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县脱贫·驻村记｜包村队长何正国：百姓脱贫了，更有成就感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辟了治国理政新境界。今年是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实施“十三五”规划的关键之年，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5月18日起推出“砥砺奋进的五年”专栏专题报道，将充分展现五年来党和国家改革与发展的辉煌成就。今天讲述的是贵州盘县贾西村驻村干部何正国的故事。

从课堂转场“三变”，何正国的足迹一直未曾离开过贾西、海坝两个原点。

八年前，他在服务着贾西、海坝等5村的关口小学担任过校长职务；现在，他担任盘关镇“三变”改革办公室主任，同时兼任贾西村包村工作队长。在此之前，他还兼任过海坝村的驻村干部。

尽管在盘关镇政府工作已7年多，但在贾西、海坝两村，何正国的群众基础依旧稳固，大部分老百姓还是习惯称呼他为“何校长”。

贾西、海坝两村曾是贵州省一类贫困村，因自然条件差、教育资源稀缺、农村产业单一、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等致贫因素，致使大多青壮年举家外出务工就学。

“当时那些情况让我感知了空巢老人的孤独、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缺失的无奈，孩子们泥滑烂路步行两小时上学的困苦。我一直在想，唯有经济发展、环境改善、交通便利、信息通畅，农村才是孩子们的乐园。”何正国回忆道。

如今，现年40岁的何正国，早已从教师的身份切换成了一名驻村扶贫干部。从2016年起，他日思夜想的就是希望通过“三变”改革，让贾西、海坝两村的老百姓全面脱贫致富奔小康。

“农村基层工作苦、工作压力挑战大、‘三变’改革推进难，但我觉得，以我个人的绵薄之力，在产业助推脱贫的工作中，能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做贡献、能为群众做点有意义的事，我觉得值。”近日，何正国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说。

从课堂转场“三变”扶贫

澎湃新闻：在担任镇“三变”改革办公室主任前，你做过哪些工作岗位？

何正国：1999年7月，从六盘水师专毕业后，我分配到盘江中学工作，担任了六年多的教师。2005年9月，调盘江镇关口小学工作，担任了三年半的校长；2010年3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借调到镇党政办公室工作；2011年底起，担任镇计生办副主任；2012年11月至2015年3月，担任镇党政办公室负责人，后来又担任过镇小康办主任。盘江镇和断江镇两镇合并成盘关镇后，调入“三变”办任主任。

澎湃新闻：从教师到乡镇干部的身份转换，日常工作中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何正国：原来当老师和校长的时候，总体工作还是比较单纯的，接触的对象都是未成年人，有时候也会接触家长，了解的层面基本都是教育方面的问题。转到镇政府工作后，接触的面就宽了，关注民生、百姓疾苦就变成了日常工作中的主要内容。2015年1月，受盘县县委组织部委派，到海坝村驻村担任驻村干部，接触基层就更多了，在海坝村驻村的时间一直持续到2017年1月。驻村工作时，跟当地的老百姓有了紧密地接触，涉及的工作层面由原来的教育，切换到计划生育、产业、扶贫、乡村建设等方面。

澎湃新闻：你第一次听到“三变”这个词是什么时候？当时内心是怎么想的？

何正国：2013年9月，我还在镇党政办公室的岗位上工作，第一次从报纸上和电视新闻上看到“三变”改革的概念。当时对市里提出的新政策改革方向也比较关注，但最初对“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概念也不是很理解，后来通过了解案例和政策文件理解了这一改革政策，就是发动老百姓用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把分散的土地聚集在一起，让土地能够连片，规模化发展产业，就有了土地资源，否则靠零散土地发展农业的话，成本会很高，产品要进入市场就会有比较大的困难，成功的机率也不会高。通过“三变”的方式，把土地聚集起来，发展山地特色农业，只要规模化发展，就会有大批量农产品出来，延长其产业链，通过加工或打通销售渠道，农产品就容易销售出去，生产的成本也就会降低。

农户入社率高达86.9%

澎湃新闻：盘关镇开展“三变”扶贫工作的背景是？

何正国：自从党中央要求2020年全面脱贫后，县委、县政府给我们下的任务也是比较重的，力求在2018年要全面脱贫。历史的原因，盘关镇的贫困面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扶贫的压力也是比较重。在盘关镇最主要的脱贫方式就是靠经济转型，原来这一带素有“江南煤都”之称，从三线建设时候一直到2012年以前，主要是以煤炭产业为主，依靠煤炭产业来拉动当地经济发展；当地的农业并不发达，基础比较薄弱，农业在整个经济中的占比不大。许多老百姓在人均土地不足2亩的情况下，完全靠土地来生存就会变得很困难，大部分家庭要么到附近的煤矿当煤炭工人，要么选择到广东、浙江一带打工，家庭收入来源主要靠外出务工收入。

2012年后，国家产能政策调整，煤炭行业的行情不景气，即便在矿上当煤炭工人，收入也减少了，这种情况下，老百姓的收入也受到了一定影响，地方经济发展也面临比较大的压力，经济不得不转型，转型的突破口就是从工业转向农业。

盘关镇是深山区、石山区，煤炭开采过程中或多或少对当地环境造成了一些影响。从工业经济转型到农业经济最困难的是，原来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都分到各家各户，分散后人均占有耕地少，专职搞农业的人群比较少，从技术、资金、发展理念等方面，都与当下的市场经济不能对接，这种情况下六盘水就提出了“三变”改革。“三变”改革的雏形是2013年就开始提出来了，通过两年时间，（“三变”的）理念、方法、措施就越来越具体。盘关镇全面推行“三变”改革是从2015年10月份开始的。

澎湃新闻：和之前的农村集体经济相比，“三变”政策有什么新的内涵？

何正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土地下户前，靠集体经济，大家一起出工，一起拿公分，分口粮，形成了大锅饭、平均主义，大家干多干少一个样，没有奖优罚劣的措施，那时候有人在干、有人在看、有人在混，不利于当时经济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把土地下户给老百姓，最大的好处就是调动了老百姓的积极性。“三变”政策是在原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确保老百姓利益不受损，我们在“三变”过程中提出了保底分红。企业或私人老板用土地发展产业，不论产业做得成功与否，每亩土地400—700元的保底分红是必须首先要保障的，有了这笔保底分红，与老百姓原来种得最多的玉米、土豆相比核算，保底分红比原来的纯收入还是有所增加的。“三变”政策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对土地使用的一种新的突破，但收入还是归家庭，并未打乱原来大的分配方式。

澎湃新闻：目前，盘关镇的“三变”改革工作情况是？

何正国：盘关镇28个村（居），居委会是城镇所在地，没有农业土地，剩下的21个行政村都成立了村级合作社，都通过“三变”的方式，发动老百姓用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合作社。全镇农业人口16725户，47677人，通过成立村级合作社，发动农户入社，入社的家庭有14530户，入社率达到86.9%。盘关镇的主导产业是刺梨，全镇土地确权的耕地有11.3万亩，刺梨栽种面积就达5.63万亩。

院坝夜会

澎湃新闻：在驻村、包村做“三变”工作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不理解的老百姓？你是怎么做思想工作等？

何正国：当然有，作为驻村、包村干部，对于老百姓的不理解，做的最多就是对不理解的老百姓采用面对面算账的方式，跟他们交流沟通，让他们理解这个政策给他们带来的好处。

2016年6月，在我原来驻村的海坝村，就有一个事例。海坝村为了发展旅游业，镇政府希望在卡河水库周边栽种人参果，既让它变成景点的一部分，同时也供外来游客采摘，形成一个新的旅游亮点。但人参果不是当地的传统农产品，是从六盘水水城引进过来的一种新产品，在栽种之前老百姓既没看过，也没尝过。

海坝村有一个叫岩脚寨的自然寨子，在推进人参果种植过程中，他们总是觉得还是要种传统的苞谷，对栽种人参果非常排斥、不支持。刚开始不支持，他们提出的要求要么是先把土地入股的保底分红付了，要么是先把土地丈量了，但刚好是在播种的季节上，时间比较紧，如果先把保底分红付了，再去丈量土地，再扯一下皮，没有半个月的时间是完成不了的。

那时，刚好种苞谷的时间已错过了，如果再不通过“三变”的方式把人参果种下去的话，那么老百姓这一年的收成就没有了。当时合作社人参果的种苗也已经订好了，再不种的话也没时间了。老百姓和合作社心里都着急，如若错过，一方面是无法完成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另一方面是误了群众一年的收入，对上对下没法交待。

为此，在岩脚寨子的一户人家院坝里，我们召集全寨的群众，站在昏暗的灯光下，开了一场院坝夜会。会议是从晚上7点半开始的，夜会主题就是人参果到底是种还是不种。我给他们分析，种了有哪些好处；如果不种，将会受到什么样的损失。

当时宣讲的时候我入情入理，用算账的方式告诉老百姓，如果地不种，补种其他作物肯定达不到400元/亩的产值；种了，不论人参果挂果成功与否，400元/亩的保底分红是有保证的，而且种的过程中，不是合作社一家可以完成的，几百亩同时推进，需要大量劳动力，想干活的就可以参与务工，最低50元/天，每户家庭只要产生40天务工，至少有2000元收入，这样就比补种其他农作物的收益要高。

当晚的院坝夜会开了两个多小时，差不多开到晚上十点钟结束。在会议快结束时，我做了最后表态，希望明天合作社带人种植人参果的过程中没有阻扰，先支持种下人参果。当时，我说村合作社是跑不了的，土地丈量的工作，可以在人参果生长的这段时间丈量和复核。

两个多小时院坝夜会，没人离席、插话，直到会议结束的时候，有人对“保底分红什么时候到账，到不了账找谁”进行了提问，我也当面作出了回答。最后，我说天也晚了，大家劳作了一天也辛苦了。在要离开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到了群众的掌声。尽管那晚院坝夜会开得很晚，但后来通过事实证明，开这样一场夜会是值得的。院坝夜会后，合作社栽种人参果的时候就没人再阻扰了。

“老百姓脱贫致富了，让我更有成就感”

澎湃新闻：老百姓不理解“三变”工作，你认为他们最大的担心是什么？

何正国：一是他们担心保底分红能不能按期支付；二是种下去的农产品能不能成形，成形后有没有收益。如果产业布下去不能转化成产值，老百姓的利益没有保障的话，他们是不会支持的。针对这些问题，从县到镇都是做了通盘的考虑。比如，盘关镇打造“刺梨之乡”，种植5.63万亩的刺梨，销路在哪里，县里是有通盘考虑的，县里考虑到县上刺梨加工企业的加工能力不足，已经着手在开发区建第二加工厂了，这样就保证我们的刺梨挂果后，可以流通到加工环节，转化成产品，再流通到市场。

澎湃新闻：如今老百姓对“三变”政策是持什么态度？

何正国：由最初的反对，到现在的大部分老百姓都支持。刚开始的反对主要是不理解，不理解的主要是他们担心土地会被强行占用，特别是他们对土地承包权、所有权、经营权没有搞清楚，现在通过“三权”分置，让他们理解了，尽管土地拿出来到合作社入股，用来统一发展某个产业，但是承包权还是在农户手中，合作社使用的仅仅是经营权，这一用地的方式就更加灵活，也为规模化发展贵州的山地特色农业提供了基础条件。

澎湃新闻：做“三变”、扶贫工作，跟以往工作相比，哪个压力挑战大？

何正国：“三变”改革是一种探索性的工作，在初期尝试的过程中，很多地方可能与现有的发展方式相比会有所突破，一方面要让老百姓理解、支持，但另外一方面又不能违反现有的法律和规则，在这样的空间中进行探索摸索，有时候会觉得压力和挑战比以往的工作都要大。

在当老师、校长的时候，看到孩子们能够正常的入学、上学，成绩变好了，学校发展好了，就会很有成就感。在做扶贫工作、“三变”工作过程中，通过两三年的发展，老百姓一改原来贫穷的局面，他们收入增加了，生活质量提升了，最终脱贫致富了，这种感觉来得很直接，与以往工作相比，更加让我有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