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墙打开，只是公共空间“真正开放”的第一步

2022年初的上海“两会”上，高校打破围墙，让更多的人参观历史建筑，参加文化活动，被提上了城市更新的工作日程。今年以来，上海音乐学院、上海展览中心、静安区少儿图书馆、嘉定博物馆等公共建筑陆续拆除围墙，向公共开放绿地和部分功能。

围墙打开，可以将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释放更多的绿色公共空间，提高现有公共建筑利用率，丰富其使用功能。但这只是公共空间“真正开放”的第一步。

上海展览中心的苏联式建筑设计是一个特定时代的文化遗产，在开放之后吸引了很多中老年人闲逛、打卡。 董怿翎 图

并非一刀切的公共性

无论在哪个国家，释放更多的公共空间都是城市更新（urban regeneration）中的重要环节。这种做法经常被称为“城市织补”（urban tapestry）。普利兹克奖得主克里斯蒂安·德·包赞巴克曾在2013版大巴黎规划中详细解释过它的意义：将城市视为一块织物（textile），织补的过程就是补充它结构性脆弱和被蛀蚀的部分。现代主义的城市曾经因为混杂功能导致了环境问题，进而试图将这些功能分解或拆解，平摊于城市空间中。现在的城市更新则需要通过在单一功能上“做加法”，释放更多的单一用途或私人所有的空间，让城市空间螺旋上升到一种更健康的混合、多元、高效状态。

从封闭到过度开放，再到集聚而有效的开放。图片来源：包赞巴克建筑事务所

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出现大量野蛮生长、粗放开发、平庸的空间。因此在2016-2017年，中国提出了“城市双修”理念，“城市织补”也被纳入其中。政府希望通过定向、定点的“小修小补”，修复城市设施、空间环境、景观风貌，从而提升城市的特色和活力。在“城市修补”部分，有增加公共空间、填补基础设施欠账、改善出行条件、改造老旧小区、保护历史文化、塑造城市时代风貌几个面向。其中增加公共空间中有1/3的重点放在了违法建设拆除，拓展公共公园绿地、城市广场等公共空间，完善公共空间体系上。

但相较于欧美很多国家，中国可以考虑释放的城市公共空间有自身的特殊性，“打开围墙”之后，公共空间和建筑群的关系还有很大的商榷余地。因为中国传统人工空间以建筑群的方式存在，建筑多居于外围，建筑之间的灰色地带作为半公共空间使用。这与欧洲自中世纪后期形成的商业性城市空间不同，欧洲商业空间形态是房屋正面临街开放，街区中心作为公共花园或分散至每家每户。

陕西岐山凤雏村的早周遗址。传统合院民居的基本形态从早周时期即基本定型，在后世的演变中根据每个地区人口密度的不同和城市功能的差别略有调整和变形。图片来源：《中国建筑史》

以阿姆斯特丹为代表的商业城市高密度居住形态。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欧洲城市传统街区格局皆是如此。例如同为荷兰的非商业城市莱顿就保留了大量的半公共城市合院。视觉中国 图

巴黎经过奥斯曼（Haussmann）改造后的街区形态。1850年代巴黎城市改造是城市向现代转型的曙光，其建设理念和手段被大量欧美城市借鉴和模仿。视觉中国 图

奥斯曼巴黎改造通过住房进深减少、走廊后置让各个房间采光更足，从而改善了欧洲工业革命后的城市居住环境，但它同时将“公”与“私”的空间从街区立面和一二层底商“一刀切”，形成现在欧美城市理念中传统的二分法——公与私的界限分明。而对于中国城市而言，“公”与“私”从来不是对立，而是相互渗透的关系，从完全公共，到半公共开放，到面向特别群体的公共，到半私有，到完全私有，是一个连续谱系。

当巴黎的发展进入到“光辉城市”阶段时，柯布西耶的“楼间绿地”依然是公共属性，相当于城市公共绿地的存在，沿用的是奥斯曼改造时期的基本二元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接受了 “建筑在内，绿化在外”的街区布局模式，却也依然沿用了传统认知——建筑周边公共空间为建筑的附属，具有半私有性质。因此中国式封闭小区的逻辑与美式社区常被批判的“自私的中产”有很大不同，只是表现形式趋同。在很长一段时期中，通过美式逻辑试图让小区打开围墙的做法屡屡受挫，也是因为没有对症下药。

后疫情时期，上海主要有两种做法：一是打开小区部分外圈空间，二是打开公共建筑附属绿地。前者以苏州河中心城区两岸42公里贯通为代表，如半岛花园、中远两湾城、大华清水湾等将宽3-6米不等的原绿化空间转变为公共空间，但实际上只是通过协商增减了不同属性的比例，并没有颠覆小区绿地的附属属性。

而后者如新进打开的华东政法大学沿河步道、上海展览中心、静安区少儿图书馆，打开围墙是让其附属绿地和建筑立面改变属性——从不完全公共到完全公共开放。它将改变建筑空间原有属性，从中国传统中公私之间的连续谱系，转化为以建筑表皮为分界的二元对立，失去渐变和缓冲的心理空间。这也是下一步释放城市公共空间的逻辑难点。

华东政法大学沿河步道的开放是上海“城市织补”的一大进展，也是将公共空间与校园半私有空间的分界线推至建筑表面的典型。赵忞 图

单一功能导致的无意识排斥

将部分公共建筑围墙打开，将周边绿地交付城市居民使用，随之而来的很可能是无意识排斥。最典型的表现便是打开的公共空间缺少座椅以及“禁止一切活动”上。

对于这种做法可以从“传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园林也是建筑群的组合，“移步换景”主要通过建筑物间的移动完成。由于停留和休憩都是以亭台楼阁为载体，园林景观中不需设置座椅等设施。但如果建筑不开放，休憩功能便只能通过公共空间自身来完成。不设座椅，便是不希望它拥有这样的功能。

苏州河华政段开放的“思孟园”“格致园”，原本分隔着校园与步道的围栏全部进行了拆除，并增加了“花境”和绿化景观。视觉中国 图

华政步道有方便慢跑的专用胶皮道路，却不在开放的绿地旁边设置座椅等设施。游客所能做的只有快速穿越和景点打卡。并且所有的建筑都是背面开放，主入口的走廊、庭院等历史建筑的精华部分依然仅面向教职工和学生。

在缺乏座椅和“禁止一切”之下，公共空间所剩的功能几乎只有漫步和快速通过。赵忞 图

这种不完全的开放背后则有一个更深层的矛盾——这些公共建筑本身是有特定功能和受众的，例如华东政法大学的功能是教学和研究，上海展览中心的功能是展览，静安少儿图书馆的功能是阅览和少儿活动，并不面向所有人。如果建筑属性既是如此，出于传统的“缓冲”目的，原有的附属绿地在成为新的公共空间后也不具备完全的公共属性，否则就可能出现这些情况：只有可以进入这些建筑，甚至只有具备消费能力的群体才能享受到公共面向的游憩服务，例如座椅、餐饮，而与建成空间的使用功能“不符”的群体则只能快速通过或“景点打卡”。

这就暴露出现代城市普遍存在，也是全球各国在城市更新中一直强调的问题，即建筑的功能过于单一，在全时段中利用率较低，大部分时间处于空置阶段，与可持续发展中所强调的增加使用效率从而减少城市扩张等理念相违背。

BIG在丹麦哥本哈根的小型广场项目旁边的厂房建筑并未开放，但树池肩负了公共座椅的功能，远处住宅区的墙面通过曲面与广场相结合显然是为滑板、小轮车等街道体育项目设计的，而且平坦地区也并不禁止各类运动。所以虽然设计简单，公共设施也不多，但却是完全开放的。图片来源：BIG建筑事务所

增加建筑本身的开放性

正是因为并非“真正的开放”，一些利用效率并不高的公共建筑试图通过增加功能来提高利用率，例如学校与其他类型的培训相结合、运动场晚间开辟给市民使用、展览馆和音乐厅等增加对外出入口，等等。上海展览中心也试图通过增加对外的咖啡馆来丰富建筑功能，让非会展期间的室内空间也能发挥作用。

实际上，在设计中增加建筑本身的开放性并非是一种新兴的理念，通过消费带动建筑的开放才更像是老生常谈。21世纪头十年里，以南京大学建筑学院一批青年教师为代表，中国的建筑界兴起了一股通过室外步道与室内进出通道流线分离的方式让办公建筑可以在早晚被市民所用，如遛狗、遛孩子、放风筝、轮滑，但它的室内功能本身不具备对外开放的功能。随着新城建设量逐渐减少，建筑实际利用率下降（甚至在建设之初便已经预计到了），最终关闭甚至“被更新”，因此这种实践逐渐退潮。

湖州长兴县电视台，缓坡上升可以一直到达屋顶，远眺新老城区。由于电视台是政府功能的一部分，因此两种使用方式都相对充分。南蔻 图

郑州郑东新区城市规划展览馆。即使展馆关闭，游客也可以进入三层的平台欣赏建筑体。图片来源：张雷联合建筑事务所

十多年前的新建筑通过设计的包容性，带给了市民更多活动空间。而对于原本就功能单一的“存量建筑”而言，除了增加对外消费之外，还有没有符合使用传统但更面向未来的使用和运营方式？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应如何鼓励人们在此停留，增加城市中人与人的连结，功能之间的复合？

从潮流体验和场景化消费的角度来说，网红地标打卡的热潮在逐渐褪去。人们观察城市的方法与角度会更深入，趋势是与城市深度互动，让自己真正融入城市历史与文化。因此，上海下一步的探索应当聚焦于建筑本身的开放，让走马观花的“阅读”变成沉浸式的文旅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