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边缘｜皖北拾荒者

家与远方，自古以来构成了人类栖居的全部世界。家代表扎根与羁绊；而远方代表梦想与自由。在高速流动的现代社会，在大规模进城务工的人群那里，家与远方又会具有怎样的意味？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涌入城市，出现了民工潮。而在进城农民中，出现了一群与打工者不同的群体，他们终日与废品打交道，以收购废品作为收入来源，该群体就是拾荒者。

当今，城市拾荒者的现象已在公众领域被广为关注，其焦点主要集中于生活状况、社会结构、社会影响、社会管制与社会公平等几大方面。其中比较典型的如张寒梅2001年以新闻调查的方式，较全面地记录了拾荒者的生活与精神状态，将人们的视线引向了这一特定群体。但这些研究多站在客位观的视角，相反，真正深入到拾荒者生活世界（lifeworld）的内部，对其展开主位观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见。

皖北的拾荒者是全国拾荒大军中比较显著的一支，他们从1990年代就迁往异地从事拾荒生计，主要去往上海与哈尔滨两地。笔者研究了去往上海的拾荒者，首先于2011年6月中旬至8月初在上海市嘉定区“小镇”（化名，后同）进行了一次拾荒者聚居区的田野调查，接着于2012年1月去往他们的家乡皖北G县开展了一次田野调查。

拾荒者如何来到上海

嘉定区“小镇”位于上海市西北部工业开发区。这个地区工厂、商业中心、公路、村落、农田与河道相互交错，是明显的城乡结合部。上海农民的村舍修建得犹如漂亮的小别墅，并利用周围空间新建了大量平房，以图未来拆迁的时候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偿，而在拆迁之前就租给拾荒的农民，进而形成特定的拾荒者聚居区。

最早的一批皖北拾荒者是如何来到上海的？在实地调研中，笔者听到了这样一则故事：

在当地的拾荒者群体中，江哥是年纪最大的，已经70多岁。可因为辈分低，大伙儿都称呼他为“哥”。江哥曾经在皖北农村老家是一名会计。上世纪80年代之前，人们都吃大锅饭，当会计没有多少收入。80年代开始推行包产到户政策，他们家分到了两亩地。可是家里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做会计、干农活儿的收入加起来也刚够生活开支而已，一年下来没有多少结余，将来儿子娶媳妇的事情就成了大问题。

1982年，江哥把自己想出去闯一闯的计划告诉了大队书记。书记听后坚决不同意，可江哥死活不顺从，最终他出去了，孤身一人，投奔到黑龙江依兰县的一个远房亲戚那里。刚到一段时间找不着活儿干，那亲戚问他愿不愿意收垃圾？他同意了，于是就尝试干了一次。他说：“第一次干，看似脏，有些累人，嘿！这活儿还真管谈，第一天收下来就赚了100块钱。那时候100块钱值钱啊！比现在1000块钱还值钱！”后来，江哥从正月一直干到了四月，他说：“四月我得回去收麦子呀，三个多月，我赚了3000多块钱！有了这3000块钱就可以给大儿子盖房子（娶媳妇的新房）了呀！”这样江哥就在黑龙江依兰县干了五六年。

后来依兰县收垃圾的人多了，渐渐僧多粥少，而且东北冷，就想到去南方。他说：“因为女儿在（嘉定区）小镇打工，所以就来了这边。我是第一个来的，那时候小镇还没有收垃圾的。那时候生意多但不好做，上海人跟东北人真不一样。以前在东北，那路都是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的，都是丘陵，不像这边平原。一遇到上坡就累得真的要死了，下坡的时候舒服。东北人真好！有人见你上坡拉不动了，就会帮你拉。可上海没人帮你。这些人根本看都不看你一眼！在上海住了两年后，我就带着你大叔（指笔者在当地认识的大叔）来了。”

由此可以看出，皖北农民去上海拾荒是通过亲缘关系（江哥的女儿）和地缘关系（如江哥带着笔者的大叔）实现的。在皖北农民在与上海农民相处的二十年过程中，他们相互之间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社会关系。这样的稳定体现为既无激烈的抗拒与冲突，也没有形成良好的融合，而是体现为在生活方式上、意识观念上的断裂，以及阶层性的断裂（即，上海富裕的农民——皖北贫穷的农民），同时还体现在居住与劳动场所的空间分异上。

上海农民和皖北农民

笔者发现，在皖北人的眼里，上海农民是一群守着一套房子等拆迁换三套公房（公寓）的人。而反过来，上海农民觉得皖北农民素质不高。通常，皖北的农民会把拾荒时收来的废品和其他杂物堆放在房屋周围的空地上，这样便会遭到指责，认为不卫生不整洁。两地人时常为搁放东西的事情、小孩儿吵闹的事情发生口角。

事实上，两地农民平日往来十分稀少，交流最多的场合，莫过于收缴房租的时候。皖北农民喜欢聚在一起聊天、吃饭、喝酒、打牌、逗小孩儿。在村落里，时常能听见几个皖北人聚在一起东家长西家短地聊天，但相比而言，上海的村民则显得十分安静。

两地人的居住空间也存在较大差异。上海农民住在一栋栋漂亮的别墅里，有大门和围墙圈出一块私人庭院与外界的公共空间相隔离。而皖北的农民则住在每栋别墅旁边的仓库、车库和院落四周的平房里，他们无法进入上海农民的私人庭院。他们居住的地方与外界的道路（公共空间）没有阻隔，所以妇女们就时常带着小孩儿在这些地方玩耍。相反，上海的农民除了外出工作，其余时间都待在自己的别墅里，有时只能见到零星几个人在整理菜畦、做鸡棚，很少见到一群人聚集聊天的热闹场景。所以，两地农民在同一片地域里展现出了不同的生活场景与气息。

在当地村落里，除了上海、皖北两地的农民以外，还有混杂着少数来自浙江和江苏的拾荒者。因地缘关系而形成的聚居现象随着城市的蔓延，即城市建成区向当地的不断侵入，随着村落被拆迁，由地缘关系聚集在一起的拾荒者分散到了其他村落里，又弱化了地缘特性。

两地农民在村落以外，同样存在着社会空间上的分异：上海农民出入于主流的文化场所，像安亭镇的商业区等，而皖北农民则在城镇的“边缘”场所活动，如公路、回收站、工厂的仓库、农贸市场、建筑工地，等等。在外部的社会空间里，两地人相互之间只在工具性的利益层面上存在交往，比如一笔笔的废品生意中形成交往的关系。

农田转被住宅楼包围，上海农民拆迁后搬进公寓里（笔者摄于2011年7月的上海）

拾荒者老江

拾荒者老江是笔者重点交往的对象，他在当地拾荒者群体里有一定威望，被称为“老板级收破烂儿的”。由此，通过他的社会关系，笔者结识了更多的拾荒者。通过研究发现，拾荒生计的运作主要建立在“家族共同体实力”与“互利型关系”两个关键要素之上。由此所构成的基本框架中，填充着拾荒者生计的其他知识与经验成分，包括：（1）基本技能（如“分类技术”和“捆绑技术”）；（2）收入的影响因素（如“做分量”“倒江湖”和“多样化的供销渠道”）；（3）生计的标志性符号（如“运输工具”“铃铛”和“秤”），以上三方面构建出一套完整的拾荒生计。

笔者的研究详实记录了五个典型场所拾荒生计的全过程：生活小区、农贸市场、酒店、工地与工厂，也从中发现了该生计的上下游产业链、拾荒者群体内部的社会分层、竞争机制与江湖规则。

比如，当地有一家玩具模型厂是老江承包的收购地盘。他与该厂已有多年的合作关系。但因2011年工厂销路不佳，效益受损，员工从两三千人减少至现在的两三百人，几乎隔两月才与老江有一次生意上的联系。即使居住在上海市郊区，日常生活的开支对于老江来说也是较沉重的负担。同时，由于效益不佳，厂里对废品卖出环节的把关变得更加严格，这给老江的生意造成了很大压力。

笔者参与的一次该厂废品回收分为两个部分：第一，回收废铁皮，来源于厂房屋顶的翻修；第二，回收仓库里存积的纸板、泡沫、塑料等工业垃圾。由于废品数量十分庞大，老江除了叫上自己的妻儿以外，还联系了亲弟弟、弟妹，和两个女婿。

他们驾驶着两辆载重6吨的卡车驶入工厂大门，停靠在仓库边，负责人已在那里等候。这种人多势众的场景在当地拾荒者中并不多见，只有实力强大的家族才有如此“排场”。

在工厂负责人的指示下，大家推着手推车去到指定地点，那里已堆放了大量铁皮制的废屋顶。大伙戴上手套，将铁皮一块块抬上手推车，再运至仓库边的小磅处，等待称重。所有的铁皮都粘了无法清除的柏油，增加了不少重量。老江作为买方，自然会考虑如何以尽量低的价格将这堆货买过来。因为重量越轻，价格就相应越低，因此，“柏油”就成为老江与负责人讨价还价的焦点。

老江是尽量强调与夸大柏油的重量，这样在称重时，就能多扣除该部分，从而降低价格；相反，负责人却是尽量弱化柏油的重量。

一名拾荒者展开讨价还价的过程不是凭借专业知识，像建筑师那样对各种材料的精确熟知，相反是完全凭借经验的积累，运用手感，眼力和言说的技巧，以及不怕脏的态度。在博弈的场合里，显得较被动的往往是负责人，因为负责人缺少关于识别废品的经验，同时因为嫌脏，不愿触摸废品。比如，老江为了说明柏油很沉重，提起一块方整的铁皮，刚好只有一半黏上了柏油。他握住长边的中段，有柏油的一半猛烈下沉。仅靠一般的常识就能想到，即使柏油的重量很轻，也能使一半下沉，因此并不能说明分量的问题，可恰恰这么一个简单的伎俩就把负责人给蒙住了。当老江试着把铁皮递给负责人，让他们自己掂量的时候，他们都不愿碰一下。这样老江就占了便宜，在称重时扣除了三分之二的所谓柏油的重量。

当地，拾荒者在工厂里都买通了“线人”，他们称为“自家人”。“自家人”一般是仓库管理员，或者是后勤部、工程部的某一位负责人。他们可以随时为拾荒者提供与废品有关的生产信息，确保拾荒者“地盘”的门禁，同时还能在废品回收的时候帮助拾荒者“做分量”。老江买通了一名仓库管理员，在干活儿时，这位“自家人”就守在仓库门口负责称重和记录废品重量。不知情的人可能会以为他正坚守职责，事实上他是一个有利的掩护。拾荒者在其掩护下不用将所有废品都拿去过秤，而是直接扔进卡车里。过秤的废品大概只占三分之二，另外三分之一等于白白送给了老江。“自家人”也会放哨，若有别的负责人来此地查看或路过，他便立即通知老江及其家人停止做手脚。

干活儿的过程中，明显体现出了拾荒者之间的等级差异。老江干得并不多，多数时间是在与负责人聊天，有时来仓库里“指导”一下。当有其他人员来此地查看，他也会主动上前与之攀谈，一方面可以混个脸熟，同时也为身后正在“做分量”的家人打掩护。

可见，拾荒者之间的合作，以及劳动过程中的强度差异，是在默认一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费迪南·腾尼斯说，它是指成员之间共有的、且有约束力的信念，是共同体自己的意志。拾荒的生计完全以追逐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所以，在称重上做分量，以及买通“线人”都是为了确保这一目的的现实。

表：不同层次的拾荒者和他们的生计方式。

在研究过程中还发现，拾荒者可以通过销售价格的差异，灵活地选择废品的销售渠道以获得最大利润。比如拾荒者收购了大量的塑料泡沫。因其利润高，且数量巨大，就全部销往了泡沫加工厂，而不是一般的回收站。在当地，存在着诸多类似的专业回收渠道，它们可以比普通回收站以更高的价格收购，并设置了废品数量的较高门槛。因此，它们成为当地实力强大的拾荒者的长期选择。相反，那些实力弱小的拾荒者因无法占据大型企业这样的“地盘”，收购的废品零零星星、不成规模，就只能选择收购价格较低的普通回收站作为长期销售渠道了。这样便造成了拾荒者内部因收入差异而来的阶层分异。

尽管拾荒者内部存在阶层上的分异，出现了具有较高威望的拾荒者，但因整个群体在城乡结合部都作为城市的边缘人群而存在，因此，在拾荒的这二十年里，他们共同经历了城市主流社会价值观对他们的反复定义与规训，而该过程也在不同时期体现出了不同的形式。

嘉定区城乡结合部的一条主干道，道路两旁是鳞次栉比的各类工厂，也是实力较强的拾荒者从事废品收购的主要场所（笔者摄于2011年7月的上海）

被文化驱动的外出拾荒

此外，笔者在2012年1月份于皖北农村展开的田野调查中，还发现皖北农民外出拾荒的根本原因并非经济驱动，而是文化驱动。即，在嘉定区拾荒的收入，并非主要花费在了衣食住行等日常所需或者教育上，而是几乎一次性全部不剩地花费在了家乡的婚庆仪式上。据了解，在2012年的皖北农村，家里的一个儿子结婚通常要花费20万元，包括聘礼和盖新房的费用各10万元，而该费用还在飞速上涨，到2017年，该费用为30多万元。通常，一个当地农村家庭会有两、三个儿子，有的会有四、五个，为了保证儿子都能结婚，婚姻支付就成为当地人外出拾荒的直接原因。

为何婚礼费用会如此高昂？本研究发现，当地的婚礼仪式的象征意义不仅是传宗接代传统观念的集中表达，同时还是拾荒者个体生命价值的最高呈现。这同农民在异乡拾荒时表现的卑微、低下、沉默、节俭的生存姿态形成了鲜明对照，个体生命的全部诉求都在这一场只有短短三天的仪式中集中式地爆发了出来，铺张浪费和夸富，犹如最美丽的昙花绽放。换句话说，仪式本身构成了拾荒农民生命的全部诉求，异乡严酷的拾荒环境都因此而变得可以承受。因此，这样的诉求主要不是经济目的，而是文化目的。同时发现，当地农民为了承办婚礼，还不惜四处举债，甚至借高利贷。

社会学家福柯站在规训的立场上对西方文明展开了思索，发现一条诠释文明进程中主流与边缘、文明与落后之间的关系规律，这为后人理解西方社会文明化的本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而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拾荒者作为城市外来边缘人口的一部分，也被编织进了城市规训体系当中，经历了收容、遣送与“重新回到社会怀抱”的措施，也伴随着出现了相应的空间建造过程。在文明化的进程中，中国城市对外来人口的规训措施会逐渐精致化与温和化，这与西方的文明进程相似，同时还伴随着在主流社会话语建构下的空间生产方式。

拾荒者作为边缘群体在城市里遭遇的贫穷、卑微、歧视等不公正待遇，并非如公众立场所认为的那样，通过提供社会支持，像补贴、教育、工作机会等可以解决；而该群体本身带来的城市社会问题，也不是如官方立场所认为的那样进行规训、收编、管制可以应对的，正如本研究发现，多地政府对拾荒者的规训几乎无一成功案例。

城市中拾荒群体的产生，其机制是一种源自家乡的地方性文化，或者说一种与生命有关的信仰诉求，而不仅仅是学界长期认为的经济落后或社会断裂等结构性的因素所造成，因此，从结构入手的地方政策往往不奏效。这样，理解他者的生活世界才应该是研究边缘群体最重要的一步。也希望这样的启示能应用到其他城市边缘群体的研究当中。

《上海市嘉定区拾荒者地方认同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