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熊孩子”被踹应该谴责谁

“熊孩子”被踹：最应被谴责的究竟是谁？

上周，“四岁女童饭店叫喊被踹”视频曝光，成为舆论焦点，引发关于成年人对孩子施暴、“熊孩子”教育问题等争论。

据报道，在大连某饭店，两个孩子在店内“捉迷藏”，邻桌的女大学生嫌孩子吵闹，奔向宋女士的四岁女儿踹了一脚。随后宋女士与女大学生发生拉扯，冲突间宋女士还扇了店员耳光。事后，宋女士称，当时女大学生踹到了女儿身体和凳子，自己护女心切动手打人；女大学生则表示，自己只踹了椅子，但承认不该冲动，愿意道歉并赔偿。

主流媒体的评论大多理解母亲出于母性本能护女心切的行为，而更多关注女大学生作为成年人暴力对待四岁孩童的不当行为。

新京报发表评论指出，事件过程中的两个细节，更佐证了女大学生行为的不当：一是，据说女童玩耍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女大学生在做出“踢”的举动前，也并未“求助”女童父母或店里的服务员；二是，女大学生称，自己当时有如此强烈反应，是因为自己与男友吵架了心情不好。由此或可推测，在一定程度上，该名女大学生对女童的暴力行为，更像是一种迁怒。

而在社交媒体上，女大学生的行为获得了不少网友的认可，相当多人赞成对“熊孩子”就不该客气，他门认为很多孩子家教有问题，“在公共场所遇到这样的孩子真不少”，“家长教不好自家的孩子，就得让别人来教育”。

对此，新京报社论认为，不少人对一名成年人施加于4岁小孩的暴力表示认可甚至声援，已然是公共舆论的失态。这种价值取向，背离了一个成熟社会对未成年人该有的怜爱姿态。教育孩子适应公共生活，强化规则教育，这是家长必须肩负起的责任。可具体在这起事件中，无视暴力的不当，而侧重于谈如何教育“熊孩子”，已然有偏题之嫌。个案的宣教价值不宜过度放大不说，舆论态度的分化，更提醒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那些在嘈杂的喧嚣中可能被遗忘的公共观念。

澎湃新闻评论同样认为，认同对“熊孩子”使用暴力，是网络的道德堕落。一个社会是应该有底线的，这是人的是非本能，不以年龄站队，不以有没有孩子站队。但是，互联网上民粹情绪掩盖了基本的是非，在“集体壮胆”之下，居然有这么多人对于向4岁孩子暴力相加表示认同，这是可耻的。媒体发达时代，网上一望无垠的对“熊孩子”的讨伐，本身就是一种集体的精神病态。“熊孩子”有问题，由监护人教育，觉得“熊孩子”破坏公共秩序、毁了你的公仔，可以叫警察、打官司，但不能打孩子，更不能理直气壮地打。这个底线不容突破。一个正常的社会会在一定程度上宽容孩子，却不应宽容对孩子使用暴力的人。

心理学教师唐映红则在腾讯·大家撰文指出，大学生飞踹4岁小孩，呈现了中国熊孩子成长简史。

所谓熊孩子，概言之即缺乏良好的习惯养成教育的儿童。从心理学角度，幼童1岁半到3岁是习惯养成的关键时期，这个阶段的儿童有了自我意识，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探索世界。这时候母亲应该承担起规训孩子行为以符合社会规范的责任，培养孩子良好的行为习惯，若母亲在此阶段无所作为，那么一个熊孩子就养成了。

而在这一案例中，如果年轻女食客不堪熊孩子之扰，也应直接与宋女士沟通，请她管束好自己的孩子；即便无效，也可以要求饭馆服务员来维持饭馆的就餐环境秩序，无论如何都不应该直接冲女童踹上一脚。在作者看来，这年轻女食客也是个熊姑娘。

再有，如果宋女士作为母亲，提前教导孩子在公共场所轻言细语，避免骚扰别人，并且把孩子们的玩耍置于自己控制得到的范围之内，估计就不会有后面的一系列事情。“可是，两个大人聊天，放任熊孩子在另一边吵闹，这不就是中国社会公共生活中的一种常态吗？”熊孩子被踹后，宋女士护犊心切和女大学生扭打一团也就罢了，当服务员上前劝架时却连服务员也一起揍了，“一被激惹就怒不可遏，逮谁揍谁，事后还意犹未尽，发网络上寻求共鸣。在我看来，这根本就是一个熊妈妈嘛。”

唐映红说，一个4岁的熊孩子，一个90后的熊姑娘，一个80后的熊妈妈，把她们排成一列，不就是一个熊孩子的成长简史吗？而每一个熊孩子背后都有一个失败的家长；而一个熊孩子，成年后很容易成为另一个失败的家长。

作者介绍了心理学家埃里克森（Erik Homburger Erikson）把6岁之前的儿童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

0~1.5岁，是孩子终其一生安全感建立的关键时期，而婴儿的安全感就来自于母婴互动，一个安全感足的母亲往往也能培养出安全感足的婴儿；母亲的安全感不足或者存在缺陷，通常也会给婴儿留下安全感不足的烙印。

1.5~3岁，是儿童一生习惯养成的关键时期。母亲的人格和教养水平直接影响幼童如何看待自己和他人的心理基础。一个自恋的母亲，一个缺乏尊重他人教养的母亲，几乎必然养育出一个自恋的，不尊重他人的熊孩子。

3~6岁，是儿童责任感培养的关键时期。母亲具备引导孩子自主探索和培养主动性的能力，那么就能为儿童将来成长为一个负责任、具有创造力的人奠定坚实人格基础。

因此，在一个家庭把孩子送到小学接受学校教育之前，父母，特别是母亲对孩子的早期发展和教养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基础性影响作用。学校教育是没有办法替代母 亲的角色给予学生安全感的；学校教育也很难矫正业已养成坏习惯的熊孩子；学校教育要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和创造力也必须建立在家庭教育奠定的基础上。

大卫·哈维再访北京

大卫·哈维。

当代最著名的人文地理学家、纽约城市大学杰出教授、西方左翼重要思想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今年5月再次到访北京，并接受了媒体专访。

在界面新闻的采访中，哈维谈到特朗普就职以来，纽约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第五大道的交通变得非常糟糕。因为特朗普的住所就在此地，特朗普大厦周围现在布满了混凝土砌块，并且如果他人在纽约，那么大厦门口一定有人示威，会堵塞街道和交通。另外这对纽约的城市预算也有非常坏的影响，因为特朗普的安保支出由纽约市负责。

而美国社会一些长久以来被压抑的愤怒，因为特朗普的当选而爆发出来，人们变得异常暴力，针对少数族裔的仇恨犯罪有显著的增加，导致城市的氛围变得十分不友好。另一方面，他的当选也使一些过去在政治上沉睡的人彻底清醒过来，参与到社会运动中来，比如妇女大游行（women’s march）等。可以说，这是一种由基层发起的、针对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主义的群众运动，激发了很多政治能量。很多人在右翼势力占据越来越多政治空间的时候没有站出来反对，现在他们想要重新夺回这些空间。

谈到美国锈带上的产业工人，哈维分析指出，1970年代以来，美国、欧洲和日本就开始经历了去工业化，将制造业转移到了中国和其他国家，使本土传统的工人阶级失去了就业机会。他认为这不仅仅是失业的问题，而是异化的问题。因为工人们看着那些机构、工会被摧毁，失去了对工作以及生存的土地的认同感，陷入深深的无力感中，很多人选择用毒品聊以自慰。这种异化在政治上是非常危险的，会导致所有人都感到对现实无能为力，还可能导致极端的愤怒。特朗普抓住的正是这种愤怒的情绪，他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当选的。很多人面对无法改变的现实，干脆说“去他的，不管了，我们要投票给这个人（特朗普）”。

并且，哈维认为这一困境可能会越来越糟，因为人工智能正在大举进入服务业——除非出现一种集体的反抗，一场政治运动。“因此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草根运动在美国兴起。我们需要寻求一种‘异化程度较低的政治’，要重建公共机构，培育更强的政治共识，挖掘和利用占领运动的资源和经验，这是我们找回尊严、重建生活的意义的希望。”

至于欧盟的前景以及右翼势力在欧洲的蔓延，哈维表示，除非欧盟出现一些激进的改革，否则欧元会首先消失，欧洲内部也会发生分裂。而欧盟和欧元的失败，可能会导致一股强烈的分离主义运动，不仅各国会从欧盟分离出去，各国内部也可能分裂，北意大利和南意大利可能会分裂，加泰罗尼亚地区可能从西班牙独立，苏格兰可能从英国独立。“事实上，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坏事，前提是整个欧盟能够形成一种类似联邦政府的统治，下属的各个地区享有自治权，就好像美国的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之间的统治关系一样。”

不过现在，欧洲一体化的呼声还是主流，所有人都在庆祝马克龙的胜利。但这次大选中三分之一的法国人没有投票。在哈维看来，这三分之一的人口很可能是偏向左翼的力量，他们将来会对法国的政治走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的政府治理多采取的是技术官僚的路径，他们对于智能城市的强调让哈维非常反感。“我当然支持街上的红绿灯能够运转地更准时一点，通过数据挖掘技术让城市运行地更加平稳顺畅，这都没有问题，但重要的是，城市是由社会关系构成的，而智能城市并不涉及任何社会关系的问题。欧洲面临的问题同样是异化的问题，并且正在陷入寻求技术统治的危险，忽略了城市的社会基础。”

今年是《资本论》诞生150周年，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重读《资本论》？哈维认为，因为马克思非常透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而我们现在仍然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里。在马克思写作的年代，资本主义仅仅存在于西欧和北美，但是现在，它遍布全球，甚至在非洲都发展得很成熟。“如果马克思的著作能够帮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的矛盾，理解危机生成的方式，我们当然会想去读它，不读它是愚蠢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所有人都对它充满敌意，不想人们去阅读马克思，他们想掩盖什么？”

在澎湃新闻的采访中，哈维指出，资本主义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系统，它自身必然会引起危机。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对利润的追求，而资本主义所追求的利润是“复利”，追求交换价值而非使用价值，要求利润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而在当前的世界，像开发新大陆、殖民地扩展、开放社会主义阵营那种大变革的经济增长空间已经被填满，支持资本扩张的决定性因素基本消失。因此，利润就日趋平缓，经济不会再像以前那样高速发展，除非制造泡沫。可是当泡沫破灭的时候，资本主义危机就来了。

哈维认为，中国有大量富余的资本、生产力、劳动力，因此中国采用扩大内部投资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大规模强行城市化、修建基础设施，比如高铁就是在经济危机后建的。与此同时，中国的建设也带动了对原材料大量需求，比如矿石、石油等，为中国提供原材料的国家也在这个过程中很快从经济危机中恢复了，比如澳大利亚。为中国提供技术支持的国家，比如德国也借此度过了危机。中国主要通过扩大内需应对危机，同时也引领全球资本主义走出了灾难。“一方面，虽然中国的经济与资本主义世界紧密联系，但中国的市场并非完全自由主义市场；另一方面，中国在很多层面上都是市场经济的，中国是全球化中的一部分，它为保持这个体系的稳定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不是中国政府愿意这样做，而是不得不这样应对。”

而在哈维看来，中国房价上升的逻辑和其他国家是一样的。资本不关注房子的使用价值，只关心交换价值，房子的价值不在于居住，而在于升值。马克思的观点是，越是自由的市场，贫富差距就越大。答案就是要控制自由市场，但是现在这样做很难，因为富人已经控制了政治和教育。他认为，一方面我们要管控自由市场，另一方面要采取税收措施，对高收入群体采取重税。

谈到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哈维指出，其显著特征之一就是持续加速。每个人都在赶deadline，每件事都越快越好，城市中的日常生活变得越来越无法忍受。“资本主义是关于加速，资本要高速流动，因此它们编造了时尚，加速消费，加速淘汰，加速破坏，加速重建。我们必须每年都要换新手机，我们还要新的这个，新的那个。我现在还在用我奶奶的叉子和刀子，刀刃非常锋利，已经有120多年了。资本主义如果制造能用120年的东西，它们就破产了。甚至学术界都是这样的，我1960年代进入学术界，那时候的学者一辈子出两三本书久就很了不起了，但是现在的学者可能一年内就要出一本书，不光看数量，还要看引用率，社会不断迫使学者制造意义不大的论文。”

最后哈维表示，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一开始只是偶然读到马克思，觉得非常有趣，就开始研究、写书、演讲，“然后就有人说我是马克思主义者，其实我并不是什么主义者，我只是觉得马克思很有趣，他说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东西……我很幸运能够在纽约城市大学，没有陷入被迫害的境地，它们能够容忍并且珍视我。我所待的前一所大学就给我制造了很多麻烦，他们不让我接触我所需的资料，甚至不给我工资。当然了，我这么大年纪，也不需要升职和讨好谁了，可以说出我认为的真相，这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比较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