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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莱斯特大学教授:面对争议性历史,博物馆器物是一种力量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博物馆与有争议的历史:博物馆讲述难以言说的历史”。在其官方解说中提到:历史是一项工具,而那些有争议的历史常常不为人知或被人误解,但它们却与我们是那么息息相关。
本文系对英国莱斯特大学博物馆学教授Viv Golding的专访。Viv Golding多年前曾与另一位黑人学者Wayne Modest合著了《博物馆与社区:策展人,藏品与合作》,强调了在争议性历史的认知过程和传播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合作态度,她认为:“争议性历史非常的复杂,但是争议性历史的价值是巨大的,值得尊敬且认真对待的。”本专访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自媒体“源流运动”在“观展”栏目推出系列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关心这一话题,并授权“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转载。
Viv Golding教授,现就职于英国莱斯特大学博物馆学院, 目前担任学术期刊《Curator》编委,自2013年起担任国际民族博物馆理事会(ICME)主席,常年以博物馆与社区、批判教育学、女性主义和反种族主义为主要研究方向,著有《在博物馆边界学习:认同,种族与权力》(Learning at the Museum Frontiers: Identity, Race & Power)、《博物馆与社区:策展人、藏品与合作》(Museums and Communities: Curators, Collections, Collaboration)等研究专著。每年的5月18日为“国际博物馆日”,这是自1977年开始由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设立的,旨在增进博物馆与当代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2017年的国际博物馆日将主题设置为“博物馆与有争议的历史:博物馆讲述难以言说的历史(Museums and Contested Histories: Saying the Unspeakable in Museums)”。
“考镜源流,以故为新”,“故”事从未远离过争议。
旅美自由撰稿人、英国布里斯托大学考古与荧幕媒体硕士刘洋,从博物馆和争议性历史的关系开始,向莱斯特大学博物馆学教授Viv Golding提出了问题。
刘洋: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以“博物馆与有争议的历史”为主题。您如何理解这次主题?您觉得博物馆和争议性历史的关系是什么?
Viv Golding:可以说近两年ICOM是花了大量的精力关注争议性历史,这是一个持续的改变。英国人近年来也正在不断地正视近现代以来的许多争议历史,这与博物馆和学校在涉及这些历史和话题时的态度密不可分,甚至相辅相成。比如说霍尼曼博物馆的一些关于非洲展品,当时是从非洲获得的。我们都知道英国历史上的黑奴贸易,这是一段非常惨无人道的历史,当我们的博物馆拥有这些当时非洲黑人的文化遗存时,我们必须发出声音,沉默是可怕的,这不仅关乎一个群体的悲惨的历史。因此,单纯的一个声音远远不足以让人们明白这段历史,所以我当时邀请了加勒比的黑人女性和来自非洲的女性朋友和我一起来进行策展,其中有一件来自尼日利亚的木雕文物,大约有6英寸高,非常精美,是一个女性形象,其中她怀中抱着哺乳的婴儿,肩上坐着一个孩子,背上背着一个孩子。我们想,同样作为女性,她会是什么样视角和态度看待这件物品?同样作为女性,我们会如何一起来看待这个世界上其他的女性?这样的对话让我们每个人都大吃一惊,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观点和感触。对于我来说,我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强壮,且拥有母性力量的伟大女性。但是我的加勒比朋友看到之后却流下了眼泪,她看到的是黑奴女性悲惨绝望的生活,她自己的祖先就曾被卖到欧洲和美洲做奴隶,虽然已经过去了几百年,但是她依然不愿意去看这样的物品。
19世纪尼日利亚的木雕(哺乳的妈妈与三个孩子),藏于伦敦霍尼曼博物馆。当我们在博物馆中试图讲述这段历史时,我们不想让人们、特别是我们的非洲朋友们觉得这只是一段悲惨的历史。我们要让他们知道,今时已不同往日,这是一个新的时代,21世纪我们需要解放我们的思想,采取行动去改变当下社会依然存在的种族歧视。那么在博物馆中,如果我们开创性地运用这些物品,我们要做的就不仅是讲述历史,更是要挑战并改变一切种族主义。特别是黑人女作家的哲学,包括托尼·莫里森和奥尔德·罗德,我们会把这些进步的对话放入到博物馆中。当代女性历史已经渐渐强大并联合起来一起挑战性别偏见。我的好朋友英国著名的黑人女性诗人Joan A’nim-Addo为霍尼曼博物馆的许多展品创作过大量的诗歌,用文学的形式来阐释解读文物背后的历史。
Professor Joan A’nim-Addo,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加勒比研究中心主任,英国女诗人Joan A’nim-Addo编著的《Another Doorway: Visible Inside the Museum》,这是一本诗歌和短篇故事集。这本书中的所有作者均为女性,大多数是加勒比妇女作家联盟的成员,她们对博物馆中的非洲藏品提供全新的阐释,以此为元素进行创作,借由大量的写作,该博物馆协作项目的目标是使消失的黑人妇女的声音逐步显现。刘洋:我们注意到今年ICOM的主题是特别强调了历史,“争议性历史”、“不可言说的历史”,既然是历史,那对于博物馆来说,它与当代艺术式的表达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Viv Golding:我认为,这样的表达方式和西方人对历史的理解有很大关系,西方普遍认为应该用当下的眼光去看待过去,才会理解过去。历史不属于过去,而是属于现在。包括我们博物馆工作者,在布展时也一直这样试图传递这种思想。历史是理解现在的关键,我们借此来把握过去,体验过去。正如我刚提到的黑奴历史,这就是当下西方社会对有色人种的种族歧视偏见的历史根源之一,我们需要以现在的眼光去真正理解那段历史,帮助我们挑战社会的不公平、不平等。
作为博物馆的工作者,通常情况下,我们要做一些研究,我们会收集到很多有用的信息来编写我们展品说明,但是因为语言的障碍,资料的缺失等等因素,很多策展人对一些文物非常陌生。比如,1901年博物馆第一次征集到刚刚提到的那件尼日利亚木雕,当时只知道是19世纪的,信息非常的缺乏。但是当我们深入到尼日利亚当地,会发现这样的木雕依然存在于他们的生活当中,甚至还有人在继续制作这种木雕,只有深入的调查才能扩大我们对于一件文物的认识。此外,对于这些调查,我们又常常赋予它个性化、个人化的意义,所以当了解到尼日利亚这类木雕的历史后,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哺乳的黑人女性的木雕题材来引发更多的思考,挑战人们的性别偏见和种族歧视,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向大众展示女性可以是强壮而有力的。所以每次策展,都是一次和展品对话的过程,而且非常奇妙的是,如果是三十年前我们拿这个东西做展览,和十年前我们再做,现在我们再做一次,你会发现这件展品很可能在讲述完全不同的故事。随着时间的变化,有不同的新视角加入这样的对话,而我们把这些对话加入历史,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样我们就获得了许多创意的想法和越来越多的参与。我们坚持要有创意人员参与到这类争议性历史的展览,艺术家会有非常多创意的思路和方式,他们可以通过艺术的创作把人们对于一段历史,一件物品的多重的视角和理解,综合全面地展现出来。艺术家的存在把争议性历史的理解扩大到更广泛的、多维的层面,同时许多装置艺术或者交互式的设计也有利于受众的参与和思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非常珍惜、尊重这样的对话,这是有利于未来的。
博物馆内的多种族成员共同合作刘洋:作为当代社会问题的一部分, 您认为争议性历史本身的价值是什么? 博物馆可以告诉我们什么?
Viv Golding:争议性历史非常的复杂,但是争议性历史的价值是巨大的,值得尊敬且认真对待的。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对于解决当下社会不公平的历史思考和引导未来的价值导向上。无论过去发生了什么,我们都正视它,对于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让他们都能够在一个公平、正义、有良知、有爱心的社会环境下共同成长,这不是英国一个国家的事情,而是全世界所有国家和人民要一起去承担的社会责任。英国人通过多年的学校教育和博物馆教育,从上到下,几乎都了解自己国家在过去几百年间做过的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人们会抗议、抵制所有的类似的不平等再次发生,这就是争议性历史的作用。我们的ICOM组织在推动社会公平、全面平等上也做了许多努力,我们曾做过一些抵抗种族歧视的活动,比如我们来自非洲利比亚的美籍同事,曾经被资助来到ICOM讲述他的经历和对美国社会的一些看法,我们觉得通过资金共享的形式,由ICOM来组织各个国家的博物馆共同做一些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
刘洋:您多年来关注社会人权的发展,特别是性别偏见和种族歧视,而这些您非常熟悉的历史,在您看来是否有着更深层次的含义,是否有些更加敏感、更不能够言说的东西呢?
Viv Golding: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非洲裔美国人托妮·莫里森的小说《Beloved》中,她提出unspeakable things unspoken,她认为,美国的奴隶制历史已经有意识地被“无视”,目前笼罩在一种舒适的、国家性的遗忘状态当中。 她说“我们很少被邀请参加到话语活动当中, 即使他们讨论的话题正是我们”。托妮·莫里森的成就,我认为不单单是文学成就,而是作为解决“历史记忆的必要性,忘记奴隶制的欲望和忘记的不可能性”的手段,她让不可言说的历史不再沉默。2013年我和另一位黑人学者Wayne Modest合著了《博物馆与社区:策展人,藏品与合作》(Museums and Communities: Curators, Collections, Collaboration),这本书强调了在博物馆和社群中不同层面和角色的合作,面对那些不可言说却又不得不说的历史,对于那些充满历史故事的文物,我们的认识真的太有限了,在争议性历史的认知过程和传播过程中我们需要合作,和创意的艺术家合作、和那些经历过这些历史的社群合作、和每一个个体合作,分享我们的观点,让这些观点变得更强大,让这个世界更美好。
《Beloved》小说封面,1988年获普利策奖(中文常译为“宠儿”)。【采访者手记】
经过多方联系终于得到了Viv Golding教授的联系方式。开场时,我问她为什么会开展人权、道德这样的研究,Viv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她曾经是一名生活在伦敦中城狭小小楼里的小女孩,但却一直备受家庭和学校教师的关爱。曾经贫困的经历让她相信有办法使这个缺乏同情心的社会变得更好。她的家族背景可以说是一部混杂的种族遗产。外公一族来自罗马尼亚的吉普赛人族群,外婆则是爱尔兰人,爷爷是犹太人,这导致了在她的家族中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这也影响到了她的博物馆理念。“我明白物质文化的力量,一件器物的力量,讲述的力量。当我们坐下来分享不同的食物时我们就联系在了一起,我们有着共通的人性。”访谈结束她告诉我,她马上就要从讲台上退休了,但是她最想做的事情是回到事业开始的地方——博物馆,她说从ICME主席退下以后,她也要继续在ICOM做志愿者,“爱的事业”要做一辈子。
本文原题为“‘BELOVED’(宠儿)——莱斯特大学Viv Golding教授访谈录”,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主办的的微信公众号“源流运动”的“观展518特稿”之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获授权转载,图片由Viv教授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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