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学术民工︱五问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上）

 近年来，中国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当中的地位迅速上升：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实现连续13年快速增长，创下了1456.7亿美元的历史新高，首超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2016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更是达到了1701.4亿美元。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出现稳中趋缓的迹象。不过，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推进，在海外投资领域，中国企业的身影料将更为活跃。在此形势下，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5个问题：

中国企业为什么进行海外投资？

半个世纪以前，美国企业刚刚起步对外投资，当时主要考虑是离欧洲、亚洲等目标市场太远，以及欧洲这类市场存在一些贸易壁垒。所以当时对美国企业而言，市场在哪里，企业就到哪里投资。后来日本企业也开始对外直接投资，不过日本的主要考虑是劳动力、土地这类生产成本上升，于是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一开始主要布局于东南亚，在这些地方生产完了之后，再出口到欧美市场。

但是，和历史上的美国模式（最终需求驱动）、日本模式（生产成本驱动）相比，现在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有不同的特点。比如，中国企业在海外大量投资于能源、矿产等自然资源，同时通过并购等手段，中国企业也在获取欧美的专利技术、研发能力，甚至是中高端国际品牌。所以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是在全球市场寻求国内缺少的资源、技术和品牌，这些东西因正是我们所缺少的、是一种补充。所以有研究者（姚枝仲，2011）将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概括为“价值链延伸”。

此外，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格局，也是国内市场生态环境的一种外化。比如，一些民营企业到海外投资，一部分原因正是由于国内市场受到了国有企业的挤压、生存空间极为有限，这些企业在某种意义上是被逼出去的。而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动机则五花八门，有的是为了扩大市场份额、有的是为了服务于国家战略，有的原因则令人啼笑皆非。最后，从短周期来看，由于201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导致的资本外流加剧，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当中也隐藏了一部分资本外逃。例如2017年3月，就有高层警告某些企业借海外收购足球俱乐部转移资产。

总体上，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呈现出“价值链延伸”的特点，这和美国、日本历史上的起步完全不同。这样的特点，对国内产业的影响、对全球价值链的重构，都有不同的含义。因此，关于企业海外投资的动机、驱动因素的研究，也关系到后面其他问题的回答。

企业海外投资，投到什么地方？

如果一国的法律体系完备、政府管制较少、腐败程度较低，通常我们将其称之为“制度质量”比较高的国家。很长一段时间，理论界都认为，制度质量越高，就越容易吸引到外商直接投资。反过来也就是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也会更多地投到这些“制度质量”较高的国家。

但是最近的一些研究发现，制度质量未必是一个好的解释因素。因为在欧美一些制度质量较高的国家，中国企业反而不适应当地环境，表现出水土不服。而在拉美、非洲一些制度质量并不高的国家，却相对比较容易适应。最近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制度距离”。在这种逻辑框架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会倾向于选择和中国“制度距离”比较近的国家。

这方面，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大学的林越（2016）博士检验了在拉美投资的中国企业行为。有趣的是，他发现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以及不同行业的投资，对制度距离/制度质量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反应机制。

一旦国际经济学家提到“距离”，他们经常会考虑国际贸易中的“引力模型”。事实上，这个模型也被广泛应用于国际投资当中，解释企业对外投资的空间分布。考虑“制度距离”的因素，也是对引力模型的完善。不过，跨国投资涉及到汇率风险，尤其在一些汇率极具波动性的发展中国家，这是个比较大的问题。比如赞比亚的货币是Kuacha，有一年这个货币咵嚓一下就贬了50%，导致中资企业蒙受了很大汇况损失。因此，也有研究者加入了汇率风险来分析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李平、于国才，2017）。

从投资空间来看，特定的地区还有特定的历史文化和政治背景。比如中非、西非国家，历史上的宗主国是法国。在法郎区时代，各国中央银行均在法国财政部设立“业务账户”，并将其大部分外汇储备存入这个账户，以保证其货币与欧元的自由可兑换，而法国财政部则扮演着法郎区央行盟主的角色。在欧元区诞生之前，非洲法郎一直与法国法郎直接挂钩，其后改为与欧元直接挂钩，但是这种货币合作机制始终是根本。

和法国在该地区深耕几个世纪的历史相比，中国金融业在该地区的布局几乎是空白，中资企业在该地区投资所需要的金融服务就难以得到满足。因此，在这样的地区，中国首先就需要寻求与法国的合作，利用三方合作的形式来开展国际投资。这个思路也同样适合于中国与英国（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合作。

在欧美发达国家本土投资，中国企业面临的则是另一个问题。除了传统意义上要处理好与媒体、公众、政府的关系，欧美的社会生态环境中还有一些特殊的因素。比如，在福特考虑出售沃尔沃之初，洛希尔公司（又译作罗斯柴尔德）就担任了这次并购行动的顾问。得知这一消息后，洛希尔公司很快将这一消息告知了吉利，并作为中间人起到了引荐和撮合的作用。在国际并购当中，具有卓著声誉的中间人，也是并购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另外，欧美智库也是社会生态环境中的特殊因素。比如美国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在美国国际经济政策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也发挥着意见领袖的作用；再如中国一家企业收购德国的化工企业，德国人被惊到后，当地媒体采访的就是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Kiel Institute for World Economy）；再如布鲁塞尔的Bruegel研究所，就经常参加欧盟和各国议会的听证会，参与各种政策辩论。

这些智库不仅是上流圈层的接触平台，也会对公众舆论、国家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一些中国的跨国企业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开始积极加入欧美的顶级智库作为企业会员，通过这种方式融入到当地的社会生态当中，促成东道国对中国企业、中国经济的认识能够更加客观和公正。在这方面，笔者有幸参与、见证了这一过程。2014年，国内某著名企业和Bruegel的第一轮合作磋商，地点就是我们研究所的会议室。

上面我们已经提到了对两个问题的关切：为什么投资？投资到哪里？此外，我们还将进一步提出另外三个问题：中国企业怎样进行海外投资？投资的效果和影响如何进行评估？政府在此过程当中应该发挥何种作用、如何去发挥这种作用？

上述每一个问题的回答，不但需要理论，而且还需要我们去大量的接触现实。现在来看，理论还滞后于现实进展。所以笔者提出了这些问题，并不是试图直接给出答案，而是给出理论研究去追赶现实的一些方向。在下一篇专栏中，我们将继续提出后面三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