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大海上不孤立的岛屿：读书人的焦虑与书房有根本关系

谈藏书、品书斋、论书情，是天下读书人手里捧着的那杯下午茶，泡沸的是爱书人的浩茫心事，滋味很悠长，但真不知从何说起。

不妨先谈谈当今大众传媒——从纸媒到网络——的读书周刊。绍介新书、重读经典、提升大众阅读品味、提供“纯粹的阅读愉悦”，固然是此类读书专刊的首要任务，而以书论道、忧时伤世、激浊扬清等书生怀抱亦时时凛然彰显。当然，“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苦苍生”，这是民国老报人、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周德伟先生自撰的名联，既有对知识分子以启蒙天下自任的警惕，更有对国民党统治者以功业自傲而荼毒苍生百姓的批判。所谓“文章”者，无非是思想的切磋、公义的呼唤、书讯的传播；而其作者，岂止区区几个办报书生、书斋文人，更有广大的读书群体、万千有才的自由书评人。读书撰文，“天下”觉否可以不论，只要思想“霸业”仍在，铁肩妙手的职责就仍在。在“全媒体”式的文化快餐滔滔天下的时代，仍有版面篇幅极多、以阅读的深度和思想的启迪为己任的读书专刊存在，在当今华语传媒中也只有大陆少数报刊、网络可以做到。

既是以书会友，书房自然是一扇重要窗户，可以一窥爱书人、藏书家的读书生活、阅读环境乃至其人生际遇与思想情怀。因此，许多读书周刊均设有书房专题，甚至时有结集出版。当然，时下情势是书中难有黄金屋，对许多读书人而言，书房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之梦。不少爱书人虽然藏书充栋，但是以居屋之逼仄，所谓“书房”无非也就是“有书之房”，与宽敞清雅的书房之梦仍然相隔甚远。读书之乐、藏书之喜、搬书之累，都是关于书房的老生常谈。那么，当我们在谈论书房的时候，我们究竟还可以谈论什么？旧船新酒，解缆顺流而泛，就让书房倒影在大江大海之中吧。

读挹彭《东西两场访书记》（谢其章编，海豚出版社，2011年 8月），知道何挹彭的访书记写得好，可惜一直声名不彰。其实，恐怕有太多的读书人、写书人的命运都是这样，他们的生命与书的关系就像一阵风刮过海面那样，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何挹彭总算幸运，现在我们读到了他写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十篇文章，还知道何挹彭的书斋名“眠雨堂”。“眠雨”二字，实在诱人。

大凡谈书，最易引起共鸣的应是关于书癖。何挹彭说：“所谓书癖，应包括两个意思，即‘买书’与‘读书’。盖读书须成癖，买书亦须成癖。”“抛开吃饭问题不论，在我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朋友’和‘书’，假如没有他们和它们，则我生如何，早不可知。在现在这样紧张时期，能于瓦屋纸窗下抵掌夜谈，并有访书，买书，翻书，读书之乐，虽不算是过奢的享受，自喜亦是胜缘了。”这是人生观中的书观，看似常谈，却深得我心。

在台北逛旧书店的时候，曾看过一张招贴：“逛雅舍二手书，有益身心”；上面还写着这样几句话：“自己再累也要读书，工作再忙也要谈书，收入再少也要买书，住处再挤也要藏书，交情再浅也要送书。”虽然只是卖书人语，倒是戳到了一点买书人的痛处：生计奔波，书价贵，居室小。另外，在有名的蠹行旧书店门口，一块白板上面用黑字写着：“像我这样的人，/在这样的时代/ 和环境，没有饿死/ 已算万幸/ 殷海光/一九六六年三月十六日。”自由主义思想家殷海光的自述表达了一个知识分子在台湾政治高压时代中的痛苦和感慨，但从这透露出来的似乎更多是一种读书人的心情：在这样的时代里还能读点书，更加是万幸了。

我们这一代读书人大都经历过住房困难的生活，苦于难以安放藏书。三十五年前我刚到学院教书的时候，分配给我的宿舍从门到窗是两米多，从墙壁到墙壁也是两米多，在六平方米的宿舍中开始了我的教师生涯。然后是学生宿舍楼中的边缘地带，十平方多一点的房间，就在这里结婚成家；再后来是十四平米的筒子楼教工宿舍，再然后……很久很久以后我们居屋中的所有空间仍然是到处堆满了书，书架早已不够用，只能是堆在桌上、椅上、地上、通向阁楼的小木楼梯上。那时我和妻子有一个理想：要是能在书架上把所有书都排列出来，清清楚楚地看到每一本书的书脊，那是多么伟大而幸福的事情啊！福柯说，他确信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关系；我则确信读书人的焦虑与书房也有着根本的关系。人活在堆满书的房间中，会感到充实，但也会感到压抑——但是，充实而压抑不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生活的最鲜明的特征么！人走在房间里，其实是穿行于书堆中，一不小心会碰翻一堆书或把膝盖、手肘碰得生疼。这不也正是我们穿行于舆论空间中的真实写照么！因此，书房也可以获得某种象征性的意义：极度逼仄的空间，从而激发出突围与穿透的激情。

多年前上海某媒体所作的一项调查，发现如今沪上不少年轻人，家里已经没有了独立书房。读书人因房价太高而难添一间书房，有的在结婚时原有书房，生了孩子后书房立即变成了保姆房。有人说书房如今已成了贵族的专利。其实，所谓“独立书房”并没有什么意义，读书人的房间里到处都可以放书、必须放书，能够让书各有栖身之地就很不错了。

想起意大利作家艾柯，他曾精确地计算收藏一本书的成本：从买房子到做书架，平均每本书的额外费用是四十欧元。因此他说那些送书给他的朋友最好同时附上一张四十欧元的支票。这是一个很好的提议，但我更宁愿把它看作是压抑自己购书欲望的警语。

读书人的心事不仅系于书房，更系于买书与读书的关系。人常说书多而难以读完，但是何谓读完？人常问每本书你都读过吗，但是何谓读过？人们还常说你究竟有何专攻、何故书无定向。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被职业限制我们的视野呢？读书其实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有些人活着就是为了要观察世界、体察生活、了解人性，从中获得生活的意义。这样的读书人生没有外在的功利，也不计较成败得失，无非就像树叶一定会飘落枝头那样，是自然而然地养成的生活方式。

今天不少爱书人都有了自己的书房，空间的逼仄问题逐渐淡出，书房的空间美学降临，作为一种边缘空间的激进的审美因素已经悄然呈现：独特的、歧异的、开放的、解构的Loft空间美学对抗着传统书房的审美编码。可能对某一类读书人来说，在书房的空间美学中寄寓的正是他们的政治经济学或政治哲学批判纲领，他们无法容忍在书房中浮动着豪华的、附庸风雅的气息。因此，书房对他们来说宁愿保持着工业模板的或者是战舰甲板式的风格。

当然，今天也有人喜欢回到传统中设计自己的书房，水边院落、青砖粉墙，书房窗明几净，室中有屏风有古木书案有焚香之炉，深得清幽闲远之致。多年前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了一个题为“明式家具与书房陈设雅集专场”的展览，展出了皇家、王府等不同书房的陈设，或富丽堂皇，或清雅秀丽。今天一些亦商亦儒者的书房，恐怕多数都是走这一路。但是，这不仅需要有美学遥想，更需要有经济学的支持。

无论如何宽敞或狭小，书房首先是一种建筑空间。书房无需豪华，能做到宽敞已经很能使人羡慕。但是，真正具有象征性意义和激动人心的书房可能是狭小逼仄的，它的位置可能不在客厅旁边，而在屋顶上的阁楼。 近代以来的诗与思想史上，“阁楼”似乎成了思想的边缘空间的同义词。似乎很难断定，读书人生活的秘密在多大程度上就是书房的秘密或者屋顶上小阁楼的秘密。但我总是相信，在读书人与他的书房之间有着本质上的联系；几乎可以肯定，特定的空间总是带有特定的生活所具有的全部快乐与忧伤，嵌入了读书人的人生履历。

比如写《完全政变手册》（木马文化出版，2011年8月，原著初版于1967年）的著名历史学家和军事战略家爱德华·鲁瓦克的书房。据拜访过他的人介绍，鲁瓦克的家是一座维多利亚式的建筑，从地板到天花板都是书，希腊文、拉丁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历史、战略、情报、武器、战机、导弹，多得令人头昏。在今天进到他家里的人，还必须先把手机电池拿掉，以免被人追踪——我想，喜欢走进像鲁瓦克那样的书房的人，有时可能也会有这种警觉吧。

以研究“空间的生产”著称的后现代思想家亨利·列斐伏尔说，“哪里有空间，哪里就有存在”。或许我们说，哪里有“阁楼”上的书房，哪里就有升火待发的思想战舰。列斐伏尔还说，“为了改变生活……我们必须首先改造空间”——我们则可以说，读书人为了改变生活，必须首先坚守在书房，那是因为书房给予了我们探测生活的眼睛。在这种意义上，我曾经说书房就是磨刀房，在这里一边磨刀一边关注窗外的风云。柳亚子的书房取名“磨剑室”，不也就是磨刀房的意思吗？唐代诗人贾岛有“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之句，几十年在书房里磨刀、磨剑，不就是为了“迎接那个伟大的日子”吗？但是虽说读书就是磨刀，但磨刀还不是行动，读啊磨啊，可能使人反而失去行动的本能。于是，十年磨刀、二十年磨刀，读书人的困惑依旧、读书人的世界也依旧。这就是读书人的宿命。

但不管如何，既然是磨刀房或磨剑室，其气质首先就必须与自由、独立的精神联系在一起；其思想必须与追求真理与正义的立场联系在一起。读书人即使是蜗居书室，于天下风声雨声岂可无动于衷？所谓的坐拥书城，其实坐拥的是思想的武器库，走出书房就应该如跃出战壕。那么，以读书与写作介入社会、批判现实的生活方式，所遭遇的风险、付出的代价必然很多，不必赘言。从这个角度看书房，什么文人的雅致、藏书者的洋洋自得、商贾的附庸风雅、寻章摘句的学者的营营苟苟，其实真的是鸡零狗碎，没有什么大的意义与价值。实际上，书房的景观和价值与人的精神追求、人的思想立场紧密相联。

当然，书房也可以不是磨刀房，阁上小楼也未必就是秘密读书房。鲁迅《自嘲》说“躲进小楼成一统”，历来少有人扣着字眼深究。李欧梵先生却以“最落实的看法”把“小楼”理解为鲁迅在上海的居所中的二层卧室，在那里他“也许偶尔也会有点兴致鉴赏镜台前的裸体版画吧”，李先生如是说。于是有了“小楼”中的人间鲁迅，私人空间中的真实旗手。据说周作人说过：“自己的书斋不可给人家看见，因为这是危险的事，怕被看去了自己的心思。”其实，类似意思的话不止一个人说过。不管是书房还是卧室，总是相对于客厅而言的私人空间，是真正的“自己的房子”。

弗吉尼亚·伍尔夫有一本小书就叫《一间自己的屋子》，她说女人只要有一间自己的房子，就可以平静下来、可以观察门前街道上来来往往的芸芸众生，于是可以写小说了。寻找属于自己的空间，在伍尔夫看来就是活在现实中，就是过一种有活力的生活；而写作，则是为了成为自己——她说这比什么都要紧。这不就是书房最重要的涵义吗？一间独立的小书房可以成为个人在精神上的强大堡垒。埃斯特尔·埃利斯等人的《坐拥书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的卷首语是：“灵魂之药房”，这是古罗马图拉真大帝广场图书馆的铭文。关于书房，我认为没有比这更好、更简洁、更智慧的描述了。好书就是灵魂的补药，书房不就是灵魂之药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