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铁摩尔与“新清史”在中国为何会引发不同的反响？

5月20日，“一带一路的边疆实践：拉铁摩尔、中国与世界”暨《拉铁摩尔与边疆中国》出版座谈会在中央民族大学博物馆举行。本次座谈会由中央民族大学袁剑和陕西师范大学黄达远召集，北京大学唐晓峰、昝涛，清华大学沈卫荣，中国社会科学院许建英、宋培军，中央民族大学李鸿宾、张海洋、关凯，上海外国语大学杨成，外交学院施展，新疆大学程秀金，陕西师范大学李如东等学者参与现场讨论。

袁剑：拉铁摩尔在当代中国的学术价值

座谈会伊始，袁剑首先对新书《拉铁摩尔与边疆中国》的编辑缘起进行了简要介绍。2005年，北京大学唐晓峰教授翻译了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的著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该书翻译出版后，立即成为研究边疆问题学者的必读书。作为中国边疆研究中一个不可绕过的人物，拉铁摩尔的影响力开始在中国复苏，他的学术研究价值也重新为中国学界所承认。

实际上，早在20世纪上半叶，拉铁摩尔就在中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年幼时随父母来到中国，并在中国度过了他的童年时光。全面抗战前夕，他曾到访过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有过交往，1940年代又受美国罗斯福总统推荐，担任蒋介石的私人政治顾问。拉铁摩尔对华友好，支持中国的抗战事业，与当时国共双方的最高领导人都有过来往，并对亚太地区的状况有深入的认识。无论是在学界还是在政界，拉铁摩尔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拉铁摩尔在中国大陆学界逐渐被遗忘。随着中国学界对边疆事务的关注以及对于中国自身定位的新思考，拉铁摩尔又重新回到了中国学界的视野之中。

正是在中国学界重新认识拉铁摩尔的背景下，3年前，袁剑和黄达远共同筹划编辑一部国内学者关于拉铁摩尔研究的著作，以期能够帮助中国学界更好地阅读和了解拉铁摩尔。此举得到了三联书店张龙编辑的支持，并得到唐晓峰、姚大力、许建英等学者的大力响应，最终选编出版了《拉铁摩尔与边疆中国》一书。袁剑希望，该书的出版能够为知识界提供一个集中反映国内学界关于拉铁摩尔研究现状、范围和取向的读本，并以此进一步推进国内对边疆问题的关注与研究。在中国数千年的发展历史中，尤其是在元、明、清三个大一统王朝时期，边疆与中原都有着非常密切的互动。边疆与中原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形塑了当代的中国意识。在当代中国重新崛起的过程中，中国需要更好地认识周边的世界。而从现实的知识生成角度来看，广阔的中国边疆区域，正是我们在建设“一带一路”过程中，沟通北上广等国内中心城市与周边及域外各国的桥梁与纽带。因此，无论是从历史还是当下来看，重新认识、理解和阅读拉铁摩尔，观察、研究和思考边疆中国，对当代中国和世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唐晓峰：做学问不能脱离地理学的语境

唐晓峰谈到，他与拉铁摩尔的因缘始自40年前他在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的时期。他在那里的资料室中最早读到拉铁摩尔的著述，萌生了研究蒙古史的想法。1978年，国内恢复研究生考试，他原本想考蒙古史研究权威翁独健先生的研究生。但在了解了蒙古史研究的难度之后，他知难而退，转投历史地理学大家侯仁之门下。然而，在内蒙古工作的人生经历以及由此产生的亲切感情，都使他对边疆问题难以割舍。

唐晓峰指出，任何社会文化形态的研究都不能脱离地理学的语境。每一种典型的社会文化形态都依托于一种典型的地理环境而存在。当我们意欲把某种典型的理论推广到其他社会文化形态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它所处的地理环境，产生一系列的问题。世界上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但很多人在研究时往往忽视了这一点。从地理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地理学的理论认为，我们所处的世界并不是一个均质的世界。如果我们把世界看成是均质的，无限制地把一些结论进行推广，就会出现不必要的麻烦。在唐晓峰看来，我们需要对各种理论进行地理学的“校正”。他以阴山研究为例，指出阴山实际上分为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区域在历史上有着不同的地位和意义。从西向东，阴山可分为狼山、乌拉山、大青山、灰腾梁山、大马群山等地段。位于阴山南部的政权在向位于阴山北部的政权进行军事行动时，面对不同地段的特点会做出不同的决策，反之亦然。近几年，此种情况渐有改观，在阴山区域发现的一些考古遗址，促使学者们开始反思阴山不同地段的特殊性与差异性。而拉铁摩尔关于边疆地区与长城演变的研究，注意到了边疆内部自身的历史和具有特殊发展内涵的长城地带，为观察中国特别是北部地区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当前，学界有一大批青年学者在从事边疆研究，这与唐晓峰在40年前所面临的局面完全不同。他相信，中国的边疆研究将在未来成为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

沈卫荣：“新清史”争论的关键在于“内亚”

尽管沈卫荣是蒙古和西藏研究领域的专家，但他却坦言自己对拉铁摩尔关注不多。在拉氏对中国产生重要影响的20世纪上半叶，他还尚未出生，未能亲睹拉氏的风采；而90年代以后，当中国学界重新关注拉铁摩尔之际，他已经出国留学。尽管他的导师韩儒林曾任中央大学边政系主任，但在20世纪80年代，无论是蒙古史还是藏学，都未能从边疆的角度展开系统性的研究。当中国的边疆问题还未成为一个“问题”的时候，人们更多的是关注和研究当地的历史、语言、文化和宗教，自然也没有对拉铁摩尔给予特别的关注。

奇怪的是，当沈卫荣留学德国、攻读中亚语文学博士学位的时候，国外学界也很少提到拉铁摩尔的名字。沈卫荣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我们究竟该怎样理解拉铁摩尔和他所研究的“边疆中国”？或者说，该怎样理解“内亚”或者“中亚”的概念？沈卫荣曾在国外多个以“内亚”或“中亚”命名的机构学习过，比如德国波恩大学中亚语言文化系，用的是“中亚”的名称。而美国的印第安纳大学，有关的研究在1956—1965年间被称作“乌拉尔和阿尔泰”研究，并在丹尼斯·塞诺（Denis Sinor）教授的领导下于1965年创立了“乌拉尔和阿尔泰研究系”。1993年，在时任系主任白桂思（Christopher Beckwith）教授的领导下，该系又改名为“中央欧亚研究系”（Department of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简称CEUS）。实际上，印第安纳大学研究的主要是满洲、蒙古和西藏问题，后来又增加了有关苏联所辖的几个中亚国家的研究。在哈佛大学，最初的研究也是关于中亚语文学的研究，最早的代表人物是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ael-Holstein）。今天哈佛大学内亚和阿尔泰学委员会（Committee on Inner Asia and Altaic Studies，简称IAAS）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狄宇宙（Nicola Di Cosmo）、欧立德（Mark C. Elliott）和珍妮嘉措（Janet Gyatso）。其中除狄宇宙与拉铁摩尔的研究相近之外，其他人的研究，仍然关注的是蒙古、西藏和满洲问题。就连鼎鼎大名的国际汉学家伯希和（P. Pelliot），主要的研究领域也是中亚语文学（偏重于汉学）。作为一名非学院派的学者，拉铁摩尔研究的范围和高校科研机构所划定的学科范围存在一定的差距。从内亚研究本身的意义来看，我们或许可以理解拉铁摩尔并不受到国外学界重视的因由。

目前，国内外学界都开始关注“内亚”的问题，其中突出的例子就是关于“新清史”的争论。哈佛大学欧立德教授曾把“新清史”研究的内涵概括为三点：一是发现满洲统治下的内亚维度（Inner Asian dimension）；二是主张使用非汉文史料（特别是满文文献）；三是注意全球史的语境。在这三点之中，最重要的是所谓的“内亚维度”。由米华健（James Millward）等人主编的《新清帝国史：内陆亚洲帝国在承德的形成》（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一书，重点就是要论述清帝国具有“内亚帝国”（Inner Asian empire）的特性。米华健等人认为，学界不能局限于用传统的汉化方式来研究清史，也不能用套用朝贡体系的概念。但是沈卫荣认为，这些问题原本并不是什么“问题”。清朝的历史不能用简单的汉化概念去理解，而作为非汉族统治的王朝，所谓的“华夷之辨”、“怀柔远人”也并不是清朝处理与周边族群关系的重要内容。因此从这一点来看，“新清史”确实没有什么“新意”可言。

至于运用非汉文材料，在沈卫荣看来这完全是一种“常识”。他还主张，研究清史的学者，除了满文之外，还需要掌握更多的语文材料，如藏文、蒙文、维吾尔文的材料，只利用满文文献还是远远不够的。当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乌云毕力格教授和他的学生们，已经在利用满文文献研究清史方面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如果有更多懂藏文、蒙文、维吾尔文等其他语文的学者加入进来，那么中国学者的“新清史”研究，相信可以比美国学者做得更好。

沈卫荣认为，当前关于“新清史”的争论，关键问题在于争论双方对“内亚”（inner Asian）的理解不同。米华健认为，清帝国是一个“Chinese empire”和 “Inner Asian empire”的复合体。所谓的“Qing China”，一个是指汉地的中原（China），另一个则是指内亚的帝国（Inner Asian empire），两者合起来组成了一个清帝国（Qing China）。在他们看来，“China”指的只是汉人和汉人组成的国家，“清帝国”不是所谓的“中国”（China）。那么，“China”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所谓的“Qing China”究竟是不是“China”？沈卫荣认为，尽管“新清史”学者力图申明自己的研究仅仅是学术性的研究，没有政治企图，但这种认识确实反映出它背后存在着现实因素的考量，也是引起部分中国学者强烈批判的原因。而部分中国学者用赤裸裸的政治话语去批判学术作品的做法，在他看来也显得不够明智。

李鸿宾：拉铁摩尔与“新清史”为何会引起不同的反响？

同样是研究中国的边疆问题，为什么拉铁摩尔会在当今的中国学界再度产生反响？为什么拉铁摩尔和“新清史”所造成的反响完全不一样？李鸿宾认为，拉铁摩尔的贡献不在于他研究了什么，而在于他通过研究形成了一种方法论和认识路径。拉铁摩尔的重要意义在于，他突破了传统中国社会以自我为中心的认识范式。这种认识范式从春秋时期开始萌生，经司马迁的《史记》而得到奠定，并成为“二十四史”的标准写作方式。中国古代王朝国家建构的范式，基本上是以一个地区性的集团为核心，然后通过武装暴力革命或者强权政治向全国广大地区推进。这种建国方式和政治实践在秦始皇的手中得到新的深化，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观念，形成了一种“大一统”的观念。在王朝国家向周边推进的过程中，如果周边地区能够与农耕经济相适应，相对来讲就比较容易；如果王朝国家要突破农耕经济的范围进入草原地区，相对而言就比较困难。

“二十四史”导致中国人形成以自我为核心的框架系统，再经过近代民族-国家的建设，反过来又强化了王朝国家“大一统”的观念。王朝国家有着中心与边缘之分。“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边缘地区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但是在中原王朝的话语体系中，往往掩盖或抹杀了边缘地区的自主性，并支配着古代汉人的书写模式。进入民族-国家时代以后，边缘地区所形成的狭小空间又被进一步压缩。拉铁摩尔站在中国的外部进行观察，从边疆民族自身的主体性角度来看待中国社会，自然就与传统中国社会的思维模式发生碰撞和冲突，但这种思维范式的冲击却没有引起国人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焦虑。而“新清史”恰恰在这个问题上触动了国人意识形态化的神经。

在李鸿宾看来，“大一统”问题进入到学术层面和进入到意识形态领域，所产生的后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原本的学术问题一旦意识形态化之后，就上升为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又与国家、民族纠结在一起。中国人特别讲究民族与国家的“大一统”，而“新清史”恰恰对“大一统”进行了拆解，因此被部分国内学者视为“政治不正确”。相反，拉铁摩尔却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拉氏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学术层面，是一种思维范式的转换。为什么部分学者对“新清史”尤为反感？因为这种意识形态化的观念不是今天才有的，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从《春秋》的一字褒贬，到司马迁《史记》的道义批判，再到司马光《资治通鉴》完全以国家政治行为书写历史的建构，中国传统的历史书写与其说强调客观本身，不如说是通过客体来维护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有任何人敢于触碰这根神经，都会引起国人强烈的反感。李鸿宾强调说，拉铁摩尔的研究促使我们更加关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多元”的一面，但我们对统一国家中多元文化的强调，也与拉铁摩尔以及西方学术界的思路存在明显的差异。

（注：本文发表受到主办方允准，发言内容尚未经发言者审定，具体内容以主办方后续整理稿为准。其余学者发言内容要点与梳理，可参看后续即将刊发的侧记之二：《边疆议题、知识焦虑与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