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风破浪的考公：她想在体制内做一个拼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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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并文 | 彭乐怡

指导教师 | 唐次妹

编辑 | 林子尧

自2009年开始，我国国家公务员考试报考人数已经连续13年超过百万，2022年度国考过审人数首次超过200万。这是一场门槛低但需要运气的考试，有的人一战上岸，有的人考到35岁仍“报国无门”。懵懂迷茫的年轻人正在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和践行这场考试。

考试现场

择业赛道

2021年11月28日，寻常冬日里的一天，对于国考考生来说又不太寻常。王洋洋离考场有点远，清晨6点便起床赶赴考场，上午考完整个人困得不行，连忙找到一个无人的楼道，就着阳光准备小憩。

迷迷糊糊之间，她听到有脚步声临近，并且清晰地感觉到那人走到她身边的阶梯时，刻意放轻了脚步，直至走完她所在的一整个阶梯，才恢复正常的走路状态。

她本想睁开眼睛看看是谁，但无奈太困了。也许同是天涯考公人，对辛苦共鸣。今年国考过审人数首次突破200万，不知道谁要当分母，谁要当分子。

王洋洋是应届毕业生，报考了东莞市某税务局执法员，竞争比大约是60:1，相比平均竞争比68:1小一些。但王洋洋的应届生身份在212.3万过审考生里占了优势，今年国考扩招吸引了更多人报考，而当中超过五成的职位仅招应届生，毕业生中考公的人数有限，相当于相对少的人报考更多的岗位。非应届生则要争破头，几百进一“都是常事”。

疫情以来，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不断上升，去年过审人数涨幅为8.8%，今年则为25.7%。今年最火的岗位是西藏自治区邮政管理局主任科员，竞争比为20813:1。27年前国家公务员首届招考，最热岗位被媒体形容为“万里挑一”，而如今已是“两万里挑一”。

即使没有疫情影响，近10年国考报考人数也一直在百万以上，公务员是普遍认知里“很香”的工作。工作稳定加上待遇不差自带吸引力，不管在家长眼中还是在毕业生心中，都是一份不错的工作。但抛开普遍认知，王洋洋还是对“就业”很懵懂，“我甚至不了解进了公务员体制内到底需要做什么。”未来是不确定的，创业、996、当老师、考上公务员都可以，“既然如此，应届生在国考中的优势这么大，为什么不抓住这个机会呢？”加上一年中有国考、省考、事业编等多场考试，“你总有很多次机会可以去尝试。”

理想职业

如果王洋洋成功上岸，她可能会像胡月一样按部就班地工作，平稳地度过几十年人生。胡月比王洋洋大两届，已在梅州市平原县某税务局工作满一年。

在广州实习时，胡月通勤时间超过3小时，打扮得再精致也在地铁上被挤得不成人形，打破了她对都市丽人的幻想，然后反过来与父母站在统一战线——回家考公。现在她从家里到税务局上班只需要5分钟，慢悠悠地吃过早餐，骑个小电驴转眼就到了，比大城市节省了18倍时间。

“实在不行，回家考个公务员吧”几乎成为这代父母的口头禅，可在他们刚参加工作的年代，公务员并不是最吃香的职业。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和工厂才是铁饭碗，如果是普通家庭，一般也都延续祖辈影响，于是父辈也渴望到国企工作。但改革开放带来不少机遇，除了国企，外企和个体户也是较受欢迎的选择。90年代掀起一股下海潮，甚至有不少体制内的公务员辞职创业。

到“九五”期间，因国企改革，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全国范围内爆发一次下岗潮。《北京日报》报道称，1995年北京参考公务员人数为5087人，到1998年2月，北京已有9万多人参加了培训和公务员考试。可见，严峻的就业形势冲击着原有的就业观，中年下岗的打击让我们的父辈重新思考了“工作稳定”的重要性。

胡月用心准备了一年，在160:1的竞争比中突出重围，顺利地一次上岸，让父母放心的同时，也找到了理想职业。在九型人格里，她属于“助人型”，所以并不会觉得帮助纳税人跑上跑下地解决问题是件麻烦事，反而很有成就感。刚到岗时，胡月碰上一个新手纳税人，事无巨细地询问，她保持耐心回答了很久。隔着口罩和窗口玻璃，纳税人只能看见胡月一双眼睛，业务办妥后，还特地到工作人员介绍栏把照片都仔细地对照了一遍，再跑回来问：“你是小胡吗？”

年轻、勤奋、用功，一年里胡月把税务大厅的4个岗位都轮了一遍，转正之时已经开始带徒弟，在同期中出类拔萃。

大厅里每天有五六十个号，胡月窗口就负责了三分之一，其他同事叫号不积极，“要么是玩手机，要么就跑到别的窗口聊天。”胡月说，因为不管叫不叫号，拿的薪水都是一样的，这是体制内绕不过的一个问题，她不认同这种工作态度，“我觉得那么年轻有朝气的时候，确实有点浪费。”在体制内躺平，存在现实情况，也属于外界的一种刻板印象，胡月想，应该在体制内做一个拼命的人，或许可以缓和这种氛围。

重庆公务员考试

公考围城

“我觉得自己像一只被困在笼子里的鸟。”周俊毕业后选择参加为期一年的“西部计划”，分配到新疆库尔勒市普惠乡工作。原本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可在公务员考试中加分（以招录单位政策为准），但周俊最后也没利用这个加分，现在已经从公务员行列转回自己的专业对口企业。

今年秋招结束后，智联校园数据报告组出炉了一份《2021年秋招大学生就业趋势报告》，指出一种“公考围城”现象，不少年轻人从拼命挤进去，到主动退出来。报告总结了“扎”不进基层的原因：地理偏远、语言沟通不畅、工作程序繁琐、人际关系复杂等。像胡月一样能找到家长满意、自己愿意的工作的年轻人是少数，如果最终工作不适合自己，再“好”也会被打破幻想。

新疆地广人稀，风沙很大，“但气候倒没什么问题，我们兰州跟新疆差不多。”回忆起辞职，周俊认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由于语言、文化障碍，周俊的工作主要是在办公室里整理材料，与当地群众没有深入交流。这类工作一般比较机械，他觉得自己施展不开，没有获得长足进步。二是工作繁忙却无法排遣。年轻人在基层跟“安逸”不沾边，都是身兼数职，假期少且分散，周俊所在的乡镇地方偏远，经济不发达，整个小镇上只有两间商店和两间宾馆。“在城市生活惯了，那边网吧没有，KTV没有，酒吧也没有。”工作和生活不平衡，压力一浪接一浪叠加在他身上。

坐在工位上，周俊负责对评级档案查缺补漏，一一落实上级工作指示并形成纸质版材料，这都需要循规蹈矩，不能异想天开，按照自己的想法写。他没有批评工作任务本身，也觉得与同事关系不错，只是自己性格与工作不合，于是辞职事在必行。

钱锺书对围城的描述也十分适用于大学生与体制内工作的关系：城外的人想象城内“祥云冉冉，仙乐飘飘”；而城内的人却认为熟悉的地方是没有风景的，梅花香在城外的小道旁。

错过互联网

2014年，国家开始大规模部署 4G 移动通信网络，中国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2015年，国家齐头推进“互联网+”和“双创”计划，不少人乘着移动互联网发展的东风，挖掘新型互联网经济模式，共享经济在中国形成一股新的浪潮。顺着这股浪潮，赵琳菲下定决心从工商管理转专业到信息管理，毕业后去当一个程序员。

新事物是机遇，也是稳定的反义词。赵琳菲家庭对考公有过分的执念，认为“女孩子要当医生、公务员、老师，否则就是家族之耻”，排在赵琳菲前面的两位姐姐没有反抗，高考复读两年考上医护专业，在沉重的家庭教育下，赵琳菲本能地就要往相反的方向去。

大四临近毕业时，父母直接把考公复习资料寄到学校去，赵琳菲一个字都没看，干干净净地丢进垃圾桶。只不过，仅仅两年过去，共享单车已经倒了一片，支撑赵琳菲的梦想也倒了。《BOSS直聘：2017互联网人才趋势白皮书》显示，2017年共享经济行业人才招聘需求行情上演过山车，6月时人才招聘需求已达到年初的3倍，但从7月开始，受行业内大批企业陷入倒闭潮影响，招聘氛围降至冰点。

再加上乐视停牌，曾是“A股网络视频第一股”的互联网企业说倒就倒，让赵琳菲感觉互联网经济只是个泡沫，最后又回到了父母给予的原点，选择了深圳的一家国企，虽不够公务员稳定，但总归在体制内。

深圳是个多元发展的城市，赵琳菲不少同学也选择到此工作，但他们显然要比赵琳菲忙碌很多，基本上没有假期。好不容易凑齐了要小聚，饭桌上都在交流各自的业绩，“反观自己，虽然我很轻松，但有一种20多岁就垂垂老矣的感觉。”从小到大，赵琳菲都是特别认真读书的乖孩子，又考上了好的大学，工作之后却发现这些全部都没有用。一两年之后，我是不是会落后于同龄人？她在饭桌上出神。

一年半后，赵琳菲跳槽到一家互联网创业公司，规模太小，她还是没有真正体会到互联网的滋味，也不确定自己当时判断“互联网是个泡沫”是否正确。结果工作没几个月，又辞职了。2019年底，新冠疫情袭来，毕业两年后，赵琳菲迎来了一年空白。

不得不在家里的晚上，她躺在床上想：我没有工作。大学以来的不顺遂，已经让她越来越不相信自己。没有人是她的盟友，“过年亲戚都说我：‘好好的年轻人，怎么会变成这样？’爸妈不催我结婚，反倒催我考公。”家楼下就是一条河，她曾经打了好几次全国自杀热线。

濒临绝望，赵琳菲已经完全不知道如何做自己，“那我就按照他们的想法来吧，起码考公是当时我唯一能做的事情，也算是救了我一命。”她第二次回到原点，接着就马上参加了一场事业编考试，笔试成绩不错，让她又开始变得明朗起来。

只可惜，2020年一整年考的事业编、省考都没有理想结果。赵琳菲又重新反问自己，我到底想做什么？

公务员年节福利变化

哪里都躺不平

我不知道我喜欢做什么，这是常蕾毕业时对自己的认知。读了四年大学，到就业的时候她发现自己竟然没有一技之长。因为害怕踏入社会，所以一直在逃避就业。常蕾做了两年家里蹲，考了两次研，中间穿插着事业编制考试和省考，心不在焉地学习，结果都没上岸。2018年底二战结束，常蕾走出家门，在小型教培机构尝试了专业对口的工作。

整个暑假，常蕾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连唯一休息的一天也在备课，几乎100个课时，扣掉保险勉强够到7000块，同行90几个课时能拿到上万块。常蕾觉得自己命都快给了，遑论不是暑假的时候每个月只有1900块，还要出去派传单做销售。

这下常蕾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工作了，她不喜欢老板用所谓的“牺牲论”来要求她，不喜欢企业“狼性文化”，或许这就是其他人说图安逸的想法，“但我觉得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混在一起挺没意思的。”

互联网企业首先提出“996”工作体制，如今却是到处传染，加班成为工作的常态，将剥削深藏在热血的企业文化底下。年轻人尚未踏入社会，社会已然非常可怕。哪里有躺平的位置？常蕾身边在体制内工作的朋友也很辛苦，但既然都是加班，为什么不选一个待遇与付出成相对正比的工作呢？

收拾心情，常蕾闭关复习了大半年，比之前几次都要认真，2020年的省考和2021年上半年的事业编制考试，“很不幸”都没有进面试，但只有几分差距。这算是一个门槛较低的考试，学习一段时间就能取得一定进步，实力要有，运气仿佛更重要。120分钟的行测考试中，共有130道选择题，那就意味着总有一部分题是靠猜的，就看谁猜对的多。“实际上考的是取舍能力，以及你的运气是否与国运昌盛相符，”常蕾笑着说，但语气认真，“所以我现在天天在做好事。”

省考落榜后，常蕾一边工作一边继续考公。在社区居委会工作的时候，她碰上台风“烟花”登陆和南京7月份暴发的疫情，一个月连轴转工作。小区封控，常蕾早上七点到下午一点站岗，接着回办公室处理社区内防疫事务，帮老人设置行程卡，打电话摸排网格内所有住户的出入情况……基层很不容易，常蕾进入了这个角色，悄然发现自己整个人的状态已经改变了。

“20岁的时候，你就能清楚知道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了吗？”常蕾反问，“我一直不知道我要做什么，那不如就往前走吧，考公也是一种尝试。”这是目前她所想到最好的路，也十分喜欢现在的自己，摆脱懒散，把生活分成很多小目标，下次考试可以比这次考试前进一名，总有一天就是第一名。

宇宙的尽头？

一直考，总有一天就会考上吗？但是公务员考试有年龄限制，一般要求35周岁以下。屡战屡败的时候，就会得出哲学性的感悟——也许有的人就是一辈子都考不上公务员，我们只是平庸之辈中的芸芸，而失败是人生常态。

王果备考一年，凭借优秀的笔试能力进面6次，但都被刷下来了。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2021年4月的事业单位统考，王果在笔试中考了第一名，“吸取以前的教训，我在准备笔试的同时也准备了面试，非常有信心，考完之后心里暗暗觉得这次稳了。”结果面试又是最低分，王果不相信，申请复查分数。0.34分，她落榜了。

7月，王果感觉左边耳朵不舒服，挂了耳鼻喉科，检查了耳朵、颈动脉都没问题，但放射科护士突然问她：“你知道自己甲状腺有个结节吗？”王果懵了，一查就是5级恶性甲状腺肿瘤。

从医院走到地铁站，一路上王果泪流满面，觉得自己要完了，“我这么年轻，凭什么这个病要轮到我？”

甲状腺出问题，跟长期负面情绪积压，加上一年高强度考试带来的心理压力不无关系。这个经历让她醒悟，生命中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是钱吗？是光鲜亮丽的生活吗？如果失去了健康，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

2022年度山东“省考”和选调生笔试开考

一直以来，同学和老师对王果评价都很高，她是本科学校记者团团长，在校期间和同学合伙创业，研究生期间给老师做助理，明明觉得自己还不错，为什么找不到工作呢？屡战屡败，以前积累起来的信心都被一点点磨去，“考公的时候会想，大家都考上了，我也要考上，我笔试都那么好了，为什么要放弃？”近乎偏执的心态，让自己的路好像越走越窄，越发暗淡无光。

一场考试而已，却因此失去了自我，这不是这场考试的本意，也不是这份工作想传达的意义。王果的价值可以在其他很多地方绽放，如今她在一家化妆品公司做创新原料开发，泡在实验室里做实验、看论文、参加学术会议，薪资虽不能与她在杭州的其他同学相比，但早上能解决温饱问题，晚上有时间打开自己的精神世界——王果重拾了大二时给自己定的人生目标。

生活在继续，王洋洋和常蕾在继续准备省考；胡月在基层兢兢业业；周俊到处出差，但享受这种状态；赵琳菲省考失败后选择了考研，去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王果在采访中说：“在波动的年代里，与其去寻找某种庇护，还不如自己积攒能力。考进去就永远轻松了吗？不是的。”宇宙的尽头是编制，这是一句流行语，却不能把调侃当成教条。

（王洋洋、胡月、周俊、常蕾、赵琳菲、王果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