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整治涉农扶贫领域“蛀虫”，三年查处三万五千余人

“精准扶贫”，这是近年出现频率非常高的词汇。为确保实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中央和各级财政不断向贫困地区输送资金支持，仅去年就已突破1000亿元。这一笔笔庞大的资金，如何保障专款专用、服务民生？

对于涉农扶贫资金的使用和监管，规范化机制近年已逐渐建立。但一个个来自基层的案例显示，仍有贪腐“蛀虫”试图以虚报冒领、截留私分等手段，染指宝贵的扶贫资金。

从2016年起，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国务院扶贫办共同开展为期五年的专项工作——集中整治和加强预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从最高检获悉，2016年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人数，超过2015年的两倍；三年来，全国检察机关共查办涉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35240人。

从查处的案例来看，我国部分地区扶贫资金的使用与监管，仍存在薄弱环节。如何加强打击和预防，已成整治涉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关键环节。

村民“搬迁安置”竟是虚构，五村官骗取扶贫款42万

今年64岁的宋杏文没想到，村支书拿走自己的身份证，是去冒领关于“搬迁安置”的扶贫款。

宋杏文是广东五华县棉洋镇双璜村人。双璜村地处偏僻，距县城50多公里。2013年广东省安排专项资金，对不具备生产生活条件的贫困村庄进行搬迁安置。时任双璜村支书的宋富强和另外4名村干部，打起了“歪”主意——虚构搬迁安置项目。

宋富强等人以14户贫困村民整体搬迁为由，收集农户资料上报，并通过疏通关系获得审批——每户村民获得上级安置补贴3万元。

“项目”通过审批后，宋富强等人以各种理由骗取农户的身份证原件。“宋富强说拿我的身份证去登记一下，我就给了他。”村民宋杏文回忆，一周后宋富强返还了身份证。那时他根本不知道有“搬迁安置”这回事。直到一年后检察院工作人员上门调查，宋杏文才发现“上了当”。

五华县检察院检察官李永强介绍，宋富强等人骗取村民身份证后，到银行开户，冒领了14户农户的“搬迁安置”补贴共42万元。

法院判决书显示，双璜村时任村干部宋富强、宋宗庆、宋胜香、宋思贤、宋少良5人，将虚假申报的扶贫资金进行私分，宋富强分得8万元，其他4人各6万。所剩10万元，宋富强送给了棉洋镇扶贫办主任廖世杜、五华县扶贫局副局长李国根——廖、李二人各得5万元。

“因为项目的审批和资金的拨付，都要经过县、镇扶贫部门把关，所以宋富强送钱给扶贫办干部。”五华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彭宙介绍。2015年7月，宋富强被法院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一个月，并处没收财产3万元；其他4名被告人均被判刑五年，并处没收财产2万元。

双璜村五名村官“蛀虫”的案件并非孤例。最高检近年多次公布涉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典型案例，其中包括：

四川合江县龙口村委会原副主任张云毕、文书李星科，骗取、贪污危房改造扶贫款9.2万元；云南丘北县温浏乡政府原秘书余勇，利用担任令冲村党总支书、村委主任的便利，贪污民政部门发给4名孤儿的基本生活保障补助金7.2万元；重庆市黔江区塘莲洞村原支书唐明发、主任董连发、文书杨华，骗取、贪污用于土地复垦的扶贫资金127.2万元；海南省澄迈县扶贫办原主任陈儒成，在扶贫物资采购和扶贫基础建设过程中，先后收受他人贿赂共101万元。

今年公布最新涉农职务犯罪典型案件时，最高检反贪污贿赂总局四局负责人介绍，此类案件多发生在基层，多数案件涉案金额不大，“但都是关乎贫困群众切身利益的资金，这些钱被贪污、侵占、挪用后，造成的影响十分恶劣。”

从贫困群众“口中夺食”？最高检联手国扶办集中整治

四面环山，溪水绕村而过，闽东的赤溪村被称为“中国扶贫第一村”。1984年，《人民日报》刊发关于“穷山村”赤溪的读者来信，引起党中央关注。此后，一场持续三十多年的扶贫战役在中国广袤大地拉开帷幕。

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从“区域性扶贫”到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的递进式帮扶，三十年间，我国扶贫“攻坚”政策几经调整。2013年11月，习近平提出“精准扶贫”的治贫理念。两年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要求“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经过三十多年“输血”、“造血”，各地扶贫村加速了发展步伐。赤溪村的年人均纯收入，就从三十年前的166元增至现在的15696元。今年，赤溪村的另一个变化引人注意——福建省福鼎市检察院在“扶贫第一村”设立检察服务岗，将检察服务和监督的触角延伸至村、户。

扶贫攻坚如火如荼之时，反腐倡廉一系列举措亦在涉农领域展开。2012年起，全国检察机关开展了为期两年的集中查办、预防涉农惠民领域职务犯罪专项工作；2016年2月，最高检察院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下文，在扶贫领域开展为期5年的专项工作——集中整治和加强预防职务犯罪。

广东梅州市检察机关查处的“养猪场补贴案”，就是涉农职务犯罪的一起典型案例——梅州辖区八个县市区的原任或现任畜牧局长涉案落马，31人被查。

这一系列案跟“养猪”有关。2014年，发放广东省生猪养殖补贴1.2亿元，其中下拨梅州市的生猪养猪补贴约1千万元。补贴发放按养猪场规模分为15万元至80万元的四个档次。

按规定，生猪补贴须经过申请、审批、公示、验收等多个环节，但梅州市大量补贴资金仍被以虚假申报的形式骗取：有的根本没有养猪场，有的夸大数字达不到标准，有的是新建猪场违规申报。

2015年介入调查的办案人员介绍，畜牧部门的审查人员玩忽职守是案发重要原因。如蕉岭县福北村虚报“３５亩养猪场”，申报者将审查人员“忽悠”到另一家养猪场去，审查人员也不辨真假地通过了；兴宁市畜牧局一名干部持有某养殖场的股份，该养殖场不符合补贴标准，他就自己编造申报材料骗取国家资金。

据了解，该系列案涉案金额超过7000万元。被查公职人员中包括原任或现任县级畜牧局长8人、副局长9人，农业局长2人、副局长1人，发改局副局长1人。这些人多数有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行为，少数人受贿贪污。

澎湃新闻近日从梅州市检察院了解到，该系列案已经判决。兴宁市畜牧兽医局原局长吴会权被判刑五年六个月，其他涉案人员也被依法判刑或免于刑事处罚。

梅州作为农业大市，严查涉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为全省提供了经验。据广东省检察院副检察长李粤贵介绍，2015年和2016年，全省检察机关查处涉农领域职务犯罪案件1766件、2335人；2016年至今年4月，查处扶贫领域职务犯罪118人。

而从全国范围来看，来自最高检的数据显示，过去3年间，全国检察机关共查办涉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35240人；仅2016年，全国检察机关就查办涉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1.1万余人，其中扶贫领域1892人，比2015年上升102.8%。

涉案多为基层“小官”，征地款和惠农补贴受“青睐”

一层100多平方米的新房，正门上方刻着“关德居”三个金色的楷体字。这是鸟坑村村民高乃闸的新家。

55岁的高乃闸皮肤黝黑，操一口潮汕方言，是广东惠来县鳌江镇鸟坑村的瓜农。因为原来的住宅已是危房，他于2013年申报危房改造补助资金，花十多万建成新房——这些钱，大部分是子女在外打工寄回来的。

按照当时的危房改造补助政策，高乃闸可获得1.5万元补助，这些钱会打到他的个人存折上。“我根本就不晓得，原来还有存折。”高乃闸说，他只是从村支书高朝胜手上拿到8千元现金。直到惠来县检察院立案调查时，高乃闸才知道，高朝胜当时拿走他身份证是去信用社开户。后来补贴由高朝胜直接取走，其中7千元被其据为己有。

2016年6月，高朝胜被惠来县法院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十万元。判决书显示，2013年7月至2014年8月，高朝胜利用担任鸟坑村支书兼村委主任的便利，截留侵吞13户住房困难户的危房改造补贴8万元。

“这类案件主要集中在基层组织，特别是农村‘两委’发案较多。”李粤贵介绍，从2015年1月至今年4月，广东检察机关立案查处涉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2468人，来自基层组织和乡镇站所的人员分别占35.4%、17.4%。“农村‘两委’人员查处685人，其中村支书和村主任410人。”李粤贵分析，此类案件窝案串案特征明显，“内外勾结、合伙作案现象相当突出。”

据了解，扶贫领域的职务犯罪多发生在资金的分配发放环节，以贪贿类犯罪最为突出。犯罪形式包括合伙“私分”扶贫款、虚报户头“吃空饷”、虚报项目套取资金等。

从涉案范围来看，涉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主要集中在资源、资金密集领域。李粤贵介绍，近两年广东查处的此类案件中，农村土地征用补偿和支农惠农政策性补贴，这两块领域的职务犯罪所占比例较高，分别占29.7%和20%。

比如广州市从化区检察院2015年查办的贪污征地款案，就是一个典型的征地领域案例。经查，太平镇共星村支书蔡某等9人伙同镇征地组两名工作人员，向被拆迁农户“先买后征”，共同侵吞征地补偿款353.86万元。

基层涉农扶贫领域为何案件频发？侦办双璜村宋富强窝案的五华县检察官李永强认为，内部和外部的监督不力是主要原因，“从内部看，村务不公开，村民不了解政策和资金去向，无法监督；从外部看，扶贫项目审批、验收，资金的拨付和使用，存在监管不到位的情况。”

重拳出击下的“大数据”与动态监督

为配合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打击和预防，国务院扶贫办、财政部今年组织28个省区市，对832个片区和国家扶贫重点县近四年的专项扶贫资金进行检查。

据统计，此次专项检查共发现问题1339处，其中违规1038处，违纪违法301处；给予党政纪处理1102人，移交司法机关129人。

在整治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专项工作中，检察机关不仅瞄准乡村基层组织，严查扶贫资金“最后一公里”的使用，还对扶贫部门资金审批环节加强监督，查处了一批扶贫系统公职人员。

近年查处的扶贫部门职务犯罪人员有：海南东方市扶贫办原主任符方敏、临高县扶贫办原主任符乃文，河南温县扶贫办原主任赵京洲，湖北宣恩县扶贫办原副主任谭发兴，贵州沿河县扶贫办原副主任杨再畅，广西上林县扶贫办原主任周德刚，甘肃陇南市武都区扶贫办原主任董社有等。

此类案件的犯罪形式主要体现在，工作人员利用手中职务，为他人在扶贫资金审批、扶贫工程承揽等领域谋利，所涉罪名主要有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等。

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指出，专项行动的展开要将严肃查办和积极预防结合起来，“要关口前移、惩防并举”。

如何有效地加强职务犯罪预防？检察机关常采用最直接的方法：通过案件查办发现监管漏洞，提出检察建议，要求相关部门完善管理制度。以广东为例，全省检察机关两年来发出涉农扶贫领域检察建议392份，开展预防调查217次。

以案释法类的法制宣传也是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的重要手段。今年四月来，山东淄博市淄川区一些乡镇集市出现的双面电子屏“检察大篷车”，就颇具宣传效果。

“关口前移”成为检察机关的流行语。贵州省检察机关在全省200个重点贫困乡镇，设立了民生资金保护检察联络室，并发展“一村一名”预防志愿者6471名；广州从化区检察院也通过向农村基层派驻检察室，整合各类资源，对涉农资金流转实施动态监督。

今年5月中旬，宁夏检察、发改和扶贫三部门办联手，对彭阳、泾源等地的4个易地扶贫搬迁重点工程，实施职务犯罪预防监督“挂牌督办”。据了解，对重点项目挂牌督办，正是最高检今年部署专项监督工作的重要内容。

在互联网技术发展迅猛的今天，现代科技也被运用到职务犯罪的预防工作中。

安徽省霍山县检察院今年联合有关单位，运用“互联网＋”开发涉农资金监管软件“民生工程资金监管平台”，借助“大数据”开展惠民“一卡通”资金专项清理，一个多月就收到主动退还的违规资金近百万元。

四川省绵阳市检察机关与扶贫部门共同开发了扶贫专用APP软件，安装在贫困户手机上，实时推送扶贫政策和项目资金发放流程，以便扶贫对象及时查询比对。

查办双璜村原支书宋富强窝案后，广东五华县检察院发现了“村务公开难”这一基层症结。从2016年6月起，该县检察机关联合乡镇政府，搭建村级预防涉农职务犯罪的微信公众平台。各村微信公众号由专人管理，及时公布村级财务以及涉农扶贫项目审批、资金发放等情况。目前，这项工作已在全县412个村推广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