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戴锦华：我们遭遇的技术革命比工业革命更深远

戴锦华：我们正遭遇的技术革命从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越工业革命

上周四，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戴锦华教授在由启皓北京主办的“启皓对话”上，以《柔软&坚硬的银幕世界》为题，从电影切入，展开了关于“这个激变的大时代”的演讲。从“电影死了吗”到“什么是人类”的追问，戴锦华向我们揭示出，我们正遭遇着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技术革命，它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越工业革命。然而，它以梦想成真的面目出现，让人们不但没有抵抗，反而欣然地拥抱它。

电影死了吗？

讲座从分析《布达佩斯大饭店》开场，勾勒出构成这个激变时代的一个侧面：媒介正遭遇“数码转型”的时刻。银幕世界的巨大魅惑在于它的乱真——胶片决定了电影是通过扁平的二维画面创造出第三维的纵深，即真实的幻觉。但在这部电影中，导演韦斯·安德森有意曝露出电影的扁平性，反身指向电影艺术自身：他似乎在揭开电影这个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骗术，从而回到本体论（媒介）上重新回答“电影是什么”？

戴锦华认为电影艺术和其他新媒体技术一样，走到了一个本质性的裂变时刻。数码取代了胶片成为了基本介质，胶片死了。2011年，奥斯卡颁奖礼上，这个重大事件以无形无声、没有哀叹和没有祭奠的方式发生了。奥斯卡颁奖礼一百年来最重要的角色在2011年的颁奖礼上丝毫未被挽留的消失了，它就是柯达胶片公司。十个月后，柯达胶片公司向美国政府申请破产保护。它宣告着对于电影艺术来说，旧有的媒介死亡了。为什么胶片的死亡引发了“电影是否也随之死亡了”的讨论？戴锦华对此的回答是麦克卢汉重要的预言：“媒介即信息”。媒介的变化改变的是人类文化的生产环境，和每个人的社会生态。

我们今天和移动通讯工具的共生状态，同时也是媒介对我们的改造。支付宝、微信等支付工具在今天的中国正广泛地取代现金的流通，当欧洲人仍然在对“非货币化”争论不休的时候，在中国这已经是事实了。在我们以后发优势占据了技术前沿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却印证了某种忧虑：这一轮技术革命和以往最大的不同是，在世界范围内完全未经抵抗，始终不曾讨论。抵抗和讨论的意义不在于逆转局面，而在于让我们稍停片刻去思考，当我们享有如此大的便利的时候，我们正在失去什么？

今天的电影人热衷讨论的是VR。VR有着一个目镜的形态，我们戴上它不是望向现实，而是隔绝现实进入一个幻象的世界。通过了数码转型的电影艺术，依然是发生在二维空间中的银幕幻觉。第三维度的出现意味着电影语言的彻底改变。如果VR技术成为电影的主导技术，观看者不再是银幕之外的眼睛，而是虚拟世界中的真实。如果虚拟影院的观影成为了电影最主要的观影形态，实体影院系统被击毁，在戴锦华看来，那时的电影艺术才真正死了。

电影院也是电影的一个重要媒介，电影魅力当中的一大部分是影院空间，而不只电影故事。我们在电影院中期待着一种超越日常生活、生命经验和身体感觉的超越性奇观。这样的需求决定了电影的明星不同于电视明星的平凡日常的可亲可近形象，它需要无限辉煌和耀眼。如果实体影院消失了，电影所创造的视听叙事方式将继续存在、继续传播。但是那个提供奇观的把我们带离日常生活世界的一个半小时白日梦时间，和那个自二十世纪中期以来，创造的可以思考人类所有幽隐的、玄秘命题的哲思媒介将不复存在了。

然而，到今天为止，唯有通过世界电影的窗口，我们才能望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包括被主流大银幕遮蔽了的、被今天全球政治经济所抛弃的角落。我们在银幕上遭遇到《我是布莱克》里这个时代的伦敦所生活的“弃民”；《大地与阴影》中哥伦比亚的烟雾、灰尘飘绕的乡村。尽管这一切正在强有力的通过电影的窗口展现给我们，但是可悲的是，它们在被我们这些无限要求着柔软银幕世界的观众所抛弃。我们形成了关于电影的娱乐商业，关于值回票价的标准。

什么是人类？

数码转型带来的巨大的对于人类生活的挑战，还伴随着另一场革命——生物学革命。与基因链的破解同时发生的，是已经日常化的转基因技术。第一只克隆羊的出现曾让西方世界濒临疯狂，一神教信仰帮助西方人看到了这场革命的意义——这是人僭越神的时刻。基因链的破解、转基因技术的应用让我们曾经拥有的世界被不可逆的改变了，“人和自然”的关系亟须被重新定义。

在戴锦华看来，想象与现实、艺术与生活之间的距离在这个激变的时代正前所未有的贴近。不久前，好莱坞翻拍了日漫名篇《攻壳机动队》，好莱坞真人版距离押井守银幕版动画电影长达二十年之久。事实上，好莱坞在二十年前就购买了真人电影的改编权，然而这部思考赛博格（cybrog）和后人类的电影，曾经对于人类来说太前沿。而今天，它逼近了。所以好莱坞电影工业沉着地等待了二十年，选择在这个时刻准确地把它推上了大银幕。而三四年前另一部好莱坞电影《机械姬》的IP来源更遥远，是改编自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科幻小说之父阿西莫夫的《我，机器人》。《机械姬》以大公司将要向市场推出家用机器人开场，而在不久前，马云和郭台铭联手开发的家用机器人“胡椒”，正成为在中国现实中的参照系。

与此同时，从2016年至今未曾停过的关于AlphaGo横扫从象棋到围棋世界冠军的讨论。我们曾以为李世石是第一位被人工智能战胜的围棋高手，然而事实证明他是最后一位险胜电脑的围棋高手。此前，不断有人预言，计算机将战胜所有靠计算的博弈游戏，但唯独无法战胜围棋。因为围棋不只是棋类，它是传统中国文化中“琴棋书画”的“棋”。它不只代表一种艺术和智慧的存在，还代表西方现代哲学、艺术之外的另一种文明和智慧。在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第一次表达了其挑战人类、甚至“君临”人类的可能。我们不断退守，把人类标记为一种情感的、而非理性的存在，而AlphaGo则傲慢地宣布，那不过是一种算法。曾经在《我，机器人》和无数想象力横飞的科幻小说中的构想真的逼近了。

阿兰·图灵发明了“图灵实验”，用一系列的测试来分辨机器和人：如果机器能通过全部测试，它就已经可以化妆成人，人类面对它丧失了辨别人工造物和人类自身的能力。然而，已经有太多的软件可以通过这个测试，“图灵实验”在今天已经彻底无效了。计算机逾越了人类曾经试图划出的界限，但也是人类推动它跨出了这条线。

《攻壳机动队》展示了赛博格式的存在，把我们再度拉回到那个经典的话题：当机器取代人类，人类会不会沦为被统治的次等物。相较于这个古老的忧虑，戴锦华提出，我们所面临的更切近的现实是：人类的自我赛博格化。移动通讯平台、智能手机已经成为了我们身体的延伸。从谷歌眼镜到苹果手表，正成为真切的可穿戴设备，在改造我们的身体和自我。在这样文明的临界点，我们要反过来追问：什么是人类？关于人类，我们只知道一件事：人总是要死的。但是二十世纪末法国的未来学家告诉我们，二十一世纪是这样一个世纪，人类将再次角逐“永垂不朽”。此刻，人类的确开始问鼎死亡，甚至试图让时间在皮肤上停滞。

在这些冲击面前，戴锦华发出质询：谁可以说“我置身于小时代”？我们可以逃离坚硬的银幕世界，但是不能逃离越来越坚硬的生存现实。那么，大时代对被裹挟其中的人的要求是，每个人要对这个时代作出回答、为这个回答承担责任并付诸实践。

“中产教育鄙视链”是焦虑营销？

香港凤凰周刊的一篇《中产教育鄙视链：绝不让娃和没英文名、看喜羊羊的孩子同读幼儿园》在本周引起讨论无数。文章通过对中产阶层家庭学龄前孩子通过英文名来区分交友范围的观察，发现因中产内部的跨度巨大，所谓“赢在起跑线”的“起跑线”非常模糊——永远有更早的起跑线，因此，中产阶级内部在孩子学龄前就形成了一条条育儿鄙视链。孩子的英文水平、假期度假的选址，家长的才艺技能，都成为判断孩子阶级的指标。文章在最后指出：这鄙视链所暴露出的“中产阶级育儿焦虑症”背后的残酷事实是：大部分孩子长大以后很难超越自己父母所在的阶层，因为在涉及权力和利益的交换中，“关系”、“背景”、“靠山”并非中产阶层所擅长。

知乎上一条用户名为徐小疼所发的评论指出，凤凰周刊这篇文章事实上利用中产焦虑的营销文章。此类文章通过强调阶级固化，中产阶层父母为子女实现阶层僭越或维系子女不遭遇阶层跌落，比不过权势的中产阶层只能拼钱，其中隐约透露出钱的去向——双语教学早教班和私立幼儿园、私立中小学。这类文章不止在利用中产（买不起学区房）的焦虑进行营销，同时也在再生产这种恐慌。

与此同时，公众号“尖椒部落”发出一篇《您别担心，我的娃根本进不了您孩子读的幼儿园》，广州的一位打工者投书“尖椒部落”，表达了其两个随迁子女小升初升学困难的问题。一张2015年统计的“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校”的表格指出，在上海、浙江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的入读率已达80%时，广州只有52%。而在积分入学面前，种种证件的苛刻条件，又把孩子挡在了门槛之外。这篇由打工者自述的文章把另一个群体引入公众视野：在一群已经占据优质教育资源的中产阶层父母高呼“绝不让娃和没英文名的孩子同读幼儿园”的同时，有些城市里的流动儿童连入学的基本权益都很难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