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热津斯基的执着和误判：一个美籍波兰人的故国之思

刚刚去世的斯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虽然可能拥有他那一代人中“最为敏锐的头脑”，但是还称不上是一位第一流的学者。至少，这位出生于波兰，成长于加拿大的美国人在学术殿堂之中，恐怕难以获得如“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那般的显赫地位。然而，不论是志不在此，还是分身乏术，抑或力有未逮，他都应该不会对此感到多少失落和遗憾。因为他有幸成为了那些能够按照自身意志塑造整个世界的少数人之一，并且能够在有生之年亲眼目睹自己的梦想成真。可谓是幸甚至哉。

作为学者和决策者的执着

作为学者的布热津斯基的学术根基和灵魂，一言以蔽之就是苏联学和集权主义研究；作为决策者的布热津斯基的政策主张和原则，一言以蔽之就是遏制苏联。自1939年《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签订直到去世，他始终关心和试图解决的就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对抗乃至战胜苏联。客观而言，无论是作为学者还是决策者，布热津斯基都因为对这一目标的执着犯下过不少错误。

例如，他曾经错误判断过中苏关系的走向，否认两国正走向分裂；高估过苏联的生命力，认为这个大敌仍很有机会撑过20世纪80、90年代之交的动荡。其中，后果最惨痛的莫过于力劝卡特采取军事行动营救被霍梅尼阵营扣押的美国人质，最终却因准备不足机毁人亡，连累自己的伯乐一蹶不振、丢掉了白宫的宝座。究其动机，就在于布氏坚持认为革命后的伊朗将倒向苏联，与其谈判只会助长对手的声势。最难以逆料的则是，当年为了在阿富汗拖垮苏联，布热津斯基曾竭尽全力地在那块土地上援助各国的“圣战”者，但是没想到后者中的不少人最终变为了美国最危险的敌人。

不过同样有趣的是，恰恰是源于这种专注，布热津斯基也收获了不少“附带”声誉。例如，为了削弱苏联在中东的影响力，他致力于撮合埃及的萨达特和以色列的贝京在戴维营会晤；为了在拉丁美洲赢得人心之战，他也支持签署条约、归还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这些行动为他赢得了掌声以及一些“老朋友”之类的头衔，可谓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当然，相较于从苏联手中光复祖国的夙愿，这些错误和成就的可能都不值一提。

曾经想“要当上波兰总统”

1928年，布热津斯基出生于波兰的一个富有文化气息的外交官家庭。作为刚刚在一战后重获独立不久的年轻国家，波兰的国民都有一种格外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小时候的兹比格纽对于格但斯克、华沙的现代化建设万分自豪，并且热衷于观看盛大的阅兵式。在1938年随任蒙特利尔总领事的父亲前往加拿大后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就以德国闪击波兰而拉开帷幕。此时刚刚10岁的布热津斯基，几乎将所有的注意力都投入到了这场决定世界命运的大战上。在这位孩子的日记中，几乎没有涉及父亲、母亲、弟弟和日常生活的内容，相反全部都是战争的进展。

然而，二战的结束并没有给小兹比格纽带来多少喜悦。在蒙特利尔城中，到处都是美国、英国和苏联的旗帜在飘扬，而这也预示着波兰的未来命运。最终，按照雅尔塔条约，波兰成为了苏联的势力范围。对于以老兹比格纽为代表的波兰流亡政府和波兰自由军而言，这意味着从此断绝了归乡之路。也正是从此开始，曾经戏言“要当上波兰总统”的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的目光逐渐脱离波兰一隅，才开始注意到加拿大社会中的自由、机会和雅致，并进而在对比中放眼苏联、东欧和整个国际政治。

在蒙特利尔完成了对苏联民族问题的初步研究后，布热津斯基原本计划赴英国留学，然后子承父业、进入加拿大外交部工作。但是恰好他所申请的奖学金不对非英国公民开放，因而最终前往美国，赴哈佛大学攻读博士。他的关于十月革命、列宁式国家和斯大林的博士论文奠定了他“苏联学”和“共产主义学”专家的地位。

不过，虽然布热津斯基对于苏联绝无任何好感，但是他并不同意当时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强硬东欧政策。无论是基于个人的同理心，还是实地调查交流，布热津斯基有一个基本判断：那就是东欧国家与苏联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因而，美国应当代表西方世界积极与东欧“和平接触”，而非将它们和苏联视为“铁板一块”。

成为美国人，仍怀故国情

1958年，布热津斯基加入了美国国籍，这彻底打开了他步入美国政界，发挥一身长才的机会之门。自1960年担任肯尼迪的外交政策顾问起，他先后为约翰逊、汉弗莱等民主党领袖出谋划策，与洛克菲勒共同筹建“三边委员会”，直至成为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登上了不是在美国本土出生的美国公民所能达到的最高职位。

正如看不起在约翰逊时期反对越战的“新左派”一样，初担大任的布热津斯基毫不掩饰他对“对苏缓和”和“美苏共治”的鄙夷。在国内，他与主张延续基辛格路线的国务卿万斯渐渐势同水火；在国外，他鼓励东欧各国异议者的做法也让好不容易盼到美苏绥靖的欧洲领导人紧张万分。当时，很多人不顾冷战从未结束的事实，指责布热津斯基“复活了冷战”。不过，这位波兰裔美国人完全不为所动，始终致力于对苏施压。

在卡特连任失败、自己丢掉官位之后的三十七年中，布热津斯基在一切涉及东欧、苏联俄罗斯的问题上都保持了一以贯之的态度。在1987年，他积极赞成和协助老布什访问波兰，会见团结工会领袖；在波黑内战和科索沃战争中，他积极主张美国干预，打击亲俄罗斯的政治力量；他是北约东扩最主要的支持者，目标始终是要让其称为全体欧洲国家的俱乐部。

虽然未竟全功，布热津斯基到底还是看到了从苏联支配下恢复自由的波兰，也不妨骄傲地宣称已然为此穷尽了所有的智慧和力量。他的努力最终也得到了祖国的承认，在1995年他获得了代表波兰最高荣誉的白鹰勋章。在他去世的消息传开后，波兰总统安杰伊·杜达盛赞他“不知疲倦地为我们争取自由”；外交部长维托尔德·瓦什奇科夫斯基更是将他称作是“一位骄傲的波兰人”。以此而言，在31岁时就觉得已经“回不去”的布热津斯基，到底还是“走了回去”。

“埋骨何必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布热津斯基波澜起伏的一生，就是这两句诗的最佳注脚。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