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大学做什么、毕业后做怎样的人：看浙大人答“竺可桢之问”

【编者按】

5月21日，以“求是创新”为校训的浙江大学将迎来建校120周年华诞。19日，《中国教育报》在头版头条刊发题为“大学的‘哲学’——记120岁的浙江大学”的报道。报道说，在1937年的开学仪式上，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问了新生两个问题：到浙大来做什么？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今天，这著名的“两问”出现在浙大新生录取通知书、校门口“两问石”，以及师生的各类演讲中，浙大人以锐意改革的勇气，在拔尖人才培养上砥砺前行，成为一面引领我国高教改革的旗帜，回答着竺可桢的哲学之问。澎湃新闻予以转载。

1937年9月18日的杭州，晨有微雨，午后放晴。

这天晚上，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发表开学演讲，问了全体新生两个问题：“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

当时的中国正被日寇铁蹄践踏，竺可桢的心里其实早有答案，那就是“科学救国”。

今天，这著名的“两问”常常出现在浙大：新生的录取通知书、紫金港校门口的“两问石”，以及浙大师生的各类演讲中。

为国育英的使命，在浙大人的肩上一代一代传递至今。浙大人以锐意改革的勇气，在拔尖人才培养上砥砺前行，成为一面引领我国高教改革的旗帜，努力回答着竺可桢的哲学之问。

美丽的混搭

1979年夏天，浙江大学组建改革开放以后的我国第一个赴美高等教育考察团，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考察。这次赴美考察的一项重要成果就是“混合班”的诞生。

第二年春天，参与考察的几位老教授向学校递交一份教育革新方案——从全校选拔110名优秀学子，将最优秀的工科学生混合在一起，强化理科综合分析、归纳演绎能力，用理工混搭的方式培养“混合”人才。

实施“培养工科拔尖创新人才的英才教育”的首届“混合班”1984年9月开学，取名“混合班”，学生来自各专业，这是改革开放后我国顶尖大学尝试“宽口径、厚基础”培养拔尖人才的开端。

“一支军队需要有自己的‘十大元帅’，一个学科也应该有带头人。普通的教学或许实现不了这个愿望，那就应该针对‘帅才’找新的培养道路。”那时，物理学家李文铸已年过花甲，但他带头给“混合班”一年级学生上普通物理课，用哈里德的英文版《物理学》当教材，全英文授课，在校园引起轰动，也引领了最好的教授给本科生上课的风潮。

“混合班”实行严酷的淘汰制，毕业时只有66人。日后，他们成为社会各界举足轻重的“帅才”。“混合班”便是中国高校第一所荣誉学院——竺可桢学院的前身，神舟飞船副总设计师宋征宇、大飞机C919副总设计师钱仲焱等先后毕业于“混合班”。

在探索中不断改进、稳步发展，是浙江大学教育教学改革发展的重要特征。2000年成立的竺可桢学院承袭“混合班”会聚名师、实施交叉培养的精髓，会集全校理工农医各专业优秀本科生，是浙江大学教育创新的“试验田”，多项在全校推行的教育教学新政，前期都在竺可桢学院“小试”。

随后，“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求是科学班”、“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等在本科生中展开。从2008年起，浙大面向全校本科生开设系列“荣誉课程”，以基础深厚、教法先进、知识交叉复合为导向，努力为本科生的课程改革积累经验，从而推进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

在2010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举办的国际合成生物领域学科竞赛上，由不同专业组成的浙大本科生队伍拿回金奖，这个获奖项目的创意思路出自一位本是学外语的学生。这个金奖，为“交叉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作了最佳诠释。

更大的课堂

2017年5月公布的ESI学科排行榜上，浙大有7个学科进入ESI世界学术机构前1‰、18个学科进入前1%，有8个学科进入世界前100位、5个学科进入世界前50位，在内地高校中名列前茅。

近年来，浙大在工程技术领域创造多个“全国第一”：第一对乒乓球仿人机器人、第一套悬浮三维成像系统、第一次实现可见光波段的生物隐形、第一条大型飞机数字化装配生产线、第一套高精度计算机水转印装置、第一次实现燃煤电厂超低排放……

高水平的研究怎样转变为高水平的课堂？这是全国研究型大学面临的问题。“我们应该研究建立怎样的机制，进一步促进科教互动，让高水平的研究有效‘转化’成育人的力量。”浙大校长吴朝晖说。

对此，浙江大学历史上曾历经三次大讨论。上世纪末，浙大找到新的培养路径——鼓励学生走进教授的实验室，自主进行立项申请。这项面向全校学生的本科生科研训练计划，有个英文名字“SRTP”。

浙大生命科学学院三楼最东面有间56平方米的实验室，是SRTP产出的“大户”。常年有近20名本科生到这里做实验，从大一到大四，除了本学院，还有来自医学、农学、动科、人文、管理等方向的学生。每年，这里会诞生4篇左右本科生为第一作者的SCI论文，今年前3个月已有2篇被SCI杂志录用。

“他们才是实验室的主人。”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杨万喜说。他在实验室门边隔了6平方米的地方作为办公室。除了日常课题指导，他会安排时间让每个学生“带上问题”与自己交流。他的电脑里有一份详细的谈话计划和记录：谈话时间、主题、给学生的建议、反馈状况。“等到学生从这里‘毕业’，我会把谈话文档拷给他，让他可以看到自己的成长经历。”

2016年，一名学生找到杨万喜，因为家人患有一种特殊疾病，很想做相关研究。

“来吧，虽不是我们的主流方向，但你有兴趣，我支持你。”经过一年多努力，这名学生已在一本影响因子高于5分的肿瘤学杂志上发表文章。

“每个学生都是一个研究者，每个研究者都是教师。”英国爱丁堡大学副校长布雷萧没有想到，爱丁堡大学这个流传很广的育人理念在浙大找到共鸣。

一等的教授

马一浮先生任教浙大时已56岁了，时任浙大文学院院长梅光迪要求学生“以古代对待大师的标准对待他”。梅光迪说，“我确信这样一位人物的存在定会提升我们的知识水准，升华我们的学术氛围，而且对我们精神素质和风气的促进也是巨大的。”

让一流教授上讲台，对研究型大学来说是难题，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如何处理科研与教学的关系？浙大通过政策设置，鼓励高水平教师站到教学一线，真正体现“教授的本质工作是教书育人”。

2009年，全球知名化学家彭笑刚教授全职加盟浙大时，提出“必须为本科生上课，连续5年”。浙大校长欣然应允，彭笑刚成了化学系物理化学课主讲教师。

“教授治学，首先体现在课堂上。”平时不苟言笑的彭笑刚在课堂上是个“颠覆者”，鼓励质疑和讨论，不要迷信权威；课后，网上答疑的“彭彭”与同学继续讨论：“哥儿们姐儿们，今天课上提到的……”碰到“灵”的孩子，他会用学生的名字给考试题目中的主人公命名。

浙大出台一系列政策鼓励“第一等教授”上讲台。2016年，又对院士、“长江”、“杰青”、“千人”等高层次人才提出要求：每位高水平教授必须和院系约定年度教学工作时数或基本教学工作量，没有完成教学任务，薪酬待遇将按比例扣减。当年，一位教授就因没有完成教学任务被扣减10万元薪酬津贴。

浙大基础医学院在师资聘任考核制度中首次引入“教学公共服务时间”，让教授承担课程组的运行和建设、本科生全程导师和专业导师工作、班主任工作、医学院公用平台建设等各项公共服务工作。每门课的主讲教师、课程秘书都按学分、岗位设相应津贴。“发的不只是钱，也是表达一份尊重。”基础医学院院长欧阳宏伟说。

浙大有个名为“新生之友”的寝室联系制度，要求干部教师与所联系寝室成员相互认识、互留电话号码和邮箱。浙大党委书记金德水是丹青学园3—419寝室“新生之友”，他说，立德树人在浙大从来都是从小事做起。

判断一个教授是否成功，就是看他的课堂“有没有给学生留下不可磨灭的精神成长痕迹”。这，同样适用于大学。

（原题：大学的“哲学”——记120岁的浙江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