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隔路闻香 | 说说官样与民窑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艺术文化自我毁弃，经各种混淆视听之论的误导，艺术为大众的西方现代思想成为时髦。明显的一个方面，就是在对宫廷艺术保守、僵化、繁缛、以及文人艺术形式主义的一致批判之后，转而对于民间粗放、率意、生动一面的高度激赏，却未曾料想此后集体审美水准的滑坡。

2013年的国庆长假期间随朋友去了一趟景德镇的真如堂，一家颇有口碑的工作坊。

2003年起，像这样的画瓷已有很多次了，这次行前，照例准备了一些画瓷的稿样和画笔，踌躇满志的想要弄出几件有意思的文房器物。总以为就自己对瓷画的把握，官窑不敢攀比，但弄出一些民窑精品不至于太难。然而经验总是那么的相似：一旦落笔，心中就不再乐观，感慨自己学艺不精之外，倒生出许多对于古时匠人的敬佩来。

以这十几年间所见，艺术家赴景德镇画瓷者真是多如过江之鲫。不伦不类的瓷上水墨，故弄玄虚的现代抽象，高深莫测的文人简笔，加上低成本高产量的大路瓷作，留下“瓷都”景德镇触目可见的名家之作、以及满条仿古街的粗制滥造。

设若此类“民窑”作风充斥，“中国”还是CHINA吗？

2013年画瓷期间，“香港苏富比四十周年晚间拍卖”开场，10月8日，一件画工精湛、釉面细腻如脂的明成化青花缠枝秋葵纹宫碗以1.4亿港元成交，相比目前整体艺术品市场的平淡，这是天价，然而也在于它是一件成窑精品！

而我却由此想到了明清景德镇的御窑或官样制瓷。

比如在成化之前，《明英宗实录》“正统三年”（1438）有：“命都察院出榜，禁江西瓷器窑场烧造官样青花白地瓷器于各处货卖及馈送官员之家，违者正犯处死，全家谪口外。”

其所谓“官样”，在明代是指皇家用瓷的式样蓝本，以供御窑场依样制造。而御窑瓷器的烧造，不仅解决日用所需，同时也用作宫廷庙堂的礼制和礼仪。因此，这些瓷器几乎没有成本之虞，而是倾注国家力量，标榜其规模和质量。说它封建也好，说它专制也罢，但总之，御窑生产集中体现出了中国制瓷艺术的精品意识并留下历朝的典范；即使其中批量化的“大运瓷器”，也远非坊间之作可比，苏富比这次成交的“宫碗”，正属此一类。

对这方面的理解，一向最为人注目的宋代汝窑单色瓷器也是一例。

今天人们所认知的汝窑，是陈列在世界各大博物馆中不足百件之数的汝窑瓷器，全球私人所藏仅数人而已。然而，根据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首先发现并确认汝窑窑址的叶喆民先生的考察：“该窑供御的精品，不过是四十年左右的鼎盛春秋，而数百年间富有民间气息的各种‘粗器’才是它的主流。”其鼎盛，“大体在宋元祐元年至宣和末年（1086-1125）即哲宗、徽宗时期。”

叶喆民先生所论，是基于汝窑窑址残片的整理状况。那些分类之后的瓷片，绝大多数与北方各窑场富于“民间气息”的普通青、白、褐色釉瓷并无二致，真正典型的汝窑天青釉，他当时（1977）只寻得了一片。

显然，正如民谚所云“纵有家财万贯，不及汝瓷一片”，而这“汝瓷一片”，则并非今日汝窑址所遗的各色普通瓷片，而是北宋之末汝窑供御之瓷的残片。

宋时，陆游《老学庵笔记》说“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叶置《坦斋笔衡》说“本朝以定州磁器有芒不堪用，遂令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

文中这一“令”字颇值得玩味，道出皇家趣味对于官手工业的推动。联系同时代处州（今浙江丽水）所产青瓷的情况，宋庄季裕《鸡肋编》的“宣和中，禁廷制样须索，益加工巧”，同样说明了宋徽宗时期由内府下颁瓷样，命窑匠依样制造，最终更上一层之事。当然，这说的又该是龙泉窑了。

回到汝窑来看，值得关注的地方在于，若没有那哲宗、徽宗时期的“官样”参与而导向的巅峰，汝窑瓷器也就不是今天这份荣耀的光景了。

本来，中国手工艺制造的优良传统，正如先秦时期《考工记》所说：“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

然而近代以来，中国传统艺术文化自我毁弃，经各种混淆视听之论的误导，艺术为大众的西方现代思想成为时髦。明显的一个方面，就是在对宫廷艺术保守、僵化、繁缛、以及文人艺术形式主义的一致批判之后，转而对于民间粗放、率意、生动一面的高度激赏，却未曾料想此后集体审美水准的滑坡。

不妨可以说，全球化倒也促成了国人的眼界大开，对于中国艺术品价值的综合考量，抛却市场与货币的因素，拍卖的新闻也正当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