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姆·托宾专栏：民权运动时代最后的见证者

已故的《纽约书评》主编罗伯特·希尔弗斯（Robert Silvers）有一次告诉我，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在《哈泼斯杂志》任职时，向詹姆斯·鲍德温约稿，临近截稿期，怎么也联系不上鲍德温。最后，希尔弗斯在深夜时分跑到鲍德温住的公寓，发现这位作者在家，他焦急地通知鲍德温，那篇文章最晚明天一早必须交稿。

鲍德温无奈承认，希尔弗斯说的这篇文章，他还没开始动笔。他提议，请希尔弗斯在他家那张狭小的单人床上放心歇息，他会着手工作。鲍德温说，要是希尔弗斯能睡着的话，他一觉醒来，那篇稿子就会以商定的字数，摆在他面前。

据希尔弗斯回忆，令人惊奇的是，那篇一夜写就的文章字字珠玑、思路缜密。黎明时，他愉快地回到办公室。鲍德温没有拖稿。

那些年，鲍德温扮演着许多角色。他是杰出的小说家，在长篇和短篇上皆成就斐然，从事纯粹的艺术创作。他是同侪中最优秀的散文家和文体家。他交际广泛，自如地往来于巴黎和美国之间，风趣过人，才思敏捷。此外，他也是一位民权活动家，一位富有魅力的演说家。他喜爱镜头和观众。

兼具这么多身份，让鲍德温不易有安定的时间，也使他很难顺利完成每个他业已开始的项目课题。拉乌尔·佩克（Raoul Peck）关于鲍德温的最新纪录片《我不是你们的黑鬼》（I Am Not Your Negro）便是基于这样一个项目的骨架。1979年，鲍德温答应写一本书，记述他的三位从事民权运动、遇害的朋友——梅加·埃弗斯（Medgar Evers）、马丁·路德·金和马尔科姆·X（Malcolm X）。

这本书名叫“记住这间屋子”（Remember This House），但鲍德温只留下了三十页的笔记，剩余的，由佩克在纪录片中再现鲍德温这三位朋友的人生和早逝的命运，鲍德温既是见证者，也是故事中的一员。鲍德温录制过许多电视节目，参加过各种现场录像的辩论，所以有大量珍贵的档案素材，可供佩克剪辑使用。

影片的画外音，塞缪尔·L.杰克逊（Samuel L.Jackson）朗读的《记住这间屋子》手稿里的内容，也让新一代因黑人与白人之间依旧存在的鸿沟而感到困扰的美国人认识了鲍德温。佩克把民权运动时代——梅加·埃弗斯、马丁·路德·金和马尔科姆·X在世时——的影像片段，与新近的影像片段——例如2014年密苏里州弗格森市的骚乱——放在一起，横向比较，说明情况改变了多少，又其实几乎没变。

詹姆斯·鲍德温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对象：他个人跌宕的命运与动荡的社会环境相合或呼应。他1924年出生在纽约哈莱姆区一个大家庭中，是家中的长子。他的牧师继父在他十九岁时去世。“我父亲的葬礼结束几小时后，”他在《土生子札记》（Notes of a Native Son）里写道，“当他的遗体正躺在殡仪馆的教堂受人瞻仰时，哈莱姆区爆发了一场种族骚乱……我们开车把他送往墓园的途中，周围尽是不公、无序、不满、仇恨的战利品。”

鲍德温的起步也受到某些特定的影响。他将它们列在《土生子札记》里：“《钦定版圣经》，店堂教堂[1]富有感染力的修辞学，黑人演讲中反讽、激越、一贯轻描淡写的风格——以及一定程度上狄更斯对华丽文采的钟爱。”

他借鉴英语文学中能言善辩的大师的口吻：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托马斯·布朗爵士（Sir Thomas Browne）、黑兹利特（Hazlitt）、爱默生和亨利·詹姆斯。他写道，他对“莎士比亚、巴赫、伦勃朗，对巴黎的石砖建筑，对沙特尔大教堂（the Cathedral of Chartres），对帝国大厦抱有一种别样的态度……”“这些产物并不真正属于我；它们不包含我的过去；我想在其中搜寻我的影子，也许永远是徒劳。我是一位不速之客；这不是我的祖先遗留下的。与此同时，我没有别的能继承的遗产，可为我所用——我肯定无法适应丛林和部落。我只得挪用几百年来白人的历史，把那变成我自己的。”

通过从英语散体文学中挪用他所要的，鲍德温不仅吸取了一种文体，还有性情。这种性情，善把限定、插入语和递进的从句当作暗示真相既脆弱又易被动摇的方式。他的风格时而高雅、庄重，折射出灵光卓越的头脑，有时他也诙谐逗趣，犀利辛辣。他用优美的文笔表达他的思想。

他的作品里亦激荡着一种渴望被理解的需求。二战期间，他在新泽西的军工厂工作时了解到，“酒吧、保龄球球道、路边餐馆、栖身之所”是不向他敞开的。他早期散文的基调不仅只涉及政治；他诉求的不是立法或紧迫的政府行动。他不把自己塑造成无辜，而别人都是有罪的。他试图做的是更诚实而艰难的事。他试图指出，伤害已侵入他的灵魂，那不可能轻易消除，而白人主宰下的美国的灵魂，本身也是一颗被严重玷污的灵魂。他对除了集体转变以外能改变情势的可能不以为然。他从来不是一个天真、枉然的传道士。

鲍德温在二十四岁时离开纽约，搬去巴黎。“我不知道我在巴黎会遭遇什么，”他告诉《巴黎评论》，“但我知道在纽约我会遭遇什么。假如留在那儿，我会沉沦。”1959年，他写道：“我离开美国，因为我不相信我有能力挺过这儿种族问题的怒火……我要让自己避免成为仅是一个黑人；或更甚，仅是一个黑人作家。”

此后的六年中，鲍德温多半住在巴黎，他完成了小说《向苍天呼吁》（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和《乔凡尼的房间》（Giovanni’s Room）、若干他最精彩的短篇，还有他的第一本散文集《土生子札记》，主要由发表在《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社评》（Commentary）和《哈泼斯杂志》上的文章集结而成。

1957年，在《乔凡尼的房间》出版后不久，鲍德温前往美国南部，报道种族事件。值得引起重视的是这第一次南部之行给鲍德温造成的冲击，他内心的恐惧和忧虑，以及他也意识到，无论他在巴黎、纽约过得多么逍遥自在，决定他命运、还有这个国家命运的，是南方尖锐、不共戴天的冲突。

民权运动注定会耗费大量不容小觑的艺术创造力，作为小说家，他本该转身逃走。他应该返回巴黎，在太平的环境下，把余下的人生用于创作小说，他应该在双叟咖啡馆一边小口喝着东西，一边阅读《先驱论坛报》（The Herald Tribune），关注事件的进展，这么做，不难赢得人们的同情和理解。

可鲍德温的创造力始终与他的家人和祖国热切相连。一个像他那样充满好奇、具有坚定道德立场的人，必然会想要加入其中；一个个性如他的人，必然会觉得眼前发生的事有太多吸引人之处，拉乌尔·佩克在影片中清楚地呈现了这一点。

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鲍德温保持独立的姿态，不听命于任何党派。虽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在美国的时间，是喝着威士忌度过漫漫长夜，以“近乎狂热的兴致参加社交活动”，但他记忆最深的是那些凶案，遇害的是他认识的人，是曾和他并肩游行、一起共事的人。

1970年，他告诉一位采访者：“为了保命，我最终不得不永久地离开……我想，我做出这个决定，是在马尔科姆·X被杀以后，在马丁·路德·金被杀以后，在梅加·埃弗斯……被杀以后。我爱梅加。我爱马丁和马尔科姆。我们一同奋斗，一同坚持信仰。如今，他们全死了。想想看，这不可思议。我是最后的见证者——其他人一个个死了。我在美国待不下去。我非走不可。”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他大多住在法国，1987年，他在法国去世，陪伴他的有他的弟弟大卫和昔日的恋人吕西安·哈朴斯伯格（Lucien Happersberger）。

鲍德温经久不衰的影响力部分在于他不是一位政治思想家。他关心的更多是人们灵魂里隐秘的一面，而远不是国家。他的散文意味深长，因为他强调个人，坚决不让他的话语权和他经历的考验受公众与政治的左右。

“一切艺术，”他写道，“皆是一种忏悔，带着或多或少的遮掩。每个艺术家，要是他们活下来，最终，都被迫讲述故事的来龙去脉，吐出心中的痛。”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