元刻《滋溪文》一册，书目四册，乞詧。《滋溪文》弟即藏抱经校本，然谬误尚不少，行款亦异矣。再乞假《仪礼要义》、《青阳集》两种，《要义》录跋，《青阳》，《四库》四卷，明刻六卷，尊藏似十卷，拟一核定。楚生三姻兄大人，弟荃孙鞠躬。

其实，《辑释》录及之外的寒云书跋，无论是公私收藏，还是文献记载，都还颇有存者，如上海图书馆藏元刻《古今韵会举要》，就有袁氏接清代名贤钱大昕之跋所题识语：“玉韵斋印当在序前，已遭剥蚀，无迹象可寻，惟袁尚之印犹在一先卷首。乙卯十月，寒云。”《王子霖古籍版本学文集》所收《古籍善本经眼录》中，记明刻《花间集》二卷本，也有袁氏题跋：“此《花间集》出自正德十卷本，盖其字句中之讹误皆同，如温庭筠《归国遥》第一首第三句，正德本作‘钿筐’，此即讹‘筐’作‘（作者按：此处字库无字，系“岸”字的“山”字头换成“竹”字头）’，又其明证也。此本颇不经见，岂可因其经明人之窜易而忽之耶？乙卯九月，克文。”而《寒云日记》乙卯（1915年）九月二十五日亦记：“印臣又以元刊《鸣鹤余音》残本上卷、明刻《花间集》相让。”

寒云旧藏《钦定天禄琳琅书目》背后的书人故事

《文禄堂访书记》中，又有清陈鳣校钞本《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十卷，不仅亦为寒云旧藏，且有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次长的名士章保世题跋二则，颇及当年其与袁氏等聚书故事：

岁辛未秋八月，吾友李大赞侯以书来，嘱与懋业银行商赎所押宋元善本数十种，时懋业已被挤休歇也。几经交涉，始获合浦之还。检视之余，则此书赫然在目。抱存已归道山，而余十年前一跋与抱存藏书之印，朱墨相映。迴忆戊午、己未之交，余与抱存无日不偕，抱存坐拥百城，余与幼平日走厂肆，几为书淫。不数年而风流云散，抱存且人天永隔矣。因赞侯将此书贻我，俾与抱存在日所贻书籍将来汇成一目，庶不负抱存收藏之一片苦心焉。壬申秋七月，寓及门沈生家，检书箧得此，漫记。保世。

辛未为1931年，戊午、己未之交，则是1918至1919年间；“余十年前一跋”，即指此书中章氏另一题跋，有“乙未秋，吾友豹存携此书来，借观旬日，书此归之”诸语，乙未似当为己未之误。而《辑释》中“宋淳祐本《中兴以来绝妙词选》”一篇附印袁氏丙辰（1916年）三月十九日第二跋手迹之后，有章氏观款：“己未秋观于赞侯庽楼，长洲章保世记。”亦可与其跋陈鳣校钞本《钦定天禄琳琅书目》中语，参互并观。

李赞侯（1882-1968）名思浩，浙江慈溪人。光绪进士，民国后，历任财政次长兼盐务署署长、中国银行总裁兼印制局总裁、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等。幼平即朱文钧（1882-1937），号翼盦，浙江萧山人。亦久在财政部任职。精鉴赏，富收藏，尤擅古籍碑版之学。

据伦哲如（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12月）记“王叔鲁并附张岱杉、李赞侯、潘馨航、张咏霓”一诗后之注，“辛亥以来，掌财部者如王叔鲁、张岱杉、李赞侯、潘馨航、张咏霓，皆好聚书”。故同书咏“朱文钧”诗中“曾被长官称博物”一句，注谓：“君久在财部，当张岱杉、李赞侯掌部日，雅重君，每得古物，辄以询之。”及至抗日战争爆发，王叔鲁（克敏）、张岱杉（弧）皆叛国投敌，李赞侯（思浩）亦出任汪伪政府上海《新闻报》社社长，潘馨航（复）在张作霖毙命的“皇姑屯事件”中被炸受伤。而在沪上创办光华大学的张咏霓（寿镛）先生，则与张菊生（元济）、何柏丞（炳松）、郑西谛（振铎）、张凤举诸先生，共组“文献保存同志会”，为祖国抢救珍贵典籍、保存民族文献，其中还有从李赞侯处散出之物。

朱幼平（文钧）先生丁丑（1937年）夏五月辞世后不久，即有“七七事变”，随之北平（北京）沦陷。其诸子家济、家濂、家源、家溍兄弟四人，谨奉母训，整理编目，守护遗藏。至上世纪五十年代，将七百余种共一千多件“欧斋”旧藏善本碑帖，捐赠北京故宫博物院；六十年代，又以家中所存包括宋元明清历代刻本、钞本、校本等在内的数万册珍贵古籍，捐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寒云藏书散出之后

《辑释》书前《寒云藏书述略》中，曾引晚清民国间藏书家李木斋盛铎（1885-1935）之子李滂《近世藏书家概略》所记，述寒云书散之事：“抱存后徙居申浦，生计维艰，乃出所藏之半，抵押于工部局商人潘明训处。积久不能赎，约期且蹙，乃由李思浩解囊取归。”伦氏《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袁克文”一首后，亦有注曰：“袁寒云克文，于乙、丙间大收宋椠，不论值。坊贾趋之，几于搜岩薰穴……项城败后，随即星散，大半为李赞侯、潘明训所有。”《辑释》中“宋刊《皇甫持正文集》”一篇，并及“袁克文藏书散出后，《新刊元微之文集》首册归蒋汝藻，后入上海涵芬楼；《新刊元微之文集》末册即卷五一至六〇与《新刊权载之文集》末册残卷，则抵押给慈溪李思浩（字赞侯）。”“宋嘉泰刻本《于湖居士文集》”一篇中，也记：“袁氏书散，此书又经李思浩、陈清华、张珩收藏……现藏台北‘中央’图书馆。”皆有关寒云藏书流转之具体。唯《辑释》注中以张乃熊（芹伯）为张珩（葱玉）先生之父，则误。张葱玉先生之父乃骅（仲萍），为张石铭次子，民国初即在旅途中溺河早逝。而张乃熊则系张石铭长子，即仲萍之兄、葱玉先生之伯父也。

宋龙山书院刻本《纂图互注春秋经传集解》袁克文跋

此外，近人吴则虞先生《续藏书纪事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8月）“袁克文、方尔箴”一诗下，引叶昌炽《缘督庐日记》中所记曰：“鄞中卢青厓抱经楼藏书出，书估集四万七千元捆载至沪，意在曹子建，索价至十八万。自项城毙，欲炎一落千丈，抱经楼之书始终未归抱存也。”其实,当年袁氏还是略获其中的至精之品，《辑释》“宋龙山书院刻本《纂图互注春秋经传集解》”一篇中，即据相关记载及《寒云日记》《寒云手写所藏宋本提要廿九种》并袁氏题跋手迹等，述此书“曾为四明卢氏抱经楼旧藏……1915年秋，卢氏藏书求售，傅增湘曾进言当局，请求京师图书馆购藏，因政局多变而未果。后为上海书商陈立炎以三万五千金购得。陈立炎购得卢氏藏书之后，在上海设立古书流通处售书。1916年九月二十六日，袁克文购得此书，并手书题跋。”而由袁氏该跋所记，“四明卢氏抱经楼藏书，历二百余年，乙卯始为沪贾诱出。宋本精者，惟《开庆四明续志》与此，二书今皆归予箧中。时丙辰九月，棘人袁克文记于沪寓。”再据《辑释》，此二书最终都已归国家图书馆。

袁克文藏书印鉴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