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120年|一家三代浙大人：时代印记不同，求是精神不变

父亲抗战期间入读浙江大学龙泉分校；自己1978年考入杭州大学（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于1998年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毕业后执教三十载；儿子1998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之后在浙大拿到硕士学位——原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博导张梦新，一家三代同为浙大人。

除了祖孙三人，他的妻子在杭州大学中文系函授毕业，儿媳读浙大中文系专升本，弟弟就读于浙大行政管理研究生课程班，外甥上的是浙大MBA和总裁班，侄儿读的是浙大夜大课程。

“从我这一家窥斑见豹，可以看出浙江大学为培养人才做出的巨大贡献。我的家人在不同时期就读于浙大，时代给我们烙下不同的印记，但不变的是‘求是创新’的浙大精神。”5月20日，张梦新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表示。

恢复高考后首批大学生，30岁时带着2岁儿子上大学

现年69岁的张梦新1966年高中毕业，1977年冬天参加高考恢复后的第一次考试。

“文化的传承是潜移默化的，我父亲1940年代在浙大读国文，我参加高考时，当时的杭大就有很多老师曾教过父亲，所以我对杭大有了解，很希望进入这所大学学习。”他告诉澎湃新闻。

1978年，张梦新抱着2岁的儿子考入杭州大学，因为妻子要上班，白天没人管，他只能把儿子放在学生寝室的床上，用夹子把蚊帐夹住，告诉他“爸爸去上课，你要乖。”

毕业时，同学给他写的留言是：我可不会像你那么狠心，把孩子放在蚊帐里，自己去上课。

“这不是狠心，是学习机会来得不容易，必须克服各种困难。”张梦新回忆，当时杭大借用校外一处礼堂上课，大冬天，140个人坐在四面透风的礼堂里冻得瑟瑟发抖，可每个人都在认真听课、做笔记。

父亲抗战期间在浙大西迁途中入学

但张梦新说，和父亲比起来，自己的求学环境不知道已经好了多少。

抗战爆发后，浙江大学师生在竺可桢校长的带领下，怀着“教育救国，科学兴邦”的理想，由杭州辗转江西泰和、广西宜山、贵州遵义办学，历时两年多，行程2600余公里，谱写了一部“文军长征”的史诗，抗战胜利后才回迁杭州。西迁途中，浙大还在浙江龙泉办过分校。

1941年，张梦新的父亲入读浙大龙泉分校。“没有电，只有桐油灯，要躲炸弹，还时常断炊，但老师肯教、学生肯学，上课的是郑晓沧、徐震堮、夏承焘等名师巨匠，他们教学生学问，更以自己的甘于清贫、认真教学、艰苦顽强，教会了学生怎样做一个正直有担当、爱国爱民的人。”张梦新说。

2016年，张梦新与杭大中文系同事任平教授去了龙泉分校旧址，缅怀父辈，并为出版《风雨龙吟集》收集资料。

“在龙泉办学时条件非常艰苦，但郑晓沧、夏承焘等老一辈浙大人在教书育人之暇还时常吟诗填词，成立了‘风雨龙吟社’，雅集唱和，集成油印的《风雨龙吟集》，我们想出版这本书，传承求是文脉。”张梦新告诉澎湃新闻。

执教三十年，讲台就是传承浙大精神的平台

父亲就读于抗战时期，自己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而张梦新儿子的时代标签则是改革开放后的大学生。

“他们这代人更开放，但‘知识改变命运’、‘知识就是力量’不会变。我让儿子读新闻，因为新闻对社会作用大，能学到新东西。”张梦新说，家庭氛围对人的影响很大，如父亲影响他一样，他的就读、任教的经历也影响着儿子。

1998年，张梦新的儿子在杭州大学本科毕业。那年9月，浙江大学、杭州大学等四校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这是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的一项重大举措。

“我侄子、外甥是2000年后读的浙大，现在的浙大，办学层次、师资力量越来越好，教学环境与我和父辈时不可同日而语，但求是精神是不变的。”

不仅在自己的小家，作为浙大教师，张梦新将讲台作为传承求是创新精神的平台。

曾担任13年浙大校长的竺可桢先生问过新生两个问题：你们来浙大做什么？离开大学后做什么样的人？他还有一句名言：大学教育的目的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在30年的执教生涯中，我时常把老校长的这些话讲给学生听，这是传承浙大精神的方式。”张梦新说。

与他一样为浙大学子付出忠诚与努力的老师还有许多。他的同事邬武耀先生1993年离休后仍坚持上课，当年11月8日晚，在上课时突发脑溢血，倒在讲台旁，经抢救无效离世。他的博士导师徐朔方，在八十高龄、几近失明的情况下，仍坚持国家社科重点项目《明代文学史》的研究。

正是有了这样一代代老师、学生，百廿浙大才如此星光闪耀，涌现出了竺可桢、苏步青、贝时璋、王淦昌、谈家桢、钱三强、叶笃正、徐光宪、谷超豪、程开甲、李政道等一大批著名科学家，以及马一浮、郑晓沧、丰子恺、夏承焘、沙孟海、夏衍、姜亮夫、常书鸿等一大批文化大师；200余位校友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5位校友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4位校友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1位校友获诺贝尔物理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