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封控”2年后再度开放，日本国门背面的阴影何时散去

积攒的100多万日元留学存款已消耗见底，本科无限期延迟毕业，和相恋3年的女友分手，“我一无所有地来到2022年，唯一的愿望是去日本学习。”瑞典青年菲利普·尼尔森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他预订了一张今年3月底飞往东京的机票，能否成行仍是未知数。

就读于瑞典林奈大学的尼尔森早在高中时期就在心中埋下了赴日留学的种子。此前，他通过多项考核获得了早稻田大学国际交流项目的一年期留学名额，早早规划好了未来定居东京的蓝图。然而，新冠疫情席卷而来，他不得不在日本国门外苦等2年。眼下，他终于等来了希望。

日本政府决定试探性地拉开国门，从今年3月1日起放宽入境政策，允许除游客以外的外国人入境，每日入境人数上限从3500人上调至5000人。

“假使外国工人还不能顺利入境，工厂要撑不下去了。”日本岐阜县ISJ缝纫工厂负责人野吕告诉澎湃新闻，该厂生产力主要依赖外国技能实习生，而在过去两年，几乎没有新来的技能实习生报到，原有的一些外国工人也因签证到期回国，人力问题关系着工厂的存亡，现在久旱逢甘霖。

新冠疫情暴发后，日本从2020年4月初开始，原则上禁止来自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员进入日本，并从2020年12月28日起暂停批准所有外国人入境。直到去年11月，日本对外国人的入境限制稍有放宽，但不到一个月日本再度“封国”，“新冠锁国”的批评声不绝于耳。

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的数据显示，从2020年1月至2022年1月，约有40万人获得日本签证却无法入境，其中留学生15.2万人，技能实习生12.9万人，此外还有短期商务人士等。

在商界和学界的强烈呼吁下，虽然日本入境政策有所放宽，但该国“第六波”疫情尚未看到尽头。自2月以来，日本全国单日新增病例数量多日逼近10万人，死亡病例也在快速攀升，现任首相岸田文雄对敞开国门的决策尤为谨慎。

日本新首相上任、众议院选举结束、加强针接种范围扩大，尼尔森曾期待这些节点是日本放宽入境政策的时机，但他一次次失望。这一次好消息再次到来，在激动之余，尼尔森也开始思考“未来是否要移居日本，日本社会究竟如何看待和接纳外国人”。

“对日本热爱的一种消耗”

今年2月9日，日本新增病例近10万例，东京已连续16天单日新增超过1万例，日本政府考虑延长“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的期限。就在这一天，瑞典政府宣布疫情结束，取消防疫限制措施，新冠将不再被视为瑞典社会的危害。

眼下，生活在瑞典的尼尔森几乎感受不到新冠的威胁，他想不通，喜欢戴口罩又很自律的日本人为何没能快速战胜疫情，而且长时间对外国人敬而远之。他2月25日告诉澎湃新闻，“又一个春学期来了，我第二次开始准备签证材料。”

尼尔森对日本的了解始于游戏《塞尔达传说》，之后他看了大量的日本动漫，并两次到日本旅行，爱上了这个国家。2017年，在考入瑞典林奈大学经济学系后，他便着手准备申请早稻田大学的1年期交换留学生项目，2019年向日方和瑞方大学先后递交了13份申请材料，处理学分对接等事务，并花费了大量精力备考托福和自学日语，最终获得了2020年春学期交换留学的名额。

“这是迄今为止，我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尼尔森说道。

2013年尼尔森看到东京铁塔，是他对这个城市的初印象。 受访者 供图

2020年2月末，尼尔森的同学们已经开始大四的课程，而他退掉了在瑞典斯莫兰合租的公寓，把家具和行李都存放到了朋友家的车库，在网上预约租赁了早稻田大学附近的单间宿舍，做好一切准备等待启程飞往东京。然而，新冠疫情快他一步到达日本，赴日签证迟迟没有下发，他被迫回到家乡布罗斯等待。

当尼尔森得知日本收紧入境政策，因签证问题不能在当年入学早稻田时，他已经错过了林奈大学2020年1月的开学工作，这意味着他在瑞典的毕业时间必须推迟一年。

由于在斯莫兰和东京两地租房和退房花掉了一大笔存款，尼尔森不想给家里增加额外的经济负担，于是找了两份临时工，每天打工到深夜。然而，辛苦大半年后他再度收到噩耗：自2020年12月28起，日本全面禁止外国人入境。

“当看到推迟一年后举行的东京奥运会迎来全球各地的运动员和官员时，我很困惑，为什么不能接受外国留学生？”日本“封国”逼迫尼尔森考虑是否要放弃赴日留学，权衡之下，他决定申请加入中国台湾高校的交流项目，获得所需学分以拿下学位，然后再申请早稻田大学的研究生。不过，由于时间过于仓促，他的计划未能如愿，只能等待2022年去日本。

尼尔森他叹了一口气说：“等待的过程不仅消耗时间，也消耗对日本的热爱。”

据日本广播协会（NHK）2月报道，早稻田大学是日本接受留学生最多的一所高校，过去2年内，有2000多名留学生在获得入学通知书的情况下无法赴日，日本大多数高校从前年停止了国际交流项目。筑波大学今年2月宣布，将从3月起运行面向海外学生的网课系统，眼下已有30多所日本大学加入该系统，“希望将其打造成连接日本与海外高等教育的门户。”

东京一家留学中介机构的负责人大卫·罗西对澎湃新闻表示，疫情暴发后，很多海外学生向他倾诉赴日留学计划中断的烦恼，绝大多数学生不接受网课选项，因为他们去日本不是为了获得文凭，而是想要切身体验，尤其是申请语言学校的学生，网课对他们而言毫无意义。

大卫·罗西 视频通话截图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不断咨询各个语言学校和大学的政策，希望它们给海外留学生更多选择，但是在日本政府的防疫措施下，学校几乎没有自主权。”罗西说，他自己2008年作为意大利留学生来到日本，对留学生感同身受。日本文部科学省的下属部门曾不止一次召集民间人士讨论留学生问题，罗西在多次线上讨论会上发表观点和建议，“官方的确在倾听外界的意见，但是大家更想得到一个解决方案。”

罗西认为，从防疫的角度来看，日本人去往全球各地后，在完成隔离后依然能够回国，而想要赴日学习、工作的外国人却没有一点机会，“这并不公平，甚至是歧视。”现在即使入境政策放宽，接纳留学生的数量也很有限，疫情的变化会随时导致政策变化。他曾两次组织留学生在社交媒体上发起倡议活动，希望以舆论的力量施压决策者，优待留学生。

长期以来，各方发声敦促日本政府为留学生敞开大门，这一方面外界是对留学生的声援，同时这也因为留学生群体关系着教育产业中的每一环。

巨大的“机会损失”

今年1月，多国留学生参与的“停止日本入国限制”抗议活动在社交平台上持续进行，他们手持“被日本政府拒绝入境天数”的照片在网络上广为流传，获得各国人士响应。

多国留学生在线抗议日本入境限制。 社交媒体截图

罗西也曾两次组织留学生发起在线倡议活动，他本人也从去年4月开始密集接受各国媒体采访，希望让日本民众理解留学生的处境，客观看待外国人入境。

实际上，留学生难以入境之苦也是日本语言学校、职业技能学校、日本留学中介等相关机构之痛。

“去年，机构在日本留学中介业务上的收入几乎为零。”罗西透露，疫情暴发前，他的机构一年为超过2000名赴日留学提供中介服务，这也是他的机构的主要盈利来源，由于疫情暴发后日本政府限制留学生入境，不得不将业务范围扩展到赴韩国留学，同时承接一些广告。

地处日本本土的留学中介还能拓展其他国家的留学业务渠道，而对于海外的日本留学中介而言，生存则更加困难。中国大连一家日本留学中介负责人杜老师对澎湃新闻表示，他们营收渠道中所占比例较大的一部分就是日本语言学校的返利，由于学生无法到日本入学，这部分收入就难以获得，“即使疫情终结，日本全面开放，日本留学中介也可能需要5年时间才能完全活过来。”

日本语言学校被视为留学生进入日本高校的“入口”，受疫情影响其近年招生情况惨淡。此外，日本一些职业学校的经营也高度依赖留学生，关东地区一家时尚产业职业学校今年2月对《每日新潮》表示，学校9成以上的学生是以越南人、尼泊尔人为中心的留学生。受疫情影响，教育规模由原先的600人减少到200人。以每位学生一年7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8220元）的学费计算，学费收入减少近3亿日元。同时，由于学生数量锐减，教育组织拨发的补助金也大幅下降。

留学生被拒之门外给日本教育相关产业带来冲击的同时，日本于人才引进方面的隐形损失也在持续。

日本文部科学省2021年4月发布的在日留学生调查显示，2019年日本登记在籍的外国留学生人数为312214人，完成了政府早前提出的“30万留学生接收计划”。至于2020年的留学生数量，其较上一年减少10.4%，而2021年的统计数据尚未公布，但外界预计留学生数量将进一步减少。

吸纳留学生是日本多届政府的重要课题之一。1983年，针对留日学生人数远远落后于欧美国家的状况，日本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提出接收10万外国留学生的计划，日本用了20年时间实现了这一目标。2008年，日本时任首相福田康夫在施政演说上提出，到2020年，日本努力接收30万外国留学生，提议构筑一套由“产官学”共同扶持留学生进入日企就业的援助机制。

“留学生是日本强大软实力的一部分，近2年针对留学生的入境限制背叛了人们对日本留学的期待和信任。”日本一桥大学国际教育学教授太田浩对澎湃新闻表示，“留学生不仅是未来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的人力资源，也是文化和学术资产。暂停接受国际学生两年，对日本来说是巨大的机会损失。假使不能实施有效的对策，这种负面影响将是长期的。

太田浩指出，现在超15万留学生等待入境日本，每日5000人的入境名额当中只有一部分名额属于留学生，他建议日本政府公布入境进程时间表，以供留学生做好个人规划。

此前，日本私立大学联盟发声明表示，申请日本私立大学的外国学生八成为自费留学，假使不能及时入境，会有很多人放弃留学，建议在签证申请中优先接受留学生和研究人员。对此，日本文部科学相末松信介2月18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对于留学生、技能实习生和商务人士的入境不设置优先顺序。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指出，尽管入境限制开始放宽，但距离“开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而财界要求“开放”的呼声此起彼伏。

被嫌弃的行业岗位

在岐阜县ISJ缝纫工厂一间不足百平米的工作室内，一半的缝纫机位空着，四五个女工埋头赶制一批样衣。工厂负责人野吕说，由于招不到外国技能实习生，只能拒绝大批量订单。

ISJ缝纫工厂是岐阜市一家小型服装企业，主要业务包括代理制作品牌服装、样衣定制和二次加工，工厂规模不大，操作工一直维持在10个左右，绝大多数是来自东南亚国家的外国技能实习生。去年4名技能实习生因签证到期回国，该厂生产力顿时减半。

ISJ缝纫工厂 受访者 供图

“我们面对技术型劳动力断档的严峻问题，疫情期间海外劳力得不到及时补充，本土工人招聘困难，这危及小型缝纫工厂的存亡。”野吕指出，虽然缝纫技能并不是什么高级技术，但是缝制夹克、连衣裙等成衣需要经过培训和长时间实际操作才能达到熟练水平，因此即使入境政策放宽，外国技能实习生陆续入境，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提高工厂的生产量。

“面向日本人无论招募多少次都没用， 3K（脏、苦、危）行业总是被人嫌弃。而海外的年轻人都很认真地工作。”日本松山钢材公司社长对《朝日新闻》表示，外国劳动者对日本钢材加工业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存在，而技能实习生减少使得人手不足问题更加显著。

在日本，农业、纺织业、机械业、建筑业等行业的中小企业长期以来依靠外国技能实习生填补劳动力缺口。自1993年起，日本实施技能实习生制度，接受外国年轻劳动者，他们与企业签订雇佣关系，学习先进技能，最多留日3年，归国后发挥所能为本国经济做贡献。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1月28日发布的报告，截至2021年10月，在日本工作的外国劳动者人数达172万人，连续第9年增加。2021年日本接受的外国技能实习生中来自越南（26.2%）的最多，其次是中国，然而去年外国技能实习生的总数出现自2007年以来的首次下滑。

疫情之下，ISJ缝纫工厂开始重新审视用工制度，他们意识到过度依赖外国技能实习生将难以为继，尤其是一些亚洲国家的薪资水平已不断提高，正在分流海外劳动力。

日本人才和信息服务集团Recruit的子公司RGF HRAgent上海艾杰飞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总经理森大尚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疫情暴发前，日本的外国人才就业结构就已经出现变化，中国蓝领类工作收入已逐渐与日本的水平接近，因此日本技能实习签证对中国劳动者的吸引力下降，但对于东南亚等欠发达国家仍有很大的吸引力，而这些国家和中国的人才素质和工作效率差距比较大，这是近年来日本雇主较为头疼的问题。

而当下令日本跨国公司头疼的是，由于外籍员工无法入境，海外合作项目陷入了几近停滞的困境。

中国东北小伙孙凡2年前入职日本一家机械制造企业的大连分社，从事研发工作，原计划在大连培训半年后前往日本总部，但受疫情影响，他至今未能成行，“就机械制造行业的研发工作而言，有需要现场参与和实验的工作，在不能赴日的情况下，只能进行远程图纸操作，工作进度受限。”

孙凡非常急迫地想要入境日本，不仅为了工作，他与在日留学的妻子已经2年多未见面，而去年到手的日本工作签证今年2月刚刚过期，这些天他不断拨打日本驻大连领事馆的电话，咨询有关签证申请的信息，“政策随时可能发生变化，必须抓住机会尽早入境。”

“日本是全球经济的一员，不能成为特殊的岛国。”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十仓雅和今年2月23日呼吁政府全面打开国际人员往来通道。

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商工会议所和经济同友会并称为日本“经济三团体”，其会长更被誉为“财界总理”，在政经界的地位举足轻重。三大重磅游说组织反复施压，希望日本政府以“与新冠共存”为前提考虑激活商业经济活动。

强调“倾听力”的岸田文雄顶住压力，在2月17日的记者会上表示：“入境政策一下子放开是不现实的，首先推进第一阶段措施。”在经济复苏动力不足的情况下，谨慎地把住国门，日本领导人究竟在坚守些什么？

分裂的移民观

日本是自疫情暴发以来G7国家中边控政策最严格、时间最长的国家，如今的日本被外界批评处于“锁国状态”。此举导致2021年的访日外国人降至24.6万人，较2019年下降99.2%，创上世纪60年代有统计记录以来的最低值。

时间回溯到2021年1月14日，时任日本首相菅义伟宣布暂停所有国家的外国人入境，彼时推迟一年的东京奥运会能否在7月举办被画上了问号，日本政府背负着难以放弃的“沉没成本”，只有如期举办才可能将损失降至最低。对于菅义伟而言，东京奥运会成功举办是他冲击连任的筹码，严控疫情是这一切的前提。

东京奥运会结束后，日本政府换人掌舵，现任首相岸田文雄在众议院选举之后于11月8日取消了外国人入境禁令，却因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奥密克戎来袭，时隔21天又下达一纸“封国令”。虽然此举被世卫组织批评为“难以理解”，但却在日本国内收获好评。日媒民调显示，约9成民众赞成“闪电锁国”。

不同于前两任日本首相菅义伟和安倍晋三被批“被动防疫”，岸田的抗疫首秀被贴上了“速度感”和“决断力”的标签。日本生命基础研究所综合政策研究部研究员铃木智也对澎湃新闻表示，日本民意明显倾向于限制外国人入境，而即使放开边控，日本经济在短时间内也难有起色，就此来看，岸田选择封国的理由不言而喻。“相信边控措施的持续时间不会太长，接下来更值得关注的是，新冠疫情应该成为政府重新考虑劳动力引进政策的契机。”铃木智也说道。

直属外务省的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今年2月3日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到2040年，日本需要引入674万外国劳工，超过现有数量的4倍。然而，随着东南亚国家也开始遭遇本国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减少的问题，其劳工输出将越来越少。2040年，日本的外国劳力缺口预计将达到42万人。

为了应对劳力缺口，日本历届政府都提议女性积极进入职场，并推迟老年人退休年龄。多项研究表明，这些努力是必要的，但还远远不够。安倍和菅义伟在任期间，都推行了扩大接纳外国劳动者的政策，岸田也不例外。

2021年11月，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在人手严重不足的餐饮、护理等14个基础行业设立最长年限5年的“特定技能”外国人居留签证。此外，岸田还寻求进一步拓宽外国劳动者在日就业的行业，但这受到保守派的强烈质疑。

铃木智也指出，日本政府正在逐步推进扩大接纳外国劳动者的政策，现在国民讨论的焦点慢慢转移到永久居留权，人们对移民政策的意见仍然非常分裂。一些移民反对者认为，移民涌入增加国家负担、威胁社会安定，以牺牲安全性去换取劳动力和经济发展是不可取的。而赞成者则认为日本少子老龄化加剧，人口急剧下降，吸纳移民不可避免。可以预见的是，日本政府很难在短期内着手探讨移民政策，这个议题过于敏感。

“虽然日本人给人以友善接客的印象，但似乎难以了解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尼尔森说，他希望尽快去到日本切身感受一切，再决定未来是否要移居这个国家。

同样在准备赴日留学的中国高三毕业生宋同学也对日本充满无限憧憬，她对澎湃新闻说，自己已等待了近一年时间，经历了焦虑、躺平、抉择……却一直无法放弃去日本生活的念头。当入境限制一再延长，金钱、年龄增长、疫情风险以及来自父母的压力持续累积，她留学的决定一度动摇。所幸日本宣布“解禁”，她的梦想得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