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致远？凭新面世的考古材料，北大博物馆怎样讲述甲午战争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博物馆与有争议的历史：博物馆讲述难以言说的历史”。在其官方解说中提到：历史是一项工具，而那些有争议的历史常常不为人知或被人误解，但它们却与我们是那么息息相关。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主办的自媒体“源流运动”在“观展”栏目推出5篇系列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关心这一话题，并授权“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于国际博物馆日前后转载。

“寻找致远舰”展即将于5月底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开展，共计展示致远舰舰体结构、武器装备、生活用具等46件组文物。

中日战争、民族英雄、致远舰，这样一些看似熟悉的名词，背后仍然蕴含着诸多有争议的历史细节和诠释角度。水下考古材料的面世，将带来对熟知历史的重新发掘，而这是否又会打开更多争议的大门？博物馆展览，又要如何讲述这段并不容易讲述的历史？

或许恰如展览策展团队的主要代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馆长杭侃所说的：“高校博物馆基于学术的目的，更适合展开前沿性、针对性甚至争议性的讨论。”

展览由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省丹东市人民政府主办，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策划并承办，将于5月底开展。展览单元包括：1.序；2.重整河山——致远舰水下考古；3.铁甲无声——致远舰的生命史；4.龙血玄黄——致远舰与黄海海战；5.与子同袍——致远舰将士遗物；6.其惟春秋——海战历史评说；7.放映厅。

每年的5月18日为“国际博物馆日”，这是自1977年开始由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设立的，旨在增进博物馆与当代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2017年的国际博物馆日将主题设置为“博物馆与有争议的历史：博物馆讲述难以言说的历史（Museums and Contested Histories: Saying the Unspeakable in Museums）”。

“考镜源流，以故为新”，“故”事从未远离过争议。即将在北大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举办的“寻找致远舰”展览策展团队的北大方面主要代表试图对参观者早已熟知的历史进行重新发掘，打造一个能让参观者在直面纷杂观点后逐渐认识到历史解读多元性的展览。

商晨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文化遗产展示与利用方向硕士）：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为何会选择致远舰这一展览主题？作为一所高校博物馆，所策划出的“寻找致远舰”展览有何特点？

杭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馆长）：赛克勒博物馆作为一所高校博物馆，举办展览需考虑到自己的特殊性质。选择致远舰水下考古的主题，首先是基于学科发展的需要。水下考古是考古学中快速发展的新领域，它体现了考古学应对当代社会复杂环境的学科结构调整，相似的还有航空考古。另外，纵观世界发展的一个趋势，未来将是海洋的时代。目前“一带一路”是社会热点，但大部分工作都在强调大陆上的“丝绸之路”，而对海上的了解仍比较欠缺，已有的水下考古工作主要聚焦在陶瓷考古上，这样的视野亟需突破。国家文物局水下考古中心素来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合作密切，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展览，公众能够更加了解水下考古，同时加深对“一带一路”的认知。

作为一所高校博物馆，我们在策划展览时会更突出学科背景。我们曾举办过一次“权力与信仰：良渚遗址群考古特展”，倘若社会上做良渚题材的展览，可能偏重展示精美的玉器文物，而我们则力图完整再现了文物在墓葬中的考古单位信息。做致远舰的展览，我们也想体现对于水下考古学科的重视，不仅展示文物，更要体现文物背后的学术研究及学科发展的过程。水下考古方兴未艾，涉及到很多新的理念、技术，目前专业人才非常稀缺，而这个学科背景是大部分观众甚至是考古学生都不了解的。另外，我们会利用学科优势举办活动，比如社会上的博物馆，讲座主题更偏重科普性，而高校博物馆基于学术的目的，更适合展开前沿性、针对性甚至争议性的讨论。

商晨雯：甲午战争结束以来，对于它的解读从未中断，涉及到中日关系、民族英雄、死亡和国家屈辱等有争议、难以言说的话题。无论是研究或者是阐释，对于历史的叙述必然带有倾向性。本展览的叙述角度是什么？

杭侃：我们将展览名定为“寻找致远舰”，一方面是字面的解释，如何在海底大量的沉船中，根据一系列的水下考古勘测找到并确认致远舰。另一方面，展览将会呈现致远舰的文物，并带领大家由实物思考历史，将致远舰的沉没这一历史事件置于宏大背景下，包括这一场海战全面的作战经过，更将从全球史观背景下再认识这场战争。在甲午战争结束后，欧洲出现了一幅画作，一侧是来自东方的佛和一条巨龙飞奔而来，而另一侧是表现欧洲传统的十字架，似乎西方感受到了日本所代表的亚洲带来的威胁。它不简单是中日两国间爆发的一次战争，更具有全球意义。

曹宏（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副馆长）：经过几次讨论，我们最终确定展览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作为背景铺垫的序，用常见历史教材和电影海报等展品激活人们对这段历史的记忆；第二部分讲述了水下考古寻找致远舰的曲折历程；第三部分展示确认致远舰身份的重要出水文物和舰体结构残件，回溯致远舰生命史；第四部分展出武器装备类文物，并模型重现黄海海战关键场景；第五部分展示了致远舰上与人有关的文物，是最有温度的部分；第六部分展现围绕战事的历史评论和争议；第七部分是放映厅，我们剪辑了两个短片，让观众了解致远舰水下考古过程中社会媒体的关注与记录。

钱穆在《国史大纲》的序言中写过：“一个国家的公民对于本国以往的历史需保持‘温情和敬意’。”我们希望能带着这种“温情与敬意”还原一段尽可能客观的历史。让观众在这个相对客观的场景中，突破时空和文化的阻隔，获得自己的理解和结论。回望历史，也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

商晨雯：在本次展览正式部分开始前的序厅部分，设置有一个展柜，展示了以往对于致远舰及甲午战争的大众读物、教材等。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

王思渝（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物馆学博士研究生，序厅展柜及“致远舰将士遗物”单元负责人）：这个设计基于两个目的，其一是让观众感到亲切熟悉，从而参观展览时更有代入感。从博物馆观众的角度来考虑，我们觉得从熟悉到陌生的这个过程是极其重要的，很多经典的博物馆学和心理学研究成果都在提醒我们，让展览内容和观众已有的知识结构、记忆片段相呼应，这有助于观众形成更好的记忆和兴趣。其二则也是一种反思。我们都知道致远舰、甲午战争是国人非常熟悉的历史事件，可是越是为人所熟知的题材，被曲解和想象的成分便有可能性越大。我们将一些市面上的书籍、扑克、海报摆在这里，便是在提醒大家重新去审视这些传播途径。大家带着被唤醒的已有认知走进展览，接下来在展览中看到致远舰实物。展品说明较为直白精简，而主观解读的角度也以一种最为小心的方式被放到了最后一个单元。传播的历史与无声的实物仿佛构成一组对立，但实际上它们集结为极具张力的复线叙事，成为观众反思历史的素材。

商晨雯：本次展览用了很大的篇幅呈现水下考古的材料。怎样看待水下考古这一偏技术性的部分在整个展览中的作用，如何将这一部分与甲午战争及致远舰等更侧重历史性的部分进行衔接、整合？

王佳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源流运动”项目负责人，“致远舰水下考古”单元负责人）：在120多年来，致远舰所代表的甲午战争一直是国人普遍知道却又很少深入了解的历史，对于它的讨论更多集中在历史、军事领域的专家学者中。因为没有实物，一切就都停留在文字和影像中，成为“故事”。而致远舰水下考古的成果让这个“故事”变得真实、可视，能让人们感受到它从未远离，从而深入思考这场战争对于我们的真正意义。

水下考古内容位于展览序厅之后，在这部分策展中，我们希望让观众了解，这场与致远舰的重逢并非是偶然的、易得的。首先，这是在水下考古历经数十年发展后，在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基础上才得以进行发掘，使历史有机会重现于世人面前。其次，这个过程要比陆地上的考古工作更艰难、更具挑战性，特殊的发掘理念、方式和设备，会让观众了解其艰辛，也带来了新的知识。再次，出水文物的保护，使我们得以拨开百年海水侵蚀的痕迹，重见战舰陨落时的真颜。这个过程正因有学术的严谨，才更震撼人心。

在策展初期，我们曾经想过将黄海海战放在前，将水下考古放在后的展览方案，从沉没说起，再到重逢。但这个方案很快被推翻，而选择了从发掘、再到历史回顾、思考这样的“倒叙”。因为只有实现了水下考古、出水文物保护这一系列过程，历史真实才能出现在观众面前，实现我们与致远舰这段历史的重新衔接。

商晨雯：致远舰出水文物首次与公众见面，它们大多是观赏性并不强、观众也并不熟悉的武器、船体构件等。策展团队如何使观众了解这些冰冷物件背后的历史？

王伟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研究员，“致远舰的生命史”单元负责人）：因为文物受损严重，观赏性不强，加上文物保护的要求使得可参与展览的出水文物有限，所以实物展出方面遇上很大困难。本单元承接水下考古单元，表现致远舰身份确认的关键证据，即“致远舰”标志性文物的出水。围绕这一主题，我们挑选出加特林机枪、致远舰舰徽瓷盘做重点展示。为了能让观众更直观了解致远舰上加特林机枪的空间位置和使用情况，我们特地制作了一个架在桅盘上可活动的加特林机枪的小模型放置在实物旁边。其他武器，通过相关示意图做辅助说明。船体构件展示不做过多解读，观众在凝视支离破碎的展品时，会联想致远舰在最后关头高速航行欲冲撞敌舰而后爆炸沉没的场景，对致远舰的生命史有了更为真切的感悟。

商晨雯：展览利用大沙盘模型模拟了中日双方海战全景，又特意制作了致远舰冲撞敌舰这一场景，是基于什么样的阐释思路？

刘彦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工程师，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展览设计师，“致远舰与黄海海战”单元负责人）：作为致远舰所参加的黄海海战宏观场面的展示与介绍，体现双方阵型的沙盘可使观众了解致远舰所处事件的时空背景。大沙盘表现的时间点是甲午海战当天下午一点十分到一点半左右。通过海战场景模型，观众可直观领会，无论从海战的规模，还是从海战过程中出现的横队战术与纵队战术的碰撞的角度，黄海海战在世界海战史上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而后面致远舰冲撞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并非是历史书上所描述般的孤立而传奇的事件，而是海战的一个片段，是邓世昌面对战场形势所作出的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选择。

商晨雯：邓世昌可能是甲午战争对于大众而言的最深印象，除去以往塑造的脸谱化英雄形象，本次将从哪些角度认识致远舰上的人呢？

王思渝：在认识这些人的时候，我们面临的困境主要是，这些器物出水不久，很多更深入的研究都还在计划中。器物与官兵对应的信息并不确定，我们无法做出太多确定的结论。因此我们最终选择的角度依然以物为主，由指向明确的器物引出特定的人及相关背景，而其他不确定从属关系的器物就置于致远舰官兵用具的范围内，势必会与其中某一人、某些人相关，他们在这段广为人知的历史背后有着多少个人的独特故事，将引发观众的遐想。

其实这个单元有两处最难处理。其一是邓世昌，由于中国观众太熟悉他，我们便纠结于如何表现他的形象。最初方案是将他的生平提炼为出生、毕业、接触致远舰和殉国这么几个简单的要素，呈现为一个人的生命史框架，观众可思考这一个被历史演绎得无比传奇的人物，他的一生若没有大时代的塑造会是如何。可惜最后因为要配合展厅空间和其它设计，未能完全实现。

其二是水下考古发现的遗骸。策展团队曾针对这一部分是否要列入展览而反复讨论。它一方面具备极强的感官及思想冲击力，另一方面也很敏感，甚至与博物馆的伦理道德都有所交锋。最后，这个部分被弱化成了陈悦先生书上的一张表，无声地提醒观众致远舰官兵在沉没后的结局。战争和死亡都是极具争议性的话题，展览无法简单得出一个结论，但我们希望能提供一个场域，可供今天的观众反思这些与全人类有关的议题。

商晨雯：展览在最后一个单元突破性的将其它国家对甲午战争的新闻报道、解读也呈现了出来。是出于怎样的目的设置这样的单元？在对史料进行选择的时候，是否遇到什么难题？

樵馨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物馆学硕士研究生，“海战历史评说”联合负责人）：展览强调实物的震撼力，而在接近末尾的部分做出了开放性的历史评说。这一单元在战前、战中、战后各阶段分别提出了一些问题，但并未给出答案，而是选取目前所见的相关史料及观点，观众可直面关于这场战争的争议，甚至冲突。战争已经过去一百余年，真实的历史事件在发生后便不可再现，所有解读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文化环境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展览不多作分析和引导性的文字，尽量减少策展团队的观点对观众的影响。然而，我们呈现史料的过程，实质也是一种主观的选择，只能尽量全面而不偏颇地呈现各方观点。

设置这一单元更深层的目的，是期待观众在直面纷杂观点后逐渐认识到历史解读的多元性，从而进一步深入探究、反思这段历史，甚至经此展览逐渐培养一种新的思考历史的方式，而不被某一种观点裹挟。

杭侃：甲午战争这段历史对于国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自然可以利用“致远舰”这个展览做一次爱国主义教育，但我们更想引导大家改变认识甲午战争的思维方式，从一艘战舰的沉没看到背后的广阔背景，这在当代全球化的趋势下，尤为重要。

本文原题为“何以致远——‘寻找致远舰’策展团队访谈录”，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主办的微信公众号“源流运动”的“观展518特稿”之四，“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获授权转载，图片由展览主办单位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