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被奴役的洛拉,成为赛博格的伦理

被奴役的洛拉

近日，《大西洋月刊》2017年六月新刊的封面故事“洛拉：我家的奴隶（My Family’s slave）”受到了广泛关注和讨论。该文的英文和中文版本分别占据了《大西洋月刊》热门榜的前两名。作者阿列克斯·提臧（Alex Tizon）是普利策奖获奖记者。他2014年出版的回忆录《大小人：寻找我作为亚洲人的自己》（Big Little Man: In Search of My Asian Self）自我撕裂式地检视了作为亚洲人试图融入美国社会时的复杂、耻辱和小胜利。提臧于今年三月去世。

洛拉的名字叫做尤多西娅·托马斯·普里多（Eudocia Tomas Pulido），1943年，18岁那年被提臧的外祖父、一名菲律宾陆军中尉送给了自己的女儿，成为了他们一家的奴隶。当他们一家移民美国，洛拉也来到美国继续作为家中的秘密奴隶。洛拉和提臧一家一起生活了56年，带大了他和四个兄弟姐妹，从早到晚做饭做清洁，经常睡在衣服堆里，从来没有工资，还经常受到责骂。

提臧在文中介绍道，奴隶制度在菲律宾群岛有长久的历史。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岛民们会奴役其他岛民，通常是战俘、罪犯或债务人。西班牙人在16世纪到达后奴役了岛民，又带来了非洲和印度的奴隶。西班牙皇室后来废除本土和殖民地的奴隶制度，但在菲律宾的一些偏远地区蓄奴的陋习在“帮工”、“家奴”等不同的名义下继续存在。

提臧的外祖母生下他母亲后就死于难产，而洛拉是提臧外祖父汤姆中尉远方穷亲戚家的女儿。因为不满父母安排的婚事，当汤姆表示只要她同意帮他照顾12岁的女儿就可以管她吃住时，洛拉答应了，从此成为了提臧母亲的奴隶。提臧母亲犯错时，洛拉会代她受罚。

7年后的1950年，提臧的母亲和他父亲结婚，带着洛拉从打拉（Tarlac）省搬到了马尼拉。提臧的父母取得高等学位后，父亲找到了一个在美国的职位，可以带着家人和一个家佣去美国。洛拉一开始没有答应，但提臧的父亲向她承诺，到了美国后一旦经济好转，就会给她一份“津贴”让她寄给家中的父母和亲戚，帮助他们摆脱贫穷的生活。洛拉被说服了。1964年，洛拉和提臧一家到达了洛杉矶，当时提臧年仅四岁。

到了洛杉矶后，提臧父母因为经济拮据、工作繁忙而疲惫不堪，情绪暴躁，经常为了小事责骂洛拉，甚至拳脚相加。而即使是在洛拉因为母亲生病没钱买药而试探地提起时，她也没有得到提臧父亲承诺的“津贴”。在洛拉的母亲、父亲先后去世时，洛拉想要回家的请求也被提臧父母拒绝，原因是没钱、没时间和担心洛拉的非法移民身份被查出而惹来麻烦。

随着在美国生活长大，提臧在十一二岁时意识到了洛拉的地位就是一个奴隶，并开始为父母对洛拉不道德的行为痛心。到了美国后，提臧父母对待洛拉的方式比在菲律宾老家时更加恶劣，但想方设法隐瞒这一切，谎称洛拉是老家的亲戚，提臧尽管感到羞耻，但仍然参与维持这个谎言。

当提臧的父亲抛妻弃子离开家后，洛拉成为了提臧母亲主要精神支柱和安慰来源。当提臧母亲再婚后要求洛拉对她的新任丈夫同样忠诚，但在他们吵架时，洛拉又充当了她的保护者。但是，因为不想应对额外的麻烦和花费，在洛拉的牙齿松动脱落、疼痛难忍时，提臧母亲责备她没有照管好自己而不愿带她去看牙医。提臧终于爆发，指责母亲只是把洛拉当作奴隶，但争吵过后，他母亲更加确认洛拉偷走了自己的孩子，开始报复洛拉，变本加厉地使唤她。洛拉在美国无处可去，也没有独立生活能力，提臧试图教洛拉使用银行卡，教她开车，都没有成功。但后来提臧母亲对洛拉的态度有所改善，帮她做了假牙，给了她独立的房间，并在孩子们努力为洛拉获得合法身份时给予了配合，还在去海边旅行时带上她。

提臧的母亲去世后，75岁的洛拉又和提臧的小家庭一起生活了12年。尽管他希望洛拉可以放松身心，享受自由，但洛拉还是继续做家务，照顾提臧的两个女儿，因为她不知道别的生活方式。在人生的最后时光，她开始玩拼字游戏，在后院种花。洛拉把提臧和妻子每周给她的200美元都寄回了家乡。在她83岁时，提臧给她买了机票送她回家乡，但因为物是人非，洛拉仍选择回到美国。洛拉86岁时因为心脏病发作去世后，提臧把她的骨灰送回了菲律宾老家。

Jeffrey Goldberg在编辑笔记中对提臧对边缘人群的关注大加赞扬，他写道，美国的建立者们一定不会相信在林肯发布《解放奴隶宣言》154年后，从美国到全世界，一些人仍然在奴役另一些人，根除所有形式的奴隶制仍然是文明未尽的目标，像提臧这样的故事能帮助人们认清奴隶制可怕的顽固性。

另一方面，洛拉的故事也引来了对提臧的激烈批评。洛拉在2011年去世后，提臧曾请他曾经供职的《西雅图时报》为其发表讣文，将洛拉描绘成一个为家庭无私付出、不求回报的伟大女性，却丝毫没有提到她事实上的奴隶地位。读到《我家的奴隶》一文后，当时负责写作讣文的记者Susan Kelleher撰文澄清，6年前她曾对提臧做过一个长达90分钟的访谈，当时提臧说“洛拉”是塔加拉族语中对祖母的敬称，而如今真相大白后那篇讣文成了对普里多女士其实是提臧一家的奴隶这个根本性事实的洗白，她为自己“把奴隶制写成了一个爱的故事”感到恶心。

据Kelleher回忆，当时提臧告诉她普里多女士接受了一个亲戚的“请求”，答应永远照顾一个丧母的女孩。而在《我家的奴隶》一文中，提臧说她是被“送给”他的母亲，从那一天开始发生在普里多女士身上的一切都和非人道行为联系在一起。无论普里多女士有多爱提臧一家，无论他们家人有多爱她，她是不自由的。Kelleher认为，在她去世时，提臧本有机会通过讲出真实的故事而不是用矫揉造作的多愁善感更深刻向她致敬 。

目前事件还在持续发酵中，《大西洋月刊》计划发布一系列评论文章，并征集读者来信。在“那个被叫做洛拉的被奴役的女人”一文中，撰稿人Vann R. Newkirk II认为不该对提臧过于苛责，从一出生他的位置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完全解放洛拉。菲律宾裔的读者为他揭开了一个禁忌话题而鼓掌，《大西洋月刊》也因此更关注家政工和人口贩子。但Newkirk进一步指出，对人的剥削带来的后果要比提臧和该文编辑所看到的更为深刻。奴役这种陋习在全世界的所有形式中最大的罪恶是，它抹去一些人来扶持另一些人。提臧的叙述没能展现普里多被抹去的程度，而这恰恰表现出奴役制度如何同时扭曲奴役者和被奴役者。

你想成为赛博格吗

近日，华沙独立研究者阿加塔·萨根（Agata Sagan）和普林斯顿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著名伦理学家彼得·辛格在Project Syndicate联合撰文，为人类在大脑中植入认知增强设备的权利辩护。

这一呼吁的背景是，继特斯拉电动汽车和帮人类移民火星的火箭之后，埃隆·马斯克又创立了一家叫做“Neuralink”的新公司，致力于将计算机直接接入人脑从而增强智力和记忆力。

文章指出，马斯克的这些项目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保卫人类这一物种的未来。电动汽车帮助降低全球变暖达到危险程度的可能性，火星移民则降低人类因为气候变化、核战争、生物恐怖主义、小行星撞击而灭绝的危险。和《超级智能》（Superintelligence）一书的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一样，马斯克认为制造比人类更智能的机器是一个“基本的达尔文式失误”。由于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和人们在多种激励下把电脑变得越来越聪明，马斯克发现这一趋势已经无法阻止。他的策略是，通过把电脑接入人脑，使得人类变得跟最先进的人工智能一样聪明来避免人类被超级智能机器灭绝的厄运。

两位作者指出，在人体植入电子设备并不新鲜。人工心脏起搏器已经被使用了将近60年。自1998年以来，科学家就开始在瘫痪病人的大脑植入设备，帮助他们用思想移动电脑屏幕上的光标或者供职人工手抓握物品。但这些设备并不能将使用者的能力超出健康的正常人，但艺术家内尔·哈维森（Neil Harbisson）为了改变天生的全色盲，通过在头颅植入天线，能够利用声音的频率“听”到超出人类视觉识别范围的颜色。哈维森自称是一个赛博格，即具有技术增强能力的生物体。

文章接着提出，要从这些有用但功能有限的设备过渡到马斯克想要实现的人脑－机器交互需要重大的科学进展。但目前大多数的大脑植入实验都是在动物身上进行的，这些实验对猴子和其他动物造成的伤害让它们的伦理学受到质疑。但如果想要马斯克的计划成功，在人体和动物身上的实验都是必不可少的。

在美国、欧洲和大多数进行先进生物学研究的国家和地区，对使用人体被试的严格规定使得获得进行通过链接人脑和计算机以增强认知能力的实验许可异常困难。菲尔·肯尼迪（Phil Kennedy）是利用电脑让瘫痪病人用思想进行沟通的先锋人物，但美国的规定逼迫他在自己的大脑中植入电极来取得科学进展。即便如此，他也必须前往中美洲的伯利兹城才能找到愿意为他进行手术的外科医生。英国赛博格提倡者凯文·沃里克（Kevin Warwick）和他妻子将数据组植入手臂，来证明不同人类的神经系统之间的直接沟通是可能的。

马斯克建议改变使用人类被试的管理规定，这需要时间。但与此同时，随心所欲的爱好者们在向前探索。文章提出的问题是，健康人是不是应该不被鼓励——如果不是被阻止——在自己身上植入设备？沃里克说，科学研究受益于赛博格爱好者们所做的尝试，是否植入是他们自己的决定。两位作者也同意，只要人们被恰当地告知其风险性并自由地做出决定。这样做可以令他们的生命更有意义，而且如果马斯克的判断对的话，最终还将拯救全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