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萧条之下的美国校园

1929年秋出现的股市崩盘引发了一轮螺旋式的下跌，最终于1932年经济陷入瘫痪。对高等教育来说，在1931年之前，一直没有受到太大的负面影响。但是从1932到1934年，各个大学几乎普遍陷入了困境。新政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复苏，但更大的受益者是高等教育。1935~1940年，学校的入学人数急剧增长，虽然当时的经济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在此十年间，学院和大学的财务状况出现了下滑，但是学术能力有所增强。

与其他机构相比（联邦政府除外），学院和大学在大萧条中受到的破坏要轻一些，很少有教员失业。大多数教员面临薪资减少的困境，通常减少了10%～15%；但是，生活成本下降了多达20%。经过通货紧缩的调整后，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教授的实际收入达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最高水平。然而，事实本身就存在误导性：各个大学聘请了大量的助教和讲师，这些人无疑非常感谢能够获得这样的机会，虽然收入很低。对于上一节讨论的研究型大学来说，1929~1939年，其收入基本持平，但是教员人数增长了45%。

美国大萧条时期，新泽西州大西洋城，失业的大学毕业生加入了每天在大西洋城的沙滩上寻找数百万夏季游泳者丢失的贵重物品。

1931~1934年，入学人数有所减少，但是随后开始快速地增加，原因包括新政对学生的帮助，以及经济情况的轻微改善，当然最主要的是没有更多的选择。由于缺少工作机会，很多学生都完成了高级中学的学业，并继续接受高等教育。这些影响同样波及研究生学院，这里很多学生的就业情况不容乐观，或者根本没有工作。1932年，当入学人数下降时，各个教育机构降低录用标准，从而解决急需的学费收入。这种做法在东部私立学院尤为普遍。缺乏付费学生促使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采取全国招生策略。文科学院也采用了类似的方式，扩大区域内招生，有时甚至扩大宗教类招生。

最终，大萧条对公立学院和大学的影响最大，因为这些学校主要依赖当时同样处于困境中的州立法机构的拨款。然而，20世纪30年代的招生趋势对公立机构非常有利。大多数学生条件有限，基本都会选择费用不贵，并且位于当地的学校。这些条件均对公立初级学院有利，学生从1931年的45000人增加到1940年的140000人——入学人数的10%。州立大学为学生提供了更多半工半读的机会，平均有近三分之二的学生半工半读。在1930年之前，这一比例不足50%。各个大学的分校满足了当地学生的就读需求。在州政府不愿意支持公立高等教育的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的分校最初基本都是由私立学校发起的，例如巴克内尔学院、朱尼亚塔学院和匹兹堡大学，后来延伸到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城市中的大学分校发展得更好，20世纪30年代，城市大学纷纷设立分校扩展服务、增加入学人数。事实上，第10章描述的各种形式的大众高等教育均在20世纪30年代得以扩展，因为经济拮据的学生开始在当地寻求职业导向类课程。

这些学生往往住在家里，如果有可能会做一些兼职的工作，他们很少参与校园生活。学生文化主要由那些学院和大学中主要的支持者、全日制的寄宿学生确定。股市崩盘两年后，体现青年文化的上层及中层阶级学生受恶劣经济形势的影响相对减少。从东部学院到更加民主的西部大学，各种校园活动、宗教仪式、体育运动和希腊式生活主导着学生的文化生活。到了1932年，在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其所产生的影响无处不在，大量人员失业，经济拮据的学生开始退学。经济状况较好的职业家庭也经历了明显的收入缩水。即使是条件优越的学校也受到了影响：耶鲁大学取消了德比马赛日庆典，瓦萨学院也为是否进行奢侈的舞会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校园氛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严肃的学术研究方法使轻浮、势利的贵族文化黯然失色。由于经济窘迫而努力留在学院中学习的学生无法忍受20世纪20年代盛极一时的学院生活方式，相反他们更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希腊式生活虽然仍然是校园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但是其声望在20年代相应地有所减弱。在这种趋势的背后，是学生们不再相信20世纪20年代流行的成为“校园风云人物”（BMOC）会成为促进日后商业成功的信条。哈佛的毕业生约翰·R.图尼斯（John·R.Tunis）为此提供了实证支持，他分析的成功模式令他的同学们感到非常不安。截至1936年，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和无党派毕业生的表现完胜体育运动、俱乐部和各种活动中的校园风云人物。510随着学生们对政治及社会事务的关注日益增加，20世纪30年代校园文化的非政治性开始消失。

20世纪20年代，美国校园中几乎没有激进政治。从共产国际接受行动命令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将关注点放在了无产阶级身上，而将学院学生视为毫无希望的资产阶级。美国反苏社会主义者于1921年组建了工业民主联盟（League for Industrial Democracy，LID），继承了1905年厄普顿·辛克莱组建的校际社会主义社团。工业民主联盟在20世纪20年代对学生基本采取教导的方式，提供一些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讲座，将有兴趣的学生联系在一起组成学习小组。它主要关注成人选民的问题，不会动员学生运动或解决校园问题。到了20世纪末，工业民主联盟的学生成员约有1000人。作为一场有组织的运动，激进主义实际上已经成为整个纽约市的现象。而20世纪20年代最活跃的自由政治校园力量为基督教青年会。

经历了战后的动荡，为了维持与其成员的联系，校园基督教青年会开始社会福音运动。正如青年会的领导层解释的那样：“现在宗教必须关注校园中广泛存在的、种族和工业事务中的，以及国际关系中的社会情况。”20世纪20年代，基督教青年会在这三个领域上基本没有同伴。它的国际主义首先强调基督教信众的团结，之后强调全基督教的团结，及世界团结。它还支持国际联盟，但随后转向武装解除及和平主义。战前的基督教青年会主要负责穷人的慈善救助活动，战后则开始探究造成贫困、贪婪和不平等的结构性力量。这里也存在“左倾”；截至1930年，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与工业民主联盟携手促进经济公平正义，鼓励学生认识到自身的特权地位，及其对工人献身精神的依赖。基督教青年会对种族平等的持续关注与基督教道德相一致，尤其是与关于国际主义和经济正义的模糊思维相比。而且，基督教青年会在与自己的“有色人种工作部”（Colored Work Department）的协商方面也存在分歧，只有在召集会议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虽然这在种族歧视的南方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社会承诺也使基督教青年会失去了大量以往的支持者。战前的基督教青年会对喜欢舒适、不限宗派的福音派和校园风云人物有很大的吸引力。而战后的社会福音运动与当时占主流的校园文化明显不合拍，而且这两种形式都排斥基督教青年会。于是，战前基督教青年会的主要成员——《圣经》学习班的学生从1915年的38000人减少到1930年的4000人。

1931年，关于城市学院镇压激进杂志所引发的争议，首先导致了纽约各大学马克思主义激进分子的运动，然后导致了全国学生联盟（National Student League，NSL）的组建。1932年首次举办的大会吸引了来自25所学院的代表。虽然每一个分会都不同，但是大多数都由坚持政党路线的共产党领导人指导。全国学生联盟的成立激发了一批激情洋溢的工业民主联盟的学生组织他们自己的出版物，并在1933年开始将自己称为工业民主学生联盟（Student League for Industrial Democracy，SLID）。这两个组织的成员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支持其他的激进事业，但是与美国学生产生最多共鸣的还是反战运动。1933年，由牛津辩论家讨论通过的“牛津盟约”（Oxford Pledge）——“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为国王和国家而战”——激起了人们对美国参与一战的普遍不满情绪。全国学生联盟和工业民主学生联盟加入牛津盟约，共同开展全国学生反战罢课——最终于1934年4月13日，即美国参与一战的纪念日，举行为时一小时的“罢课”和示威游行。共有25000名学生参加，这是美国高等教育史上规模最大的学生联合运动，虽然60%的人都在纽约市。然而，1935年的罢课人数远远超过了这一数字。基督教青年会和其他群体通力合作，共有全美约175000名学生参与进来，包括加利福尼亚的约10000名学生。反战运动在和平主义之外传达了激进思想。它批判了美国参与一战——“1917年的伟大背叛”——恶化了经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暴利及对国内公民自由的镇压。

1935年15%的美国学院学生参与罢课的情况表明，校园中的“左倾”现象进一步加重。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大量学生运动本身就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学校管理者和教员的主要政治倾向为心照不宣的共和党保守性。1934~1935年，全国学生联盟的罢课行为，以及它们的激进领导者令学校包括校长及院长在内的管理者们感到非常恐慌。管理者扮演的角色类似于学生的父母，他们觉得有必要使学生们免受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与联邦调查局共享激进分子的信息，联邦调查局为成千上万的学院学生建档。更直接的是，他们禁止校园内的反战示威游行，将激进分子停学或开除，并审查学生出版物。一些学校鼓励保守的兄弟会成员和橄榄球运动员破坏此类集会活动。在这些非自发性的反攻中，密歇根州立大学的集会领袖被扔进了红杉河。在麦迪逊，全国学生联盟和工业民主学生联盟集会中的发言人被扔进了门多塔湖。和其他学校相比，城市学院在1933~1934年开除的学生最多——大约有43人——但产生的影响较小。俄亥俄州立大学开除了17人，哥伦比亚大学至少开除了七人，密歇根大学开除了四人。

这些行为及校园内对学生言论自由的压制，产生了与预期完全相反的效果。学生们同情那些在争取公民自由中受到迫害和欺凌的人，由此引发了更大规模的学生集会。此时，依然非常偏执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院长开除了五名学生，仅仅是因为他们筹划“公开讨论会”。洛杉矶和伯克利分校的抗议致使斯普劳尔校长不得不进行干预，他虽然反对学生中的激进分子，但是同样重视事情对学校产生的负面影响。经过调查后，他使五名学生全部重回校园，但是也颁布了加州大学校园内禁止政治宣传的总体政策。当发现开除学生及镇压学生言论自由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后，很多大学在1935年后都放弃了这一政策。但是，政治形势同样发生了变化。

1935年罢课活动的成功导致全国学生联盟和工业民主学生联盟合并形成了美国学生联盟（American Student Union，ASU）。他们暂时掩饰了赞成所有革命战争或捍卫苏维埃战争的共产主义者和坚守牛津盟约的社会主义者之间的根本分歧。一年同样标志着人民阵线的开始，当时共产国际指导共产党人加入其他自由主义和左翼团体，反对法西斯主义。1936~1938年发生的三次学生罢课比以往的规模都大，动员了约500000名学生，团结了社会主义及自由人士。美国学生联盟仅有20000名成员，但他们是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者。这些人同时还是全国学生联盟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成员。然而，美国学生联盟现在支持新政，支持罗斯福政府，并获得了第一夫人的支持。将自己界定为自由派的美国学生联盟倡导和平运动，在联邦体制下为学生提供更大的自由，提倡公民权利，声援劳工运动。他们现在和大学管理层合作，策划象征性的罢课。因此，学生运动实际上代表的是对新政“左倾”自由主义的同情，以及对和平运动残存的忠诚——所有的这些全部在隐蔽的共产主义的领导下。不久后发生的运动破坏了这一飘忽不定的联盟。

1936~1939年，西班牙内战爆发。西班牙共和政府与佛朗哥将军的法西斯国民军展开斗争，西班牙共和政府失去了和平运动确定的中立法提供的外援，但是佛朗哥的国民军获得了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支持。美国的共产主义者在苏联的领导下意图帮助西班牙共和政府，而大多数美国社会主义者坚持反战策略，于是造成了反战学生运动中的严重分歧。这种不和也影响了支持共和政府的左翼分子，造成了全美左派的动荡。佛朗哥击败了不团结的共和党力量和西班牙民主派。于是，在1939年8月，希特勒和斯大林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Nazi-Soviet Nonaggression Pact），并继续瓜分波兰，最终在欧洲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的共产主义者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否定了人民阵线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提出了纳粹和苏联侵略的合理性。这种对过去立场的天翻地覆的变化，破坏了美国的普通学生运动。如果说对之前的立场还有疑问的话，那么美国共产主义者在同年11月支持苏联入侵毫无防备的芬兰的行为则再次证明了它们的背信弃义。美国的共产主义成了忠实于苏联领导的派别。美国的学生运动变得更加分散，基本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学生们比以往更加关心欧洲的情况，但是和国家一样，他们也分成了倡导备战，以及反对干预两派。

20世纪30年代的学生运动为美国高等教育注入了新的元素，但其中伴随着出现在大萧条时代校园中的其他相反的趋势。大多数学生来自中产阶级家庭，他们的父母即使在不失业的时候，也只有微薄的收入。20世纪20年代，占主流的学院文化虽然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但是在整个大萧条期间一直存续，并在根本上与学生运动背道而驰。学院文化不关心政治，不问国事，也不关心共和党。1936年的总统选举反映了校园中正在发生变化的政治形势。当时共和党候选人只获得了少数学生的投票支持（44%），而罗斯福获得的多数票（48.3%）中可能包含南方民主派的支持，但是同样说明罗斯福新政已经对根深蒂固的学院保守主义提出质疑。这种变化在学生会选举，以及学生报纸自由派和激进派编辑的选举中同样有所体现。这种新出现的政治激进主义并不是从大萧条时期的绝望中衍生出来的，而是源于相对成功的新政和学生运动所产生的影响。这种现象在工人阶级的校园如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布鲁克林学院，精英学校如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瓦萨学院、布林莫尔学院，以及中产阶级州立大学中比较明显。这种现象的流行与当时的反战情绪密不可分——这在当时看来存在优势，从长期来看却有致命的弱点。和平运动或反战运动都是建立在对一战的行为和影响的幻灭基础之上的。事后回顾，这场战争并没有实现其大肆宣传的口号——既没有实现世界民主和平，也没有终止所有的战争。在赔偿和战债方面的分歧似乎验证了那些解释帝国主义和经济决定论之间存在冲突的评论家的言论。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其所产生的影响越来越恶劣。30年代，左派和右派中那些最优秀、最阳光的学生对他们长辈的虔诚行为深表怀疑。学生们并不是唯一被这些“经验”迷惑的群体，他们坚信这就是20世纪30年代全球的现实情况。截至1940年，这种传统智慧还危险地与其无关，直到日本袭击珍珠港事件的发生彻底打破了这一观念。

（本文选摘自《美国高等教育史：学习与文化，从学院建立到二战》，[美]罗杰·盖格（Roger L. Geiger）著，葛玉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