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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雷德·戴蒙德：个人危机和国家危机

【美】贾雷德·戴蒙德

2022-03-01 16:10

两个故事

大多数人在一生中都会经历一场个人剧变或危机，有的人还不止经历一场。有些危机可以通过我们自身的改变而化解，有些则不行。同样地，国家也会遭遇危机，有些危机可通过国家自身的变革而顺利解决，有些则不行。心理治疗师积累了大量关于解决个人危机的案例和见闻，并试图从中找寻规律。那么，这些结论可否帮助我们找到化解国家危机之道？

在本书的开端，我打算通过讲述自己经历的两个故事来解释个人危机和国家危机。据说，孩子大概从4岁开始记事，当然，有关特定事件的记忆能够追溯到更早的时候，我就属于这种情况。因为我最早的记忆是发生在我5岁生日后不久的波士顿椰林俱乐部大火事件。尽管我没有亲历这场大火，但我从做外科医生的父亲那里听到许多骇人的叙述，因而间接获得了相关消息。

1942年11月28日，人潮涌动的波士顿椰林俱乐部突发一场大火。火情迅疾，俱乐部唯一的逃生出口却被堵住。结果造成492人在这场大火中丧生，还有数百人因窒息、吸入烟雾、被踩踏而受伤或被灼伤。波士顿的医疗系统一时难以负荷——需要治疗的不仅有那些在大火中遭受身体伤害的人，而且包括那些心灵受到重创的人。其中有遇难者的亲属，他们因失去至亲而悲痛欲绝，还有那些死里逃生的人，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身边的人被大火吞噬，自己在幸存的内疚中辗转反侧。十点一刻以前，人们一如往常地相约在椰林俱乐部，庆祝感恩节周末，观看橄榄球比赛，或者拥抱休假归家的军人。时钟敲响11下，欢声笑语戛然而止，只残留冰冷的躯体，遇难者的亲属和幸存者的生活就此天翻地覆，他们预期的生活脱离了轨道。那些遇难者的亲属为亲人死去自己却活着而感到羞愧，他们失去了生命中举足轻重的人。这场大火动摇了我们——侥幸逃过一劫的人，以及远在火灾现场外的波士顿居民（包括当时只有5岁的我）对公正世界的信念。那些受到惩罚的人并非顽劣之辈，更不是恶人：他们只是再普通不过的平凡人，无故丧生的平凡人。

1942年11月28日，波士顿椰林俱乐部火灾后的情景

有的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终其一生被伤痛折磨。有少部分人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大部分人在经历最初几周的极度痛苦后，开始逐渐进入一个缓慢的恢复阶段，他们从最初的不愿接受现实，到重新审视自己，尝试重返正轨，然后发现自己的世界其实并没有全然崩塌。许多在那场大火中失去配偶的人后来再婚了。不过，数十年后，即便恢复得最好的人，依旧是大火前后两种新旧身份“马赛克式”共存。在本书中，我们会多次使用“马赛克”（mosaic）这个比喻，形容个人或国家内部截然不同的元素艰难共存的状况。

椰林俱乐部大火提供了一个关于个人危机的极端案例。我之所以称其为极端，仅仅是因为这场灾难同时降临在多个人身上。事实上，这场灾难中受害者的数量如此之多，以至引发了另一种危机，导致心理治疗领域亟须找到新的解决路径。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在生活中会直接经历危机，或者间接地体验亲人或朋友所经历的危机。无论是只有一个受害者的危机，还是导致多达492人丧生的椰林俱乐部大火事件，对于受害者而言，它们带来的痛苦同样沉重。

我们再举一个国家危机的例子做比较。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我旅居英国。当时，我和我的英国朋友都未全然意识到，这个国家正处在一场缓慢的危机之中。曾经的英国独领风骚，科技水平领先世界，文化历史源远流长，令国人为之自豪。彼时，英国人仍沉湎于往日的荣光——坐拥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舰队、数之不尽的财富，还有辽阔的帝国版图。不幸的是，到20世纪50年代，英国经济开始走下坡路，版图范围逐渐缩减，国家实力式微，英国对自己在欧洲扮演的角色感到迷茫，并且必须面对长期存在的阶层差异和骤然袭来的移民浪潮。1956-1961年，这一昔日巨人迎来了紧要关头：它解散了余下的舰队，经历了首次种族暴乱，其在非洲的殖民地陆续独立，苏伊士运河危机更是揭露了一个屈辱的事实——英国已不再是那个可以为所欲为的世界强权了。我的英国朋友很努力地去理解这些事件，并试图把它们解释给我这个外国人听。英国民众和政治家关于自己国家身份和角色的讨论在种种冲击中愈演愈烈。

60年之后的今天，英国成为新我和旧我共存的“马赛克式”国家，它褪下了往日帝国的华服，换上了多元社会的新衣。英国通过高水平的福利制度和高质量的公立教育体系来缩小不同社会阶层间的差异，但它曾享誉世界的海军力量和经济实力再未能恢复如初，在处理与欧洲其他地区的关系方面（“脱欧”事件）留下了不好的名声。不过，英国始终是世界上最富裕的6个国家之一，仍然在象征性的君主制下实行议会民主制度，并且在科技领域名列世界前茅，还继续使用英镑而不是欧元作为国家货币。

这两个故事呈现了本书的主题。个人、团队、企业、国家，乃至世界都有面临危机和压力的时候。危机可能来自外部压力，比如个人遭遇离婚、丧偶，或者是一国受到他国的威胁或攻击。危机也可能来自内部压力，比如个人身体不适，或国家内部出现纷争战乱。无论是应对来自外部还是内部的压力，都需要选择性地做出改变，对国家和个人来说都是如此。

这里的关键词是“选择性”。个人或国家不可能完全改变和抛弃过往的一切，这也不是他们所希望的。真正的挑战在于，在危机中的个人或国家需要取舍，分清哪些部分运作良好，不需要改变，哪些部分不再可行，需要改变。在压力之下，个人或国家必须直面自身的能力和价值。一方面，他们必须判断出自身的哪些方面在面对新局面时仍然适用，从而将其保留。另一方面，他们也需要鼓足勇气识别那些必须改变的方面。这就要求个人或国家找到符合自身能力和自身条件的应对危机的新方法。与此同时，他们要划清界限，明确那些对其身份认同至关重要、绝不可以改变的元素。

以上就是个人危机和国家危机的相似之处，但我们也要意识到两者之间的重大差别。

什么是危机

我们应该如何定义一场“危机”？简单来说，英文中的“crisis”（危机）一词来自希腊语中的名词“krisis”和动词“krino”，它们有以下几种解释：“使分开”“做决定”“加以区分”“转折点”。因此，我们可以把危机看成一个紧要关头、一个转折点。和“大多数”其他“时刻”相比，这一“时刻”前后的情况会“极其”不同。我之所以要强调“大多数”“时刻”“极其”这几个词，是因为有一个现实问题——要决定这一时刻应当有多么短暂、前后情况的变化应当有多么剧烈，以及和大部分其他时刻相比，这一时刻应当有多么罕见才能被视为“危机”，而不仅仅是另一个小事件或循序渐进的自然演化过程。

转折点意味着挑战。当以往的处理方法不再适用于应对新挑战时，危机感会使我们产生压力，这种压力激励我们去寻找新的解决方法。如果个人或国家找到了新的、更好的应对方法，我们就可以说这场危机被成功地化解了。不过，其实成功化解危机和未能成功化解危机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显：成功可能仅仅是局部的或一时的，相同的问题可能会卷土重来。（例如，在1973年，英国通过加入欧盟的前身欧洲共同体来“解决”它在国际上的角色定位危机，但在2017年，出于同样的目的，英国又以公投的方式离开欧盟。）

危机时刻

现在，我们来说一说实际问题：一个转折点要多短暂、多关键、多罕见，才能被称为“危机”？在人的一生中，或在上千年的区域历史长河中，有多少时刻应当被贴上“危机”的标签？这些问题有不止一种答案，不同的答案为不同的目的服务。

其中一种极端的解释把“危机”一词界定为长间隔、极罕见的剧变：人的一生仅会发生几次，国家更是几百年才一见。举个例子，根据这一定义，在一位古罗马的历史学家看来，在大约公元前509年罗马共和国建立之后，古罗马所经历的能被称得上“危机”的只有三次事件：首先是头两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64-前241年及公元前218-前201年），其次是古罗马从共和国时期进入帝国时期（约公元前23年），最后是日耳曼人入侵导致西罗马帝国的覆亡（约476年）。当然，这位历史学家并不会就此认为其他发生在公元前509-公元476年的事情都微不足道，他只是把“危机”一词留给了最非同寻常的三件事。

另一种极端的解释可见于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同事戴维·里格比与他的助手皮埃尔-亚历山大·巴兰、让·博西玛曾共同发表的关于美国城市“技术危机”的出色研究报告。他们把“技术危机”定义为专利应用持续减少的时期，其中“持续”一词被量化。根据这些定义，三位学者发现，美国的城市平均每12年会经历一场平均持续4年的技术危机，一个中等的美国城市每10年当中有3年处于这样的技术危机阶段。戴维等三人发现，这有助于理解一个与实际利益紧密相关的问题：为什么有些美国城市能够避免上述定义中所描述的技术危机，有些城市却不能？不过，那位古罗马的历史学家可能会认为戴维等人的研究对象不过是一些暂时存在的小事，而戴维等人则会反对古罗马历史学家对长达985年的古罗马历史谱系中的其他事件视而不见的行为。

我的观点是：“危机”的定义可以随着不同的发生频率、不同的持续时间以及不同的影响范围而变化。我们无论是研究罕见的大型危机，还是分析频繁的小型危机，都能从中得到有用的信息。在这本书中，我采纳了从几十年到上百年的时间范畴。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在书中所论述的国家都经历过“重大危机”。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没有经历过更频繁出现的小转折。

无论是个人危机还是国家危机，我们通常只关注单个的紧要关头，比如妻子向丈夫提出离婚的那一刻，或者是（智利历史上的）1973年9月11日，也就是智利军方推翻民主政府，智利总统自杀的那一天。有些危机的降临确实毫无预兆。比如，发生在2004年12月26日的印度洋海啸，夺走了20万人的生命。又比如，我正值盛年的表弟在驾车过程中不幸在铁路道口与火车相撞，留下了他的妻子和4个孩子。不过，大部分个人危机和国家危机都是多年里渐进式变化累积的结果，就像上述的夫妻在离婚前就已长期存在婚姻问题，智利在遭遇政变前一直面临政治和经济难题。这样的“危机”是对长期累积的压力的一种突然的觉知或反应。澳大利亚前总理魏德伦就清楚地意识到这一本质。1972年12月，他在短短19天内出台了一个包含重大变革的旋风计划，但他对此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这些改革只是“承认（澳大利亚）已然存在的问题”。

本文为贾雷德·戴蒙德《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新版的序言，原题为《椰林俱乐部的遗赠》，澎湃新闻经授权刊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