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热津斯基与美国对华军售的开启

近年来，中国军事现代化狂飙突进，其一部分基础则源自中国国防工业于改革开放后开启的两波技术引进浪潮，即自1970年代末起对美国、西欧及冷战结束后对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军用技术的规模化引进。卡特政府后期，美苏“缓和”破裂，为夯实“联华制苏”，美国深化对华转让高端民用技术装备，并开启售华非致命性军用装备，美中防务关系得到大跃进。其中，时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发挥了重要作用。

重苏派与援华派的政见分歧

军事是政治的延续，美中防务关系缘起于双边政治关系由敌对转入缓和，乃至实现有限合作的背景。在中苏关系滑入战略互疑与国家对抗的同时，美国欲求脱身越战泥潭，中方也亟需调整三角战略中的不利境地，同对中国安全威胁较小的美国实现关系转暖，以“联美慑苏”。在“联华制苏”及“联美慑苏”战略下，美、中两国的对外战略发生了现实主义革命。自1970年代初两国关系解冻，至1980年代美国以“非盟友伙伴国”定位对华关系，美中关系的战略和解与抗苏有限合作衍生出冷战转型的全新逻辑。其中，两国防务关系就深刻体现着这种变化。

尼克松福特政府时期，基辛格为首的现实主义战略家便计划开启对华民用技术转让，施行“联华制苏”，迫使苏联尊重美苏“缓和”，就削减战略武器谈判等核心议题配合美国。然而，伴随美苏达成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以及当时中国处于“文革”时期，美国高层决定暂时不再深化美中关系，避免破坏“缓和”。此时白宫就美中关系的定位是对苏“缓和”的子战略，美苏“缓和”更具战略意涵。因此施打“中国牌”加速“缓和”后，主导福特政府对外政策的基辛格就发展美中防务关系的动力有所减弱。这种对苏、对华的等距离外交战略为卡特政府所继承，当时的国务卿万斯更是积极秉持这一战略。

尽管如此，以防务合作、技术输华等谋求推动美中关系、驾驭战略三角演变的构想一直是现实主义者计划预防苏联破坏“缓和”的王牌。而作为其中政策工具的“技术扶华”，一开始便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它会随美国对华、对苏宏观战略的调整而不断变动。

执政前期，对苏温和派的代表，国务卿万斯为首的国务院系统深刻形塑了卡特的对华战略。万斯、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及驻苏大使沃森等人强调苏中平衡战略，美中维持一般的外交及经贸联系即可，不应发展防务关系从而触怒苏联，避免伤及美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等核心外交议题。相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国防部长布朗等人就对华战略形成意见同盟。他们反对牺牲美中防务关系来求取对苏消极“缓和”，主张在经贸、安全等领域制定较明显的中苏差别待遇，压使苏联尊重“缓和”。因此，奉行“单边和苏”的重苏派与旨在“联华压苏”的援华派之间产生了严重政见分歧。

卡特刚上任，布热津斯基便于1977年2月14日致函总统，强调作为“力量中心”的中国在全球战略平衡中的重要性，建议组建跨部际小组研究如何开启对华转让高端技术装备，承接福特时期的美中防务接触并加以全面深化。除去缓解东线防务压力等抗苏功用，出于观察中国正在“告别文革”，实现国家发展道路的全面转轨，布热津斯基坚定认为，“技术扶华”等对华亲善战略是“继续保持、鼓励中国实践改革和开放道路”，“持续减少占人类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对美敌意”之关键。纵观布氏的战略构想，他以罕见的战略眼光高屋建瓴地认识到，发展美中关系是美国面对世界多元政治前景之必须。引导中国这一“第三强权”的现代化方向，按照美国的国家利益与国家意志规约中国的发展，积极回应中国改革派就西方的技术渴求与“四个现代化”目标，从而制度化中国于世界体系，使之成为国际秩序的建设者，是“美国面临的最大战略任务乃至世纪挑战之一”。

万斯对此反应激烈，告诫卡特发展美中防务关系“十分危险”，将激起苏联对美苏关系的“根本性重估”。受此影响，卡特于1977年6月同意对华转让一定的民用技术，但拒绝转让军用技术，更不能开启直接军售，强调美国不会就深化美中关系做“乞求者”。无疑，卡特仅愿开启对华民用技术转让，而禁止售武及转让能造成战略影响的军用装备是其执政初期苏中平衡外交的体现，毕竟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是卡特执政初期谋求“以一纸条约来终结冷战”的核心任务。

但卡特奉行“和苏”外交同时，苏联在欧加登战争、越柬战争等问题上的地缘扩张丝毫没有给予美国面子。特别是欧加登战争期间，苏联和古巴派兵1.7万人介入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战争，构成朝鲜战争后苏联最大的海外军事行动，美国朝野震动。对此，总统北约事务顾问科默、国安会远东小组负责人奥森伯格、总统科技顾问普雷斯等人与布热津斯基及防长布朗一道，均就对华转让高端民用技术乃至直接军售持积极态度，这给卡特造成很大的官僚压力，反映出美国政治精英对于卡特“和苏”软弱外交的不满。1970年代末，苏联的核常军备数量超过美国，积极抢占地缘空间，美苏“缓和”全面遇挫，“和苏”外交凸显不适。外界普遍批评卡特外交“夸夸其谈”、“优柔寡断”，甚至连民主党内自由派人士都认为卡特“说教有余而实力不足”。伴随对苏强硬派布热津斯基同万斯在政争中取胜和外部战略环境变化，1978年起卡特逐渐更受布氏影响，“复归军国主义”，开始对苏强硬。其中，“技术扶华”构成美国反击苏联破坏“缓和”的重要工具。

“扶华抑苏”，支持中国“四个现代化”

经卡特同意，布热津斯基于1978年3月在国安会散发《美国亚洲政策的调整》的报告，深刻反省前一时期的美国亚太战略，决心“全面、系统、有力地调整亚太战略，扭转不利局势”。布氏强调，必须通过“积极大胆地发展美中战略性关系”，还击苏联扩张。就此，卡特政府内部就对华技术转让与发展美中防务关系的辩论告一段落，美方虽仍搁置售华武器，但对华转让高端民用乃至军民两用装备则进入相对主动的实施阶段。

经过斟酌，卡特同意在技术转让领域厘定中苏差别，但“个案审批”原则必须遵循，随即允许部分企业同国务院、商务部等商讨对华民用技术转让可能实施的项目，先期批准包括通讯、原油及矿物勘探、农机技术、质子加速器、地震预测等高端民用技术装备的对华出口。就此，为加速落实“技术扶华”，布热津斯基于1978年5月的访华之行实质性内容大为增加。随同出访的总统科技顾问普雷斯同中方举行闭门磋商，布氏则向邓小平郑重表示，“发展美中关系不是权宜之计，而具有战略意义”，“美国乐见强大、和平且得以自卫的中国”，将加速对华出口技术装备步伐，响应中方“四个现代化”。

在美国开启对华转让高端民用技术装备而暂不开启军售的情况下，布热津斯基说服总统发布指示，白宫“低调鼓励”西欧对华提供“先进技术、军用武器及融资贷款”。同时，白宫于1978年底决议同中方开展核能、航天、发电、高能物理等领域合作，对华出口民用核反应堆。同期，美国航空航天局与中方合作，指导中国接收美国地球资源技术系列卫星的数据。对此，中方表示赞赏的同时，谋求推动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的全面升级，特别是及早开启对华售武。在1979年元月中美建交后的访美行程中，邓小平表达了较为急切的技术引进态度。是年3月，中方第一次向美方提出购买C-130型运输机、反潜机及军用航电设备等军购意愿。8月，邓小平再次向来访的美国副总统蒙代尔表示愿购买美军F-15及F-16战机。但卡特对“缓和”尚存念想，否决上述请求，不愿对华直接军售，仅愿以“个案审批”原则对华转让“非致命性”的军、民两用技术装备。

直到1979年底，卡特就发展美中防务关系仍存审慎，不愿过度刺激苏联，希望给苏联恢复“缓和”留有余地。直至苏军于12月25日突袭阿富汗，维系达十年的美苏“缓和”猝然终结，白宫才转向全面对苏强硬而祭出“卡特主义”，美国对华技术转让亦进入下一阶段，即由“军民两用装备”升级为“非致命性军用装备”。面对卡特外交转轨，防长布朗建议美中联合营建侦收苏军导弹及战略轰炸机情况的超视距战略雷达系统，推动中方分享美军侦察卫星情报。至1980年1月，卡特进一步表达发展美中防务关系的决心，强调虽不售华“致命性武器”，但必须释放“联华抑苏”的信号，“同包括中国在内的关键国家建立相互协作的安全结构，此种结构尊重不同政治信仰，可巩固所有国家的独立、安全和繁荣。”

美国对华军售的开启

1980年1月，美国防长布朗访华，他表示，美方已在转让敏感装备领域做出中苏差别，目前虽不许诺对华出售“致命性武器”，但将根据“个案审批”原则对华转让“非致命性军用技术装备”，先期在军事后勤、通信保障、监听监控等低敏感度领域提升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同期，助理国防部长马基弗与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刘华清举行了数场会晤，得到了中方首批军备需求清单。中方求购的武器和技术包括，具有下视功能和对地攻击能力的机载雷达、脉冲多普勒雷达、脉冲多普勒成像装备、惯性导航系统、微波电子管、军用舰艇声呐、高敏度示波器、用以制造反坦克导弹的红外探测技术与激光引导技术等。同时，中方决定利用美方技术装备，在新疆营建探测距离达2900公里的用以侦收苏联弹道导弹及战略轰炸机情况的天波超视距战略预警雷达。刘华清强调该系统由中方操作，相关情报与美国共享，美方表示认可。

布朗归国后，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飚于是年5月访美，与美方商定了售华“非致命性军用装备”细节。其间，耿飚还请求美国帮助中方对歼八I型高空高速截击机进行现代化改造，以提升中方应对苏联战略轰炸机的能力，这为日后里根政府开启美中最大军事合作项目——“和平珍珠”计划（Peace Pearl Program）埋下了伏笔。5月29日，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罗斯宣布，AN/TPS-43型野战防空雷达、AN/PRC-77型战术无线电通讯设备、AN/TRC-97型对流层通信系统、CH-47型重型运输直升机、C-130H型战术运输机、航空发动机检测设备、M-911型军用载重牵引车、MK33/34型雷达干扰系统以及装甲车辆红外诱饵自卫系统等装备将列入第一批对华军售清单。同时，美方深化对华转让军民两用高端装备，包括高级数控机床、半导体、民用航空制造设备等。至1980年7月，经过审查后可以售华的“非致命性军用装备”种类超过400种。但同时，美国禁止售华作战飞机、主战坦克等“致命性武器”，以及能够提升解放军化学武器、核武器、战略武器及战略投送能力等的相关技术与装备。无疑，在“有限武装扶华”战略指导下，卡特政府制定的扶助中国提升抗苏战术防御力而禁绝提高中国战略进攻能力的美中防务合作限定性原则此时已初具雏形。尽管后来里根政府开启售华进攻性军备，仅提升中方战术防御作战能力的基本原则一直规约着美国对华军售。

对于美中关系跃进，中方也相向而行，对美出口自身储量很大而美方军事工业亟需的稀土元素矿粉及钛、钼、钒等战略矿产。同时，为深化美中联合军援巴基斯坦，中方同意美国军机过境中国领空对巴予以援助。而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统筹，包括中国及美国、埃及、沙特、巴基斯坦参加的援助阿富汗反苏武装计划也于1980年年中付诸实践。

综上可见，在布热津斯基等知华派的积极影响下，卡特执政后半期开始奠定的美中“初步性战略关系”作为重要政治遗产传递到里根政府手中。至1983年，美国确定以“非盟国友好伙伴国”（friendly non-aligned country）的对华关系定位将中国纳入政府间对外军售模式，全面落实卡特政府时期两国达成的军购意愿，并开启对华转让“致命型进攻性武器”，将美中抗苏伙伴关系与对华军售推向高潮。无疑，中美关系由解冻到和缓再到合作，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最为重要的战略契机与外部条件。而将曾经排斥“现代化”的“清教”中国重新拉入国际社会，以构建更为稳定的国际和平秩序与治理框架结构，正是布热津斯基等战略家与外交家所认为的最有利于美中两国共同利益的战略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